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凤的好母亲

作者：王有金李守凤来源：本站发布时间：2024-03-11

李守凤是乡村教师，是乡村教师的模范代表，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又是党的好干部，妇女界的英模人物，激情拼搏几十年，获社会广泛赞称。

她有一个好的母亲，叫刘宝玉，是她健康成长的培养人和助推者，更是我党基层工作的早期党员，在党六十五年，在乡间有很高的威望，常听到家乡人夸奖她，赞美她。

在她去世多年后，她的儿女李守凤，李守平，李守江写了追忆母亲的文章，读来深受感动，现全文编入《故乡旧事》序列号，供大家阅读追念。

追忆母亲刘宝玉

李守凤李守平李守江

母亲刘宝玉（2011年农历2月初5逝世），1920年农历7月初2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后王乡八里庄村，1937年嫁到本县大柳乡李架子村，汉族，1946年入党。父亲李树元1944年入党，他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人，在家孝顺老人，在外帮扶他人，劳动积极肯干。每次修河，只要他带队，准拿奖品（锦旗、搪瓷缸、毛巾、钢笔等）回来。1957年，村里人工挖井矿，别人一天挖一个，他挖两个，父亲挖井矿时受风着凉发高烧，因无钱治疗， 42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年母亲37岁。近一个世纪以来，母亲先后经历过民主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时期，为李架子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母亲从立身处世到尽忠尽孝，堪称完美。对国家、对社会、对事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父母，待公婆，一片赤诚；养儿育女，竭尽全力。几十年来，无论植树造林，计划生育，还是抓生产生活，都做到尽职尽责，不遗余力。曾光荣出席过县人代会和德州地区妇代会。母亲生性心直口快、胸怀坦荡、诚实守信、光明磊落。

心善疼人是母亲最突出的特点。她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听母亲说，大娘去世得早，大爷又参军在外，撇下了四岁的叔伯姐和两岁的叔伯哥，父母上赡养着爷爷、奶奶和未曾成家的三爷爷，下抚养着未成年的叔伯姐、哥和我们姐弟三人，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姐弟三人曾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因有病无钱医治夭折。大哥和大娘家的哥哥是同年生的兄弟，分别取名大喜二喜。两个哥哥很小的时候都发高烧，母亲因照看叔伯哥哥，导致亲哥夭折。因此爷爷把叔伯哥乳名改为腌臜（a za）。叔伯姐李守才11岁时，春节扭秧歌不慎摔伤胳膊，被误捻成骨结核，父母亲卖掉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和养家糊口的粮食，东借西凑地筹到一些钱，父亲用独木轮车推着她到天津、保定等地求医，大夫意见：截肢治疗。姐姐一听大哭着说：“我不拉胳膊，我要家走找婶子。”

回家后听说杨宁家村有祖传医生能治姐姐的胳膊，当时姐姐胳膊已经化脓流水，父亲便带着姐姐登门求治，每天换一次药，见效后，隔天换药，再一集（5天）换一次药。因花钱多，全家老小吃不上一顿净面干粮。爷爷生气地说，“别因为一个丫头家，咱全家就不过了，别治了，用薄板子定个棺材留着给她用算了”。但父母亲仍坚持不离不弃、节衣缩食，千方百计给叔伯姐姐看病，直到她24岁出嫁从未间断治疗。出嫁时，父母亲给她准备了12件嫁妆，守才姐病逝时，还是穿着母亲亲手给她做的衣服。

76年，县委书记赵胜武把还乡知青付争鸣交给母亲带，母亲便当成自己的姑娘严管身教，争鸣也一直把母亲当成她的第二个妈妈。争鸣生孩子前来信叫母亲去照看，因小侄子刚出生几天走不开，母亲连夜给未来的宝宝做的小衣服、被褥寄走。记得2005年春节，争鸣和丈夫周克庸带孩子专程由杭州来德州陪母亲过的春节。母亲一向热情好客，对自己却很苛刻。70年代初，物资比较匮乏，上级来人或是接待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借面也要做顿水饺或盒子、面条给客人吃，自己却吃饼子咸菜。乡里王家绪同志曾风趣地说，如果拿点心什么的给大娘，除非捻碎了，才能吃到她嘴里，不然又送人了。母亲常说，嘴就是个过道，吃饱就行，好一点的还是给人家吃好。就连讨饭的登门，她不是给口干粮打发走，而是叫人家到屋里吃饭。

勤快利落是母亲的行事风格。生活的艰难和家庭的重担，练就了母亲风风火火、手疾眼快、雷厉风行的性格。母亲的行事风格就是一个“快”：说话快、走路快、办事快、干活快，且要求严、质量高。

无论参加什么会议，她从没迟到过。有一次县委在大礼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上午八点正式开会，冬季清晨家里的广播喇叭一响就起床，吃完热水泡饼子步行15华里，第二个提前赶到会场集合点（母亲的脚是裹过又放开的解放脚），一同参会的公社组织委员李金祥同志问，大娘坐谁的车子来的，母亲说，我自己走来的。金祥同志举起大拇指说，大娘好样的！

