官场小说的精神向度

     “官场小说”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命名。官场是政治、经济、文化、人性景观交织之地，必然成为文学关注的对象。官场是“官本位”文化的产物。本来官员只不过是服务公众的职业者而已，官场只是职场的一种。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官民二分法，非官即民，造成了全民争官的现象。官场成为全社会的风暴眼，官场上的风吹草动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官场”潜规则说到底是对法律的僭越与侵蚀。市场社会里企图权力寻租的人也无时无刻不算计着如何打开官场的缺口。读者之所以对“官场小说”感兴趣，更多的是企图从中学得生存之道、谋职手段。“官场小说”不仅成为一心上爬的公务员的“教科书”，也让置身官场之外的人们摸到了某些门道。作品在接受过程中的实用化倾向，是文学的精神功能退化的一种表现。 
    在时下泛滥的官场小说中，王跃文的作品算是比较精致的。长篇小说《苍黄》对县级官场的权力争斗、利益博弈进行了生动描述，从中我们看到了潜规则的强大、人心的险恶、官场生态的微妙。巧言令色、投机取巧者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而仗义执言、为民请命的干部却被贬谪冷落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有过官场经历的王跃文对官场上的种种手腕信手拈来，自然主义的手法被运用到极致，却也因此削减了作品的批判性，使得小说成为一些官员学会生存的教科书。《苍黄》中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压抑，愤怒被限制在官场规则之中。由于过分关注官场上的勾心斗角、阳奉阴违，作者忽略或掩饰了对民主、法治等重大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当下官场中人，不乏高学历者，不乏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其远大抱负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中消耗殆尽。在“官场小说”中，救世济民只是一种若隐若现的情愫，或者说是一种装饰，骨子里装的都是争名夺利、勾心斗角。 
    当下的“官场小说”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写实主义”小说的效仿者。“新写实主义”热衷于零度叙述，消解诗意，嘲弄理想，不谈意义，不谈爱情。王跃文等人的“官场小说”完全是一副冷眼观世、平静叙事的姿态。王清平的长篇小说《天下秘书》（《啄木鸟》第11期）透露出见怪不怪、随波逐流的无奈。当下“官场小说”作家如王跃文、王晓方等大多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若干年的局内人，这些人转行刻画官场，便有一种如数家珍的先天优势，但其作品却缺乏批判性。近年来的“官场小说”中大都透露出对官员的同情。如张宜春的长篇小说《乡镇党委书记工作指南》（《钟山》2009年B 卷）通篇都充溢着对乡镇干部各种苦衷的理解，像是一本牢骚录。基层干部确实不易，但为官者不能一味奉行适者生存哲学，一心钻研投机术，更要有一种舍身求法、为民请命的气概。《苍黄》中的李济运、朱芝等干部写信举报县委书记刘星明，虽然刘星明受到查处，新来的县委书记却将举报者打入冷宫。作家设定此种结局既渲染了官场的凶险，又消解了挺身而出的正义举动的意义。文学的责任在于直面现实，追问人生，而不是让人逃避或屈从。“官场小说”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官场小说”到底是在批判腐败还是还是教人学习腐败？这是作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下的“官场小说”对于官场生存的种种技巧津津乐道。王跃文赋予《苍黄》的主人公李济运县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是因为“县委书记同县长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夹在中间最需讲究艺术”。《天下秘书》对于写材料、递文件等细节精雕细刻，可谓技巧娴熟。《 乡镇党委书记工作指南》 则毫不掩饰其“ 工作指南” 的色彩，直陈为官的种种“秘诀”。“官场小说”作家以过来人的口吻苦口婆心教导官员“夹着尾巴做人”，其叙述老道圆滑甚至狡诈，难觅善良与纯洁的心地。批判情怀的缺失使得“官场小说”只能在精神浅层面上滑行，难以成为内心写作。王跃文在《苍黄》中这样感悟人生：“活在世上几十年就像一桌麻将，抓着几手臭牌天就亮了。”这种宿命的结论体现出作家精神追求与价值立场的迷失，使得“ 官场小说”难以逃脱概念化、类型化的厄运。王蒙上个世纪 50年代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姑且也算是“官场小说”）里那种理想主义早已无影无踪。

来源：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