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范曾、书法家刘炳森二三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因为工作需要，我不仅活跃在作家圈中，在文艺界其他圈子里也能够看到我四处忙碌的身影，美术界与书法界就是我参与活动最多，投入热情和精力最多，报道量也最大的另外两个艺术群体。画家范曾和书法家刘炳森是我记忆中印象深刻的两个人。那时，这两个人都还属于青年范畴，凡是涉及到他们的新闻报道，范曾的前面起初都要加上青年画家，刘炳森则是青年书法家，这种做法与文学界的做法无异，就象我最早报道刘心武时前面也要加上青年作家，而蒋子龙的前面则要加上工人作家一样（子龙名气大了之后，对于媒体仍称他为“工人作家”十分不满，曾多次公开表示反对）。而且，范曾与刘炳森也是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美术界和书法界就十分活跃的两个人。

    先说范曾。
    在我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范曾是在1981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香港老画家赵少昂的个人画展上（我至今还保存着参加那次活动的全部材料，包括邀请函、赵少昂的文字介绍、画册、应邀出席开幕式的来宾名单）。由于赵少昂的资格相当老，不仅与张大千、刘海粟等人是同时代人，而且与中国美术界许多老前辈的私交都不错，因此，他不仅在香港美术界坐头把交椅，在大陆的人脉也很广，再加上他的个人画展是在文革后由中国官方公开举办的首次公开展，因此，几乎轰动了当时的全国美术界，除了在京的包括吴作人、李可染……等一大批蜚声海内外的大师，能动的基本上都来捧场外，很多分散在各省的驰名画家们也纷纷赶来捧场，整个展览大厅的气氛就像过节一般，开幕式之前，就已经是人头攒动、笑语喧声了。更重要的是，通过报道赵少昂画展，等于是让文革后的大陆美术界健在之人来一次集体大亮相，排名上却不像政界那样敏感，顺序上即使有个闪失，也不算重大政治问题，因而也无需采取“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的做法。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赵少昂画展开幕式上范曾的“精彩亮相”。须知，那可是一个美坛老前辈扎堆的特定时刻，作为“后起之秀”和小字辈儿，本来是轮不着范曾露脸儿的。但是，他的性格却决定了他的与众不同——大概是算计好了，就在开幕式要开未开前的一两分钟，各界大员们都已经到得差不多的时候，范曾身穿着一身雪白的西服，脖子上扎着紫红色蝴蝶领结，头发梳得油光瓦亮，双手抱着一只巨大的鲜花花篮，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当时，由于花篮太大完全遮住了主人的脸，一开始人们还窃窃私语，以为是不是来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张狂放不羁的年轻人的脸，大师们的心理一下子就倾斜了，来宾中出现了不小的骚动，有人甚至小声的嘘他，更多的人是投以白眼，还有人干脆把身子转了过去……总之一句话，范曾的出场让很多人不舒服、不欣赏、不满意……而我却从这一刻开始在心里默默地欣赏他——他太有个性，太了不起了！而且我发现，范曾还是一个反应极为敏捷的人，当他意识到由于他的出现，展厅气氛大变时，几乎未做停留，只是同几个熟识的人抬手打了个招呼，然后放下花篮就转身离去了。我相信，赵少昂虽然早已仙逝，他的家人当时也会记住这个场面，记住这个叫范曾的年轻人。
    再一件事是范曾为了筹钱在天津南开大学开设中国第一家私人美术馆，争取到了一个去香港举办个人画展并进行义卖的机会。后来听他讲，那次义卖相当的成功，全部作品未等展览结束就被预订一空，一下子筹集了两百多万元。这个数字至少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万。
    说起范曾在香港的义卖，自然就少不了谈到后来他与漫画家华君武之间的那场中途流产的官司。华老当时除了画漫画，主要精力是主持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日常工作，因为他是党组书记，是实际上的一把手。主席吴作人虽然也算美协领导，基本上是不参与具体工作的。因此，范曾与华君武之间的官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两个私人之间的官司，而是一场民对官的势不均力不敌的官司。事情的起因大致是这样的：
    据华君武讲，范曾在香港义卖期间“招摇撞骗”，他明明是中央工艺美院的讲师，却在名片上印上教授，而且广为散发，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美协党组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明确要对范曾的行为加以制裁，不能让他给中国美术界丢脸。他还希望我能够发表一篇文章，把他的观点发向海外。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何况范曾就是为此事而起诉的华君武，认为华君武诋毁了自己的人格，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范曾对我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华君武说的那样。他在制作名片之前，是向中央工艺美院和中国美协都打了招呼的，而且还特别问过有关方面关于职称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职称评定，又是刚刚经历过十年动乱，一切都处在百废待兴之中，职称的事儿国家也暂时顾不上。因此，所谓的职称，不过是文革前的残留物，经过文革中痛批臭老九，拥有正式职称的人已经寥寥无几，没有了代表性。