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金：我的文与我的书

我的文与我的书，主要是介绍我自己，我写文的过程，为什么要印成书，书的作用，与大家一起交流。

（一）

我上学比较少，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一九六二年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那时，我已经虚年十二岁了，我村中的九个同学都如此，因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九六一年大水泡倒了学校，没处去上学，天天在田地沟坎中拔草挖野菜，也常在水湾里玩耍，逮鱼捉虾。    

是《大刀记》作者郭澄清找到时任宁津县长的郭彦荣，提出了恢复村学校的要求，郭彦荣才把他宁津师范刚毕业的小妹妹郭彦同派到我们村，大家才得以上学。

一九六六年小学还没毕业，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上学不上课，在附近马厂村完小一年多的时间，也是天天到各村去游行，要不到生产队里帮助拔草，到附近的马庄农场去帮助摘拾棉花，几乎没上什么文化课，应该说实实在在地上了四年学，算是个小学毕业生，是后来的部队生活和长期的工作经历，使我又不断学到了些东西，积累了些社会知识，懂得了一些人生道理。

我是一九五一年八月出生的，比共和国成立晚两年，算是生长在激情燃烧的年代和岁月，社会的好风气影响了我，时代辈出的英雄人物感染了我，我的家乡是山东省宁津县时集镇郭杲村，大刀记作者郭澄清是我的叔辈同村人。

我们村是一个民风好，村风正的文明古村，文化底蕴深厚，出文人才子，我的大爷爷王锡田早年就是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崇拜孙中山，追随三民主义理念，建国前为宁津县教育局局长（那时叫校长），被称为王大先生，我的爷爷王研田在村里教了七年书，被称叫王家二先生。

村中的作家郭澄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检察院检察长郭书森、李津县电影放映大队队长郭书德、人民好教师，多年在宁津乡间任校长的郭连禄，被称为当年乡间的四大才子， 新时期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也是层出不穷，我所编辑的《共忆那些年》一书，主要是我们村中人写的诗文，反映了村人的文化状况和文明传承。我的爷爷为教学而于一九二四年早亡，时年二十五岁，生有大爷王元凯、父亲王元杰，奶奶张氏省吃俭用把他们兄弟二人送到私塾学堂念书，也都是优等学生，一辈子没念过书的奶奶，更是不愿意叫孩儿们做个文盲人。    

大爷在村里干了一辈子会计，被乡间人称为乡间铁算盘，父亲是德州供销系统生产资料供应站的一名中层干部，我来德州，是继母乘火车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徐州找团首长把我要来的，这是我的家境村情与出身。

我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珍宝岛战事后参军的，一九七六年三月退伍，先后在德州地区轻工局下属公司任科员，科长，一九八六年调原小市人民银行任调研科长和金融管理科长，一九八九年七月任解放路城市信用社主任，被评为高级经济师职称，连续两届任市高级经济师评审委员会委员，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任德州市中心城市信用社副主任（副县级），党委委员，二○○五年改任工会主席和调研员，这是我的简历。

少年和学生时期，我爱好语文，作文和造句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工作后，曾和市经委干部祁爱民合著过《企业家素养通论》一书，也只是他执笔，我做参谋，只能算是个助笔。

在部队，我被评为先进典型，学雷锋标兵，宣传股的干事们帮我写材料，去讲用，算是带着压力去锻炼和提高。在人民银行基层行，任调研科长两年，天天搞调研，写材料，也帮着全科同志改材料，更是个锻炼写作的机会和条件，也熟练了文笔。    

六十六岁时才开始写东西，实属晚年爱好，以后又觉得是一种责任，也是自我加压，这又成了我的特长，走上了难以停下的写作之路。

（二）

我是二〇一一年退休的，二〇一六年秋冬季节，十六岁离家在承德工作的远房侄子，叫王森荣，愿意为家乡做点好事，也算是对父老养育回报，村干部叫我写个号召书，动员村内外人捧个场，结果有一百八十六人积极捐款，数额达四十几万元，这使我深受感动，也写了不少东西，也叫感怀文。

这些文被村人郭海燕和郭志广先后发表在《父老乡亲郭杲村》公众号上，以后又不断被身为德州农行的高级政工师宫玉河和宁津县第六中学教师杨瑞发布到《齐鲁壹点》和《今日头条》网络平台，很受读者欢迎，我也从此受鼓励，慢慢成了一种兴趣，一种爱好，越写越多。

想到了早年的那些事，那些远去而难忘的岁月，那些可爱的父老乡亲，那些善良勤劳的小脚女人，贤妻良母，他们都成了我笔下的主人公，蓝天白云的自然生态，热闹的生产队日子，与人相伴的乡间生灵，一心为公的好干部，乡间春夏秋冬不同的自然景色，都重新被回忆起来，上了手笔，写了下去。

我的文都是在手机上写的，因为我不会用电脑，纪实散文多些，也有部分长短诗，文笔当然不算好，因为我才念了几年书，华丽的词汇没有，乡土气息较浓，因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吃苦多，作难多，记忆牢，乡土气息永远改不了，肯动脑筋也是我的特长。    

