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做人》

    怎样做人，是关系到人类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宋朝伟大思想家、教育家朱熹曾指出：“圣贤千言万言，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圣人教人，只是为己。”（《朱子语类》）儒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传统的基础。其可以包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历代儒家人物提出了大量关于国家与社会的治道、政道等政治智慧。二是人学思想。儒学提出并阐发了极为丰富的有关人生哲学、人生哲理等人生智慧思想。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为什么要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的道理。从哲学上说, 儒家所阐发的做人思想深刻揭示了做人的意义、目的、理想、途径、方法等为人之道。它展现了人为何存在、怎样存在等涉及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儒家看来, 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为人之学,其理论的基本旨趣就是讲述做人的道理，诸如做人的意义与价值、做人的目标与理想(人格思想)以及如何做人等问题。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儒家关于人如何待人处世、建功立业等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

一、儒学的做人思想

      儒学对神、怪等“敬而远之”，注重人的现世终极关怀。不论是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还是他的“未知生,焉知死?”的反问,都说明儒学具有世俗化、人文化的精神特质。以孔子、孟子、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至于后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周代以来所形成的“神民互补”、“以人为本”、“天人相分”、“重人事,轻鬼神”等原始人文主义思想,而把思考的重心放在人的心性修养、待人处世、终极关怀、为己之道、民事民瘼等人道问题上。为此,儒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做人的意义、途径、目标、方法等基本道理。儒家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非常丰富,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修身)、人与群体的关系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做人智慧,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做人的意义与价值。在儒家的主要经典《论语》中,全面阐述了“为己”之学与为人之道。孔子曾经提出了“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为己”之学。这表明一个人要注意修己、克己,注重学习与训练,注意培养自己多方面的品质,尤其要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这一切又不是为了个人性目的——自私自利,而是为了他人、家庭和国家,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可见,学会正确做人有助于协调人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大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纲领”与“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指“明明德、亲民、止於至善”;所谓“八条目”就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义；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致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表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内圣功夫是达致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外王事功的必要前提与基础。从根本上说,儒家所倡导的做人道理,即是要求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社会理想(道)和价值准则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团体(包括家庭)、个人与国家等之间的关系, 努力做到仁者爱人、见利思义、依道而行、孝亲敬长、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主忠信、隆礼重礼、泛爱众、厚德载物、成人之美、以直报怨、与民同乐、为政以德,等等。只有按照这些处世之道去做人,方可以利人、利家、利国, 达至个人的心灵平和,家庭的和睦团结,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做人的理想。做什么样的人,做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境界,属于人格理想范畴,儒学对此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总起来看,儒学关于人格理想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大方面。其一,内圣外王。虽然内圣外王是由《庄子》一书首先概括出来的,但是它深刻地展现了儒家关于人格理想的构想。在儒家那里，内圣是实现外王的必要条件,“内圣”乃是指具有较高德性修养渊博学识的个人,“外王”则是指在社会上能够建功立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士。孔孟虽未将“圣”与“王”合称,如《论语》、《孟子》这两大典籍中未曾出现过“圣王”二字, 但他们却是“圣”、“王”不分,以为凡王必须具有“圣心”或“仁心”,君王的“为政之道”必须以实行“仁政”为旨归。荀子虽然将“圣”、“王”合称,在《荀子》一书中大量采用“圣王”，但同孟子偏重“内圣”不同,他偏重“外王”，尤其是看到了圣与王之间的差异,提出了“尽伦”与“尽制”的不同:“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荀子·解蔽》)儒学作为“为人之学”特别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大学》指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可见,“修身”是做人基本要求,其要旨就是按“仁”的原则来设计和塑造人,使人真正成为人。但儒家“修身”的目的并不是个人生活的安逸和生命的永恒,而是要以“天下为己任”用个人的德行造福他人与社会,以仁义行天下, 把治国平天下作为更高的人生追求。这就是说, 一个人要先修己成德, 再去从政。那么儒家的为政之道又是什么呢? 儒家认为,治国要用“仁政”,即“为政以德”。只有统治者敬德保民,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还特别强调了统治者为人与为政的关系,他曾对季孙氏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意思是统治者要以修身为本, 先正己而后正人。如果你行为端正,“以身作则”, 对社会就具有感化作用,别人的行为也就端正了。可见,“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做人的理想目标,它是把国家社会的安定看作最高理想,把个人抱负与治理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统一起来。正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观点几乎代表了所有儒家的人生理想和抱负。二是成人、贤人、君子、大丈夫、大人。儒家所推崇的“成人”触及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成人”既可以作为一个名词,指称一种既定的人格状态,又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意味着人的发展过程。《论语·宪问》说:“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 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此, 孔子认为“成人”必须具备“知”、“不欲”、“勇”、“艺”、“礼乐”等多种品质, 涉及到了社会主体知性潜能、德性力量的开发和审美情趣的培养, 为后人树立了为之努力自我全面发展的人格范型。孔子似乎以理解这个标准比较高、难，又退而求其次，说：“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当今社会寻求孔子所定格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所谓“成人”实属不易啊！儒家还从宏观上为不同的社会主体设计了不同层次的理想人格,分别是君子、贤人、圣人,这也是做人要不断达到的三种境界。所谓“君子”是指具有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自强不息、才学出众等优良品行的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谋道不谋食”，等等。“贤人”则是既具有君子品德, 又能明于政事,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具有圣贤气象的人,荀子说:“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不无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荀子·哀公》)对于那些王之下、民之上的进入政治领域的各级官吏,儒家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必须具备“贤人”的品操和才能，做“贤人”的。“圣人”在儒家理想的人格境界中居于最高品位,它具有仁且智的优良品格, 具体的是指尧、舜、禹等古帝。被后人称为圣人的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但作为做人的最高人生境界,儒家认为只要经过艰苦的修身磨练还是可以成圣的, 例如荀子一再声言“涂之人可以为禹”,“人皆可以为尧舜”。“大丈夫”作为一种人格范型首先由孟子创发, 并得到后世儒家的推崇,它的基本特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儒家那里,内圣、外王、君子、成人、圣贤、大丈夫等人格类型虽然具有层次之分,但都赋予了它们以更多伦理崇高意义——仁爱精神、中庸准则、经世情怀、献身品格等,并具有才、气、技、美等品质。