村里无论谁家娶媳妇嫁姑娘，只要她不外出开会，都去帮忙做被子，别人缝一趟线，她能缝两趟。我们家大人孩子的鞋和衣服，都是母亲晚上和雨雪天气时做的，一晚上能纳一双鞋底儿。“母亲心中装着一团火，心里想的全是他人，满眼都是干不完的活”。

1977年夏，守平在新疆当兵，守凤和守江都在外地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母亲因患急性阑尾炎被地县驻村工作组的同志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刚备好皮准备手术时，突然邻村郑庄老支书郑清坡收麦时被收割机轧断了手指送来救治。母亲听到后当即告诉鲁大夫，“先给清坡同志治，我等等！”等给清坡同志做完手术后，母亲的阑尾已经化脓穿孔了，高烧40多度，处于昏迷状态。

村里学校就挨着我们家，因当时条件差，好多老师曾住在我们家，最多时一个炕上睡九个人（包括乡宣传队的女同志），居住最长的老师达两年之久。孙淑英老师有疼经的毛病，每到这时，母亲就给她沏红糖水喝，烧热砖让她暖小腹，大大地缓解了她的毛病。学校哪个老师家属带孩子来了，说话间，母亲就煮两个鸡蛋给孩子。哪个老师感冒或闹肚子了，就送上一碗热乎乎的手擀面。

良好家风是母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父亲病故后，母亲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侄子和我们姐弟三人（守凤九岁、守平四岁、守江一岁），养活这一家人的重担落到母亲独自一人身上。当时日子非常拮据，吃喝穿戴、拆洗缝补等都有母亲来打理。母亲特别要强，每逢过年，想方设法给老的小的换换新，唯独自己吃屈，找块布绷上袖口就算过年了。就这样，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她经营管理的井井有条。可想而知，母亲是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是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何况还经历过极其困难的三年（1960—62年）自然灾害。

母亲非常注重家风的培养。孝敬老人、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积极向上、心底善良、宽容大度、助人为乐、济弱扶贫、与邻里和谐和睦相处等优良家风，深深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家中的主旋律。母亲常给我们说的一句话是“吃亏是福”。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省钱，60年代母亲自己背着被褥步行去县参加人代会。家庭的熏陶，母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影响打动着我们幼小的心灵，贫困苦难的童年促使我们过早懂事，守凤12岁时因家中超支（母亲劳动了一年不但分不到钱，还欠生产队的）而主动退学，协助母亲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守平7岁就跟着守凤一起种玉米，撒种子，栽地瓜，散秧子，一天能挣2分工分（当时，男劳力一天10分，女劳力8分，未成年人6分，守凤和守平加起来能挣一个女劳力的工分）。

有一年，母亲从县里开人代会回来，看到我们除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外，利用早晚时间把家里自留地的麦子都种上了，高兴地含着泪说，“我家的孩子长大了”。舅父、母一生没孩子，舅父病故后，母亲就把赡养舅母的任务交给我们。守凤和守江定期或逢年过节都带着吃的、穿的、用的和钱去看望，守平则三天两头去跳水送粮送菜，修理房屋，直到为妗子养老送终。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88岁的母亲还要求我们给她代缴一千元的特殊党费支援灾区。2011年母亲逝世后，为了安慰她老的在天之灵，我们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专程到镇党委为母亲代缴了最后一次一千元的党费。

明白做人，清白做事，是母亲的处事原则。母亲建国初期就出任村党支部委员、妇女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她一直牵挂着村里的困难户。上级下发的好一点的代食品（扎出过糖的甜菜丝等），都及时分给最困难的群众，自己留最差的。母亲一生立党为公，被父老乡亲当成主心骨。邻里间的过节，找她调解，想不开的事情，向她倾诉，处理各种家务矛盾和邻里纠纷不计其数，但从没端过人家的一次酒杯，也没摸过人家的一次碗筷。多年来接待上级和周围村庄来人，检查指导工作或参观交流，在家吃饭的人从没算过，都自己负担，没在大队报过一分钱，也没在生产队记过一次工分。

要求完美，尽职尽责是母亲一生的追求。村里高升奶奶双目失明，生有五个男孩，母亲经常带领妇女们到她家帮着做针线，搞卫生。为了发展集体经济，母亲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全村妇女植树造林，受到乡党委政府的表扬。凡是党委和政府号召的事，母亲都积极响应，并克服困难去完成。为扫盲，开办业余识字班，动员大家学文化，当时出现了文化热，村风好。七、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母亲明确责任，从严掌握。全村没出现超生情况。凡是做引流产的，她都自带鸡蛋、红糖、挂面等前去看望。她任村干部三十余年，兢兢业业，直到1981年，出来给守凤看孩子，村党支部改选时，村里党员仍选她，乡党委还保留着她村党支部委员。经守凤再三要求，乡里才让她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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