而且，在八十年代初期，能够像范曾这种极少数获准出国举行个人画展的例子也极为鲜见（当时香港尚未回归祖国，去香港与去其他国家一样，同样被视为出国），几乎全国都找不出几人会遇到同类问题。因此范曾说，并不是我个人想给我封个“教授”头衔的，而是听从了院领导的建议，他们也认为我的水平完全达到了教授的水平，再一个考虑是从维护祖国的尊严出发，在名片上印上教授，要比讲师更便于开展工作；范曾特别强调说，他去香港举办个人画展，主要是想通过义卖筹一笔钱建美术馆，是对国家做贡献的好事，因此他才会得到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华君武那样做并非是出于公心，而是假公济私，借机诋毁他的名誉权，是对他所取得的成就的一种嫉妒。他之所以起诉华君武，是想通过此事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但是，华君武却不这么看，他在第二次与我谈及此事时说，中国不是外国，中国的画家都是有组织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事绘画工作的。因此，从表面上看是范曾在香港举行个人画展，实际上却是代表国家出去的，所以，他随意封自己“教授”头衔的做法，不仅是一种欺诈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如不对此加以制止，别人都这么做的话，以后中国美协的工作就不好办了。因此，我问他会不会应诉，他说先看看再说，但他是做了应诉准备的，因为他要当场戳穿范曾的骗子嘴脸。
    对此，范曾并不畏惧。他理直气壮地对我说，画家的创作行为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包括绘画风格、艺术追求、风格流派……也都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组织上就是想管又如何管得了？如果让中国的画家们都是一个面孔，那还要画家们干什么用，有一部印刷机不是全解决问题了么？
    对于范华二人之争，我也找了美术界其他的一些名家进行迂回采访，想听听大家怎么看，因此我专门上门找到了启功。
    在我的印象中，启功一直是一个“和事佬”，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他，都是笑呵呵的，好像一个从不知发脾气为何物的人，遇事儿也是一个和稀泥的主儿，轻易很少表态。但是在这一次，在启功的家中，他却对我说了很多，而且态度十分鲜明。
    启功说：这件事啊，别人是不好插嘴的，因为华君武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级组织。范曾呢，他去香港干的也不是一件纯粹的私事。如果他去香港义卖把挣的钱都揣自己腰包里了，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再在名片上印上教授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欺骗了。可范曾是为了给天津南开大学筹建艺术系和美术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嘛！而且。我听说，他这么做也是征得了上面同意的，因此，就不能说他是招摇撞骗了。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啊，我就不会像华君武那样做，不就是一张小小的名片吗？何况又是在香港那么个小地方，能给国家造成多大的不良影响？有必要小题大做吗？反过来呢，范曾在有些事儿上做的也确实让人看不惯，凡事儿都喜欢拔尖儿……你毕竟是生活在大陆而不是在香港嘛。
    启功老人最后提醒我说，我跟你说的话你可千万不要报道。我可是把你当成我的小朋友才说了这么多的。“唉——”，老人长长的叹了口气又说，说句公道话，中国的事儿难办啊。我觉得，依照范曾的性格，他就不适合在中国待着，古人们怎么说来着，叫做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那么爱出风头，事事争先的一个人，在别人的眼里当然就会看着不舒服。他也应该收敛点儿，别老让人拿他当靶子。一个人太爱出风头了不是什么好事。
    范华二人的官司后来因为有关方面的干预而不了了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私了”了，可见范曾在上层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那时就已经不能小觑了。
    有一段时间，我与范曾走动的多一些，有时也在电话中聊聊天。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相当情绪化的人，遇怒就怒，遇喜则喜，遇悲且悲，好胜心极强，甚至强到爱慕虚荣的地步。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长期生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个聪明得有时会过了头的好人。
    据画家李苦禅的公子讲，李苦禅一生中只收过一个门外弟子，就是范曾。苦禅老也很看好他的前途，但范曾却中途不辞而别，另立门户，从此伤透了苦禅老的心，至死也不能原谅他，弥留之际特别嘱咐家人，他的追悼会决不能让范曾在场，否则他将死不瞑目。当然，这仅是李家一面之词，我也没有为此找过范曾对质，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核实了又能如何？不过以我对范曾的了解，他的狂放性格是完全有可能这样做的。因为，在他眼里，能够被他看上眼的画家全世界也找不出几个！
    换个角度再看，范曾如此狂放不羁目中无人又何错之有？一个画家，一个以艺术思维支撑着自己全部人生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的鲜明个性，没有别人容不下的特立独行，没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和自信，他还会有傲然不群的杰出成就吗？他还会是今天的范曾吗？