      (三)做人之道。儒学不仅深刻阐述了学会做人的意义与价值,提出了关于做人的理想境界的设想,还阐明了许多关于如何做人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儒学围绕如何做人、为人、修身等为人之道与处世之道所提出来的思想十分丰富,主要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等，而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有两方面：①反求诸己。儒家认为,成人必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加强自我修为,强化自我修养,才能率先垂范,才有威权,才能感召人、管理人和帮助人。同时,儒家还强调一个人为人处世既不能取悦于人,也不能苛责于人,而必须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培养自己的宽容精神,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这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同时，儒家一再强调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 治人不治, 反其智; 礼人不达,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 ②忠恕而行。儒家提倡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成己成物,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合理的社会交往——忠恕而行。忠和恕一般并称为“忠恕之道”, 它们表达的都是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也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孔子没有直接给“忠”释义,《论语》记载了孔子一段话:“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一般认为这就是“忠道”。关于“恕道”,《论语·卫灵公》中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大学》对这种思想阐述得更加具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即对任何人都不把自己憎恶、想要的东西强加给他人。可见,“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也不要以之来对待别人；我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忠恕”之道是儒家的根本为人处世之道,亦即是儒家倡导的根本人道理念。孔子主张，做人无论是“求诸己”还是践行“忠恕”之道，都要从自己的切身之要做起。任何人，只要主观上想做都可以做到，如“孝弟”、“克己复礼”等等。做“仁”人、好人，完全取决于自己，即“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论语·颜渊》)

二、儒学做人思想的现代价值

       古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条件同古代中国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与环境,儒家的做人思想无疑有需要加以舍弃的成分,但由儒家所阐述的许多人生智慧、人生哲理在当代仍具有普世性价值,儒家的做人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发展,既能为古人效法,也能为今人所用。

