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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9年11月12日   第 08 版） 
　　英国作家罗杰·塔厚尔曾写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名为《漫步文学伦敦——25条带您深入探访伦敦文学遗产的步道》，十分细腻地雕刻了文学伦敦的种种细节，文学教堂、诗人公园、作家俱乐部、文人茶馆、绅士酒店，处处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在位于卡尔顿花园街的改革俱乐部，有作家亨利·詹姆斯所喜爱的房间，门上有一个洞孔，服务员在敲门之前都要通过这个洞口察看一下，以免打扰作家的写作。罗杰·塔厚尔将之称为 “文学窥视孔”，这温暖的细节让人感动。
　　徜徉在青岛的街道，我也追寻着这座城市的文学地理。从大学路到红岛路，从小鱼山到观象山，在绿树掩映间，这些墙皮剥落的老房子不但留下了过去时光的记忆，而且也折射着现代文学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熏陶。文学的魅力与城市的魅力叠合在一起，就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吸引力。遮蔽在浓荫下是这个城市的文学面孔，由于继承了五四传统，散发着格外的青春气息。
　　梁实秋故居在鱼山路，可谓置身于风景之中。上世纪30年代的青岛能把面海靠山的好地方让给作家来住，证明这座城市并不势利。鱼山路36号是陆侃如的故居。陆侃如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论著，文末大多注明：“写于青岛鱼山别墅”。这样的落款对于青岛来说，不仅是一种档案资源，更是一笔精神财富。
　　1934年秋，36岁的老舍先生从济南齐鲁大学来到青岛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直到1937年离开，三年间，老舍先生一面认真教书，一面勤奋写作，完成了《骆驼祥子》、《文博士》等作品。老舍先生在青岛搬过好几次家，先后在莱芜一路、金口三路2号乙、黄县路6号住过，这几处住处，都离山东大学不远，老舍先生夹着讲义，很温和地走来，一路和人打着招呼。一个平民作家是很难识别的，他过着普通人的日子，讲着老百姓的话语，在书房里写的也是老百姓的故事。
　　福山路3号是沈从文的故居。由于离海很近，沈从文将之命名为“窄而霉斋”。正是在这狭窄潮湿的房子里，沈从文收获了爱情。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可见，在青岛的日子给沈从文留下了甜蜜的记忆。留下作家爱情的地方，往往有一种回味悠长的诗意。贵阳花溪是巴金、萧珊度蜜月的地方，花溪因此被称为“爱河”。这样来说，成就沈从文、张兆和天作之合的青岛也称得上是爱之岛了。有人认为，完美的婚姻正是激发沈从文创作激情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都是“异乡”写作，他们客居在城市，却依然怀念着自己的精神故乡，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北平城。客居的作家内心是孤独的，青岛美丽的风景和宜人气候，只能给他们一种外在的舒适感，在那样一个国家危难的时代，他们的心情难以平静，更无法实现真正的闲适生活。王统照的故居在观海二路49号，他在青岛期间出版了小说集《号声》，在序言中，王统照称“自己的心情郁闷前所未有。”
　　闻一多去了昆明，成为民主斗士，留下空空荡荡的“一多楼”。他被暗杀时才48岁。在青岛的岁月正是闻一多做学问的好时光。一多楼里堆积着山一样的古文献资料，闻一多先生吸着烟，在书桌前沉思和钻研。那时的山东大学教室里时常传出闻一多先生的深沉的声音，而那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则成为其魏晋风度的一个佐证。
　　作家们常常聚在一起喝酒，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顺兴楼、厚德福畅饮一番。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邓一蛰、张道藩等七教授，加上国文系女讲师方令儒，并称“酒中八仙”。这样大密度的文学聚集在青岛只持续了几年光景。没过多久，这些教授、文人就奔散四方了。没能留住他们是青岛的遗憾，却不是青岛的错，因为历史早已设置了他们的位置。恰恰相反，如果是因为生活的优雅闲适和气候风景的宜人，而让这些忧国忧民的文人“乐不思蜀”，才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一个见证过作家的痛苦和忧伤的城市是耐读的，我们何必为青岛没有完整地留住作家们的文学人生而叹息呢？有这么一群优秀的作家，在这里爱过、恨过、生活过、孤独过，就足够了。他们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当我们漫步文学青岛的时候，心灵深处便会传来温暖的呼唤。这份感动，属于文学，也属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