    再说刘炳森。
    我与刘炳森之间的交往要远远超过与范曾的交往，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我与中国书法家协会当时的主要领导和大多数名家们都有着较之美术界更为亲密的交往，各种活动参与的也最多。最典型的一例是，1981年由舒同带队，率领一支庞大的中日书法家联合团队，前往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和登泰山看日出。由于舒同是行政5级的老革命，又是新中国一解放山东省第一任省委书记，因此，我们的专列一到兖州火车站，就受到了当地盛大的欢迎，一路上也是警车开道，威风十足！登泰山时，游人早已清除得一干二净，山上只有我们这百十号人。山里的环境看上去倒是十分的幽静。两国的书法家沿着山道，尽情地赏玩历代崖雕和石刻。
    那时的刘炳森已经是中国书协理事，也是理事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所擅长的隶书不仅自成一家，而且受到了几代书法家们公认的肯定。因此，青年书法家刘炳森在那时就已经很红了，后来还当了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副部级）。或许是禀性相投吧，每逢我参加所有的书法界活动时，炳森都像亲哥们儿似的主动跟我套近乎。记不清是哪一次书协会议了，会议结束后，炳森非要拉着我去他家看一看。盛情难却，我只好跟着去了他家。谁知，我们骑着自行车七拐八绕，却来到了故宫北筒子河边的一片贫民窟里，这时我才知道炳森属于“咸鱼翻身”一族，而且，即便是在他已经很出名了，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全家人住的一间小屋也属于临时建筑，由长短不一的破木板、铁皮和纸壳板‘组装’而成。尽管如此，空间也不过八九个平方。进屋以后，炳森一指占了半间屋的木板床苦笑着说：“这既是我们全家睡觉的炕，也是我写字的工作台。你看屋里也没有下脚的地儿，你看哪儿能坐就坐哪儿吧。
    接下来，炳森就主动把床上的杂物清到一边，然后铺上毡子和宣纸，在一只极普通的砚台里倒上一得阁墨汁，把毛笔拿在手里笑嘻嘻地说：“我给你写几个字吧，你想写点儿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这人不喜欢闹，而是喜欢清静，你就看着写吧。”
    炳森歪着头也想，然后看着我说：“要不就写‘村情山趣’吧，我觉得这几个字符合你的性格，你看呢？”
    “成！就这么着吧。”我说。
    于是，就有了我至今珍藏着的这幅炳森的字。当时他写完之后，反复地看，然后自我评价说，这几个字是我少有的几幅写得最好的字，我都有点儿舍不得给你了。我笑笑说，那你就留着吧。炳森说，哎，那怎么成，说好是写给你的，当然要归你了。说着，他就在上面题款“庆如老弟”指教，然后押上了他的名章。随后，他就向我谈起了他的身世。原来，他由于出身地主，文革中全家人都被赶出了北京，轰回了原籍。可是，那里早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无奈，全家人只好又偷偷地溜回京城，在这片贫民窟里找了一块安身之地。炳森说，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的吃喝就剩下了两块钱，下一顿饭怎么办，明天将会如何都是未知数。因此，他当时一赌气，把两块钱都买了猪肉，做成红烧肉。他说，我对全家人说，先吃饱了这顿再说，明天是死是活，听天由命吧……记得，那天，我离开炳森家的时候，一路上心情都很沉重，感觉到天都是阴沉沉的。
    从泰山下来之后，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都住在泰安宾馆里。刘炳森时常拉着我到处逛，由于从未享受过如此待遇，炳森的心情格外的好，话也格外地多，时不时的就会与我开上几句玩笑。在岱庙的文物商店里，有当地出产的玉器制品出售，我想买一件留做纪念，炳森就热情地帮我挑选，选来选去，最后选定了一只雕有青松翠柏和梅花的烟缸。他说，这件造型既大气，又别致；既实用，又耐看，就买它吧。于是我的案头上就多了一只玉器烟缸（1981年时的物价很低，那时人们的收入也不高，如此精美的一只烟缸，当时只要2元钱，而今恐怕几百元都不止了），至今还在日夜陪伴着我。
    ……
    如今，炳森已经仙逝，好在他生前我曾将我的《征婚手记》和《情人自白》两部长篇小说签名送给了他，也算是对他主动赠我字的答谢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炳森后来官越做越大，我们之间已经拉开了距离，我就很少主动再上门去看他。我的这两本著作是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委托当时的山西作协主席焦祖尧转送给他的。老焦返回来告诉我：“炳森收下了那两本书，然后说这些年我们几乎没什么联系了，其他没说什么。”
    我之所以把范曾和刘炳森放在一篇文章里，是因为他们二人后来共同出过一次国，而且去的是欧洲的德国，这在中国美术史和中国书法史上用范曾的话说就是“从来都没有过，开天辟地第一回”。二人回国之后，范曾给我打电话，请我帮他和炳森召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们有很多的访德感想要说。我二话没说，很快就帮他们作了细致的安排，地点选在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该会办公室主任惠小惠给了很大的支持，因为她的名与姓是一个字，很特别，所以至今难忘。也不知她现在的情况，如有人知道她请代我向她问好），请了七八家新闻单位……详情就不细说了。总之，那次范曾表现得比炳森兴奋，话语滔滔，眉飞色舞，炳森更多的是随声附和，但从两人的气色上看，精神都很不错，红光满面的，一看就是刚从国外回来的模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