       儒家的做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做人难, 做好人更难。在当前, 所谓好人,也就是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按照儒家的做人理念, 做一个好人, 就是要做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做一个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要积极吸取儒家所大力倡导的理想人格，努力做到见利思义、宽以待人、依礼而行、爱人为人、成人之美、仁民爱物。儒家把“智”、“德”视为人异于动物的特性, 将引导我们注意开发人的理智和道德潜质, 塑造才智和德性兼备的人才。儒学重智、尚志、崇美的人学主张,及其所彰显的“成人之道”,启发我们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格,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儒学关于理想人格的构想对人才能、财富的重视,有助于人们把才能展现和道德文章、功利追求和伦理完善有机结合起来。儒家的做人思想尽管呈现“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论倾向,但它毕竟把握到了人的求利价值取向,这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实用理性比较发达,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劳动实践和各种创造发明中得到充分锻炼和展现。儒学对“乡愿”的否定,对人个性的维护和尊重,也会促进人发展自己的个性。传统中国社会个人之所以不够发达, 难以全面发展,主要应归因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而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学思想，尤其不可笼统地归罪于孔孟先贤。其实, 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中华文化所熏陶的个人,并不都是孝子贤孙之类的道德化畸形个体,同样也有才情洋溢、仁智结合的真君子、大丈夫和完满之人。

      儒家的做人思想推崇“修身”、“养性”, 极力倡导道德教化, 借此培养出具有较高道德境界的“君子”、“圣贤”、“明君”、“贤相”。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及国民素质, 锻造出一代“新民”,是近代以来致力于追求中国现代化的仁人志士所期望的。早在1895年,维新派思想家严复就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尔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将严复“民力、民智、民德”统称为“民质”, 并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而说明培育“新民”的重要。虽然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新人”、“新民”褪除了儒家道德思想和人格学说中的消极腐朽杂质,否弃奴性人格,弘扬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但并不绝对排除儒家做人思想中具有普遍性的有益成分(如自强不息)。维新派的“新民”主张对世人提高国民素质在现代化中的作用的认识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与合理之处的。正因如此,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早期也曾力倡“新民”学说, 推行新民运动,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大声疾呼要反对旧礼教、旧道德, 提倡新道德, 以此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也曾多次提出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解放前后,毛泽东所一贯憧憬的社会新人洋溢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浸润着儒家圣贤风格；毛泽东所推崇的人格范型是那种：“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造就一代道德主体。只是市场经济对道德新人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向我们的“育人工程”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社会上一些人身上出现的种种不道德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汲取儒家做人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加强社会主体道德品质修养,建构优秀人格的必要性。虽然目前社会道德状况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基础的道德体系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 某些人的行为出现了道德失范, 特别是由于忽视了道德基础素质建设,导致了“主体性迷失”,一些人出现了过度物质化、功利化、金钱化、个人化倾向。更令人不安的是,少数人理想淡漠,良知麻木,道德沦丧, 道德素质极为低下, 有的竟致见死不救, 残害忠良。整个社会的物质化、世俗化、平面化, 也滋生了一大批被物欲所异化的“单面人”。殊不知, 现代社会作为有机联结的社会, 不仅需要具备高素质, 也呼唤着素质全面,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新人必须是全面发展的人、大写的人, 而不是畸形的人。有的人只注意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 而忽视品德修养, 结果使自己胸无大志、信念缺失、道德败坏、纪律松弛、文化品味低下, 从而沦为知识的巨人, 思想的矮子, 道德的侏儒。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固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儒学所倡导的那样具有“圣贤气象”, 成为道德完人。但是, 如果缺乏起码的道德修养, 肯定也不能算是“全面发展”。光有才能和知识而人品低劣,并不能获得人生的真正成功,有时甚至会堕落为社会的败类,我们每个人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文明素质。学会正确做人, 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具备的基本功,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特别是对于我们党政干部来说, 要做好官, 必须先学会怎样做人。

