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口构成与洪武移民大有关联

一 前言

山东地区是中国历代以来一个人口稠密及经济发达之区,纵然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洪武年间山东的人口密度,约为河北及河南两省的1.5倍。此地区应为人口迁出区,不过,洪武年间山东却是明太祖移民政策的接纳区,无论是军籍移民或民籍移民。山东的人口分布呈现东密西稀的格局,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成为洪武时期山东主要的移民迁入区,造成山东西部人口稀少的原因,不外乎此地区为元末明军北伐之战区,就是归咎於元末发生的天灾。不过,明初亦有几处收获较丰的地区,永乐十年(西元1412)江西与山西分别进嘉禾,代表这两地区年熟之象,故明初迁民,山西籍移出最多。

明洪武初期的移民主要目的为安抚元末群雄的降兵降民,蒙古官兵与塞外边民,迨至洪武後期则是希望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促进社会繁荣,以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这两种移民政策虽都有移民迁入山东,然而,洪武後期才是山东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的时期,因为就《明太祖实录》的记载,山东真正规模性的移民似乎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後才展开.明代经过洪武时期的移民垦荒政策,土地生产力恢复,加以政治升平,纵使经过「靖难之役」,明成祖亦延续太祖的移徙政策,致使全国各地人口急速的攀升.不过,就山东全省而论,从洪武二十四年至嘉靖五年(1391-1526),山东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仅3.1‰。洪武二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这两百年间(1391-1590),明朝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在6‰以上,山东这样的人口增长率与其相比显然偏低.山东地区人口增长缓慢主要是明代中期登,莱两州人口减少所造成,此二府人口减少主要是居民跨海迁入辽东半岛,由此可见,山东在接受移民迁入的同时亦有人口向外迁出。

二 东昌府的山西人

洪武初年北方边境俘获的将士和降民大都被迁往政治要地,东昌府则是少数例外地区之一,这说明东昌府的空旷与萧条。位於山东西部的东昌府不仅接受邻近省份的移民，也同时接纳来自山东东部青、莱及登州的移民。东昌府的移民中除了山东境内的人口流动有明确的数量记载外,对於山西人的移入记载往往依附在河北及河南的记载中,以致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洪武年间东昌府接受移民的时间,从地方志的乡土资料是延续不断的,如果使用「以县为单位平均分配」的方法加以揣测统计可得知，从洪武二十二年到二十八年(1389-1395),东昌府接受了6686户山东东部的移民,剩馀22376户为山西移民,约合111880人。以《民国.茌平县志》记载为例,移民的原籍方面,山西移民与山东东三府移民之比为20:7;再者,洪武年间,土著9里,占总屯,里数的25％,即代表土著人口占总人口的25％,而土著村庄仅占自然村总数的5.8％,造成人口数与自然村比例差异如此大的原因可能是:1,村庄大小不同;2,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户口中已包含一批较早迁入的移民;3,有一些移民未被洪武二十四年的户口所包括。由土著里(社)与移民屯数量推测,洪武年间东昌共有40170户,约合200850人,接受移民总数约29840户,合147400人,约占总人口的73.4％;土著约10690户,合53450人,约占总人口的26.6％,可见东昌府是一个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

三 兖州府:西部重建东部补充

(一)、兖州西部

兖州西部在元末可说是受黄河水患最严重的地区,使得兖州西部的大片区域人烟稀疏,造就了洪武期间的移民条件.兖州最北部的平阳县处於东昌,兖州和济南三府的交界处,地理位置与茌平县邻接,该县洪武年间的移民也是以山西人为主,东三府移民次之,两县属於同一移民类型.西兖州北部的自然村情况亦与东昌府南部相似,土著村庄折算成标准村占总村庄的40％.兖州西区的南部诸县与北方大体相同,该地区现今的望族皆是洪武年间山西的移民充当,反映出移民规模的巨大及土著严重的流失.洪武年间兖州西区总人口约78万,移民约占60％,大概有46.8万,其中1.2万是军籍移民,显然此区属於重建式的移民区。

(二) 、兖州东区

兖州东部来自外地或山西的移民只是零星的,不足与西区相提并论.滕县是兖州山西移民的聚居区,以滕县官桥镇为例,洪武移民仅占总人口的13％,故迁入兖东地区的移民人数并不多.因此,兖州府东区在洪武年间是一个人口补充式的移民区,与兖州西区有很大的差别。

兖州府明代初年接纳了约57万左右的移民,大抵上是移入兖州西部,其中80％-90％来自山西,应有50万,军籍移民合计为1.5万。

四 青州府:人口的对流

(一)、青州南区

此地区洪武年间的人口迁入,莒县是一特别的区域.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的大疫,导致洪武年间莒州的土著人口大量减少,约为总人口的35％,创造了外地移民迁入的条件.青州南部其它县,沂源,沂水,沂南及蒙阴四县与莒县的移民情况有三个不同处:一是土著人口比莒县大许多;二是江苏海州的移民数量少莒县很多,主要来自山西;三是出现来自河北枣强的新移民群体.计青州南部的移民人口约20万,海州籍约6万,山西籍约9万,枣强籍约为2万。

(二)、青州北区 

由青州府北部的移民原籍,显示出此地区的移民主体不再来自山西,而是来自其邻近的河北.以临淄为例,土著占总人口的82％,枣强移民