家中，公园，地铁和动车上，都是我的写作地，北京、青岛、济南、德州、老家，都是我采访的地方，写作的地方，最多时一天写四个短文。

夏天在酒店的大堂中，售楼部的大厅里，凡是公共场所，都可以利用，都可以构思写东西，冬天找个避风又暖和的地方，静心不乱的地方，处处都有写作地，时时都能写东西。

开始那几年，也曾长期熬夜写东西，有了新的题材和构思睡不着觉，后来得了脑梗，改掉了这一习惯。

写人是要慎重的，是要实事求是地了解一个人的，不能凭想象和个人感知，要站得住脚，经得起公认和口碑的评价，也必须做认真细致的调查采访工作。

我坐火车到过浩然创作地山东昌乐的东村，那是他写长篇《艳阳天》的构思地，与浩然的老房东老朋友座谈，也到过北京东向的三河市他的居住地，与他的儿子梁秋川和女儿梁春水交谈过，更去过他的文学馆，墓园地，那是为了书写我的《郭澄清与浩然同心境》一文，因为郭澄清是我的村人，从小与他打交道，而浩然，只是看过他的小说，也崇拜他，但崇拜不等于了解，了解必须采访。

我的那些文，有几百篇在网络或头条，在手机上输入我的名字，就能显示好多文，《回望当年生产队》和《浩然那颗农民心》为最火，阅读量近千万，读者留言有近千条。

一些报刊也多次登用我的文，其中《宁津文艺》一期就用了我十一篇文，九篇散文，两篇长诗，那是对我的一次大的鼓励。几年中大约有七八十篇文章被各级报刊采用，宁津文史《乡村印记》上下册更是用了我七十四篇乡村文章，占整个文史所用文章和篇幅量的六分之一，使我更是感动，市文旅局退休副局长刘建义同志编辑的《德州乡村记忆》，也选走了我二百六十多篇乡村散文。    

是社会好友建议我把文合成集子的，也就是汇集成书，说是书便于保存，更利于乡亲和中老年人阅看，我的战友杨万春，是辽宁铁岭市委党校的教授，退休后又被德州华宇学院聘用了十年，他是我出版印书的主要助推者和建议人。我本不想出书，因为现在看书的人少，看手机的人多，书店里摆放的各种书排排片片，购书人确寥寥无几，尤其是年轻人，更是处处离不开手机，这是一股新风潮，不知能延续多少年。

（三）

我写的文，大都是建国后的事，早些年的事，乡间的事，生产队时期的事，激情燃烧岁月和穷日子时期的事，也有一些身边的事，叫随笔记事，村中的事更多一些，因为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他们是我的父老乡亲，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写他们是我的兴趣和责任。

我曾独自在村北墓园拍故去人的石碑照片，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的坟头和石碑的名字发呆，心发酸，眼湿润，件件往事涌上心来，记得那么清，想得那么细，点点滴滴入心头……。

好友们还建议说，我的文接地气，适合中老年人阅读，题材也正适合中老年人看，好多人都提出这个建议，我也无奈。为了尊重大家的意见，在同行好友，飞禽摄影家，市老年大学教师张立新的推荐下，我找到了德州智邦设计印刷公司的经理陈庆辉，他是阳谷人，在德州做印务工作二十几年，他的热情内行与印刷的那些作品样册，吸引了我，工作人员方娟认真负责的态度与细致，又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增强了出书的信心。    

我把父老乡亲郭杲村公众号推荐给了方娟，也把后来所写的所有文章都转发于她，她成了我文章的管理人，梳理者和文档仓库，那时，我的文才六七十万字。在后来的日子里，方娟和智邦公司的同志们根据我文的内容类别，起了书的名字，叫《故乡月儿明》《远去的岁月》《风雨人生路》《难忘的日子》《时代的印记》《共忆那些年》，其中五本书全是我写的，共忆那些年是村人和好友合写的，我只是编著人。

这六本书，有七百多篇文章，约一百二十万字，其中六百多篇是我写的，约一百万字。有的写人，有的写事，有的写情景，写自然环境，天地生态，相伴生灵，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化等，大都是几十年前的事，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分类排序，章节有别，汇集成书。

（四）

五十多年前，我参军离开了家乡，家乡成了我的故乡，所以公众号名为《故乡旧事》，因为是多册书一同印刷，也称为往事记忆系列丛书，这是北京的书号编导给我提的建议。

建国初期，是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旧的东西还存在和延续，传统美德和优良传承也都存在，孝道为先，互帮互助，一心为公，为大家和别人，为社会和集体，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特征和乡间好民风。那年代，风正气顺，人人平等，英雄辈出，干群关系好，相互关照，强调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干部不谋私利，群众积极上进，各行各业都有先进的人物。    

模范标兵，光辉典型，学雷锋，学焦裕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是那个年代的主流风潮，我心知肚明。

我的文大都是赞扬那个时代，那些先进的人物，对我成长有影响的乡人乡事，如县委书记辛生，英模人物杨学珍，苑桂田，乡村女教师李守凤，国家级词作家王培元，村中孝媳付九清等。