      儒家的为人之道也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矛盾。目前, 我们的道德教育其方法、途径和内容远离现实生活,难以做到寓情于理，以情动人,而是用干巴巴的教条或生硬的说教进行灌输,甚至干脆用原则和口号来取代道德观念、道德品质的教育, 以至于许多人不注意涵养自己的道德良知，不注意修身养性，更没有掌握到合理的待人处世之道, 不知道怎么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导致手足无措、善恶不分、行为失范, 以至有的人堕落成恶人、坏人、罪人。在儒家看来, 真正的学问首先和主要的就是学做人。而做人基本方法和原则是“忠恕”而行，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即从最亲近的人开始, 培养起孝心、爱心,然后再向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扩展,由亲至疏, 逐渐把这种爱心扩大到对长辈、小辈、上级、下属以及朋友、同事……, 最后达到“泛爱众”， 即对全社会民众的“博”爱, 甚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境界。儒家所大力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为人之道不仅是我们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 也是我们每个人待人处世所应尊行的“不法二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终身学习是21世纪的通行证, 而终身学习又主要指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 其核心就是做人。儒家的做人思想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其内涵博大精深,它对于我们做一个大写的人、完善的人、具有良好形象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做人思想的继承发展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继承弘扬儒家的做人思想,并不是主张盲目复古, 教导人们再去做一个片面发展的人, 而是把儒家的做人思想与当代社会对人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将儒家的人生哲学进行创造性转化, 以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 塑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丰富个人的人生智慧, 提高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能力, 从而帮助人们自觉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立德、立功、立言提供良好的主体条件。

       (一)批判继承。由于受到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的制约,以及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由儒家所提出来的做人思想不可能绝对完美；儒学从创立到发展已延续了两千多年, 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与思潮,使得儒家的做人思想复杂多样; 同时, 同古代中国社会相比,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其社会经济结构、政治情势、文化条件、人的生存境遇乃至国际环境等社会历史背景, 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述因素导致儒家的做人思想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现代工商社会, 对之既不能像文化虚无主义者那样全盘抛弃,又不能像文化复古主义者那样一古脑儿接受,必须扬长避短,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一是对儒家做人的理想人格应作辩证取舍。为儒家所孜孜以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君子人格,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 以及谐天至善、民胞物与、法天立道等圣贤人格, 不仅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古代塑造了无数英雄儿女, 时至今日它们仍是我们可以遵奉的做人理念, 故此应把它们作为健康有益的成分加以认同和接受。儒家做人思想中的尚仁崇德要求有助于改善当前社会日益紧张的人际关系, 而其中所蕴含的仁爱伦理、重节情操、献身精神、宽容态度、贵和理念以及经世致用传统、穷独达兼心态, 对于指导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待人处事仍有可以参照的积极意义。不过,儒家的人格理想虽然分为不同层次, 但总体上过于理想, 有些甚至脱离了人性定势, 由于实践上难以做到, 容易产生大量道德伪善；尽管也顾及到才、气、智、技等人格因素，可仍摆脱不了片面道德化趋势, 这易导致泛道德主义畸形人格。儒家的这些理想人格显然属于陈旧、落后的,应加以批判和剔除。二是对儒家的做人之道也应既肯定又否定。不论是正心、诚意、慎独,还是“内省”“克己”、“反求诸己”、“养浩然之气”,抑或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这些为人之道至今不失为我们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然而, 把价值之源置于个体内在之心上, 断言人生来就具有“良知”、“良能”等善性,突显人的道德自律,认为自我做人修养的功夫和途径是“反身而诚”、“尽心知性”、“自反”、“自省”、“反求诸己”；做人的目的不光要“独善其身”,还要达到其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以求取个人在社会人际秩序中的和谐,这些难以为在极其复杂的当代社会的个人待人处事提供绝对有效的指导。大家知道,现代人对人性的假定不是“善”,而更多的是倾向于“恶”,由此出发,当今社会更突出人的做人功夫的社会化,而不是什么“慎独”、“一日三省”;在制度结构安排上, 则强调权力制约、社会舆论监督和社会教化。可见,儒家的自我超越型为人之道与注重外在社会教育和规范功能的现代生活是不完全合拍的。尽管这种内在超越型的做人理念显示了人性的高贵、人格的独立及自我控制的尊严,因而它在某一方面能够使人适应现代生活, 但是,由于它过于凸现人性善的一面, 而且往往把仁义礼智信等外在规范混同于内在的价值之源, 因而它必须吸收行为科学和规范伦理学等成果, 用外在的社会规范制导达到平衡, 做到自律与他律并举, 以保证自我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安定。