村风好，民风正，家庭和睦，天地自然，人们相互帮助，上下和谐，都是乡间的好题材，郭杲村更是如此，那是我们县域普遍存在的好民风，也是我文章的主题精神。

那年代，人们精神饱满，心情舒畅，少有怨气，人人平等，好人受宠，坏人受制，虽然日子穷，但精神富有，人们过日子有劲头，有奔头，有盼头，有意思。我的那些文，就是记述那个年代的事，那个年代的情景，那个年代的人和事，那个年代的社会精神风貌。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失和城市化推进，过去乡间的那些事，已成为远去的岁月，成为时代的印记和历史，成为年迈人怀旧的往事。

在市人民银行退休副行长张春超的引荐下，我也到北京找到了印务中介，办理了书号登记和印刷手续，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好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因为我写文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文化传承，为了传统延续，宣传好的东西，正能量的东西。    

因为《大刀记》作者郭澄清是我的村人，我的长辈叔叔，我从小受他和妻子刘宝莲的关爱，我也有心学习他的那种写作精神，延续郭杲村的文化传承。

（五）

印书前后，我的子女亲人，学校和好友，真诚相助的朋友，也向我提供了资助，智邦公司也只收了我的印刷成本费略多些，六册书印了千套才收了六万多元，除去资助，我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自己几乎没承担什么大的费用，这是我永远不可忘怀的诚实帮助。

有的朋友关心而心疼地说，出书是很费劲费钱的，我跟他们说，只要肯坚持，有种责任感，细心地回顾早年的往事，认真地把它记录下来，做文字上的艺术修饰，就是文章，不把作品当商品，静下心来写点东西，是非常好的行为，利国利民利自己，利脑利身利精神，生活觉得充实，更有成就感。    

只要不是以挣钱为目的写作与出书，不去上书店去卖书，不去追求利润，不把文和书当商品，就不用去花高费用，也没那个必要，更不能把自己当商品，拼命去搞身体消耗，写东西只是为了记述往事，回忆过去，记住历史，陶冶情操，也为了不断启动脑筋，防止大脑过快退化。

我之所以赠书，就是因为看书的人少，书店里都少人买书，你怎么好意思向人家赠书要钱呢，而我自身又没有过多的投入，向人家送书又要钱，是我使不出来的做法，很多人给我往微信上打钱，我一律不收，全部自动退回，人们都说，好人品才能写出好作品，这是我和文友们的共同认知。    

再说，我住在房改房的老宅里，不去买电梯房、高档房，与多年的邻里好友既熟悉又亲近，开着花七万元买的二手小车，省下钱来搞点文学的东西，是我晚年的追求与爱好，不追求吃穿住，只愿意叫大家一同享受往事的回忆。人到晚年易怀旧，老年总说少年好，这是人生存的自然规律。

（六）

写点东西即有利于身心健康，也有利于社会和人民，更是为年轻人，后代人留下过去的东西，知道了过去的苦日子，才知道今天的好生活，共同把握好人生，努力为社会走向多做贡献。因我念书少，文中的错别字也多，郭志广、李凤岐、耿东庆，网络平台上的宫玉河、杨瑞为我细心把关，改掉错别字，使我的文发往到网络和公众号平台，供大家关注和阅读。    

在印刷前的日子里，好友王小平、郭德志、张兴德、杨春桥、方娟，也给我做了文字的校对，尤其王小平，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六本书反复阅看了两遍，使文章尽量少出差错，避免出现错别字笑话。誉满全国的民俗画家刘现辉，是河北人，精心为我的六册书设计了封面图案，智邦公司经理陈庆辉，用了两整天的时间帮我修饰调清书中的老旧照片，市文旅局退休副局长刘建义也给我提供出一些好的建议与帮助。

应当说，我的书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付出才做到的，我只是个记述书写人，如同毛坯房，他们才是真正的装修者，我在书的后记也做了说明，表示了对他们的谢意。德州市档案馆，图书馆，文史委，宁津县档案馆和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文史委和德城区老干部局也都收藏了这些书，并做了相关报道，我退休前的德州银行行史馆和社会好友都存念了我的书，我也分别签字存念。

德州电视台专题部，齐鲁报业集团驻德州记者站，也都对我进行了专题采访，并向社会做了专题报道，使我深受感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七周年前，《军中岁月》一书也印刷出版，抚顺、丹东、德州军分区、宁津县文联和作协，丰华社区老兵志愿服务队，也都搞了些活动，各县市和河北等地的文学爱好者和社会好友也向我提出了一些要求看书的要求，使我的文和书有了读者市场，我也为此感到欣慰。    

年龄大了，不能为社会做什么事情，写点往事回忆，记述好人好事，反映时代特征，也是一种奉献和爱好，常动脑筋防止小脑萎缩，也给中老年人提供一些往事的记忆与回望。

告诉大家我的写作出发点，写作的动力和过程，写作与出书中的贵人相助，表明我的心声，这几年的时间占用，我写文出书前后的思想活动与反映，实事求是地介绍我的文是怎么写的，书是怎么出的，与友共享，相互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