      (二)转化创造。我们不仅要批判性地继承儒家关于做人的途径、方法、意义、理想、原则和规范等思想, 而且要对之进行转化性创造, 使之真正成为能够为当代人所借鉴和吸收的宝贵资源。一是为我所用。挖掘儒家的做人思想资源, 并不是要追求以儒学为本位的文化复兴, 而是要根据当代人的现实处境和人生理想,发展出适应于当前社会的人生哲学, 以切实指导人们的人生实践。例如,儒家讲究“孝为大”, 我们之所以要肯定它, 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守“三年之丧”、三从四德、唯父命是从, 消极偏面地固守“父母在, 不远游”的条例,而是吸收其中所蕴含的对父母关爱、瞻养、尊敬等有益成分, 以帮助人们在现实社会正确处理上下辈之间的代际关系, 提倡一种新孝文以培养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家庭成员。二是有机融合。儒家做人思想必须同当代社会历史条件有机结合起来, 适应于现代社会生活,才能发挥它在指导人们去正确地处理同自然、他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效用。同时, 儒家的做人思想还必须同国外积极健康的人生思想进行整合, 互相取长补短, 以此行之有效地去调控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格形象。如果说儒家的做人思想体现了他人导向和社会本位, 西方至今仍流行着的为人之道显现了个人本位与个性解放的特质的话, 那么, 我们必须把这两种人生价值取向兼收并蓄,以使人既能够做到自主自立自强,又能够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保持个人与社会协调的发展。三是大胆创新。儒家的做人思想对于塑造人的品行并不全是积极的, 也带某些消极陈腐的因素和影响。比如,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依附性人格、自我萎缩性人格、崇古人格等, 因而, 不论是对儒家的做人思想, 还是对由其塑造的国民品性与现实人格,必须进行改造与重铸。当代中国人的人格正处于由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过程中, 为了适应现代化潮流, 我们应该自觉地促进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当代中国人做人的基本理想应是知、情、意全面发展、真善美一体, 协调与进取品格并行不悖, 努力追求自我实现,成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要根据这一人格理想去转化和吸纳儒家所提倡的做人思想, 赋予它以新的社会历史内涵, 新的生命力, 新的风格和特色。例如, 就家庭道德建设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所一直开展的“文明家庭”评比活动就是对传统孝道进行社会化的新形式。

       (三)学习教育。儒家做人思想虽然两千多年来一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奉行的人生智慧。 但是, 一方面,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迁,外来人生思想和现代化的冲击,以及像“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的反传统运动, 导致儒家人生思想随同整个儒家思想体系日渐衰落乃至出现断裂,被许多人所抛弃；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其他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及政治因素(如“文革”中的“评法批儒”)的干扰, 使得人们对儒家的做人思想产生了许多误解乃至曲解, 对之许多人感到隔膜和无知。以上原因导致儒家丰富多彩的做人思想难以发挥它作为有益的为人之道应起的积极作用。为此, 必须加强对儒家做人思想的研究和宣传,鼓励和支持人们去学习儒家经典文献,以吸收和借鉴由其所创立和倡导的人生格言、人生准则和人生智慧，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重要的是,要用儒家所提出来的做人思想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 用儒家所极力张扬的仁义礼智信和恭宽敏惠等核心人生理念去陶冶人的情操, 启发人们培养仁爱之心和同情之感,张显人们潜在的“良知良能”, 激励人们树立节义情操和良好的信誉, 提高人们讲究礼仪的自觉性, 涵养人的恭敬宽容之心, 以促使更多的人真正做到堂堂正正做人, 老老实实做事。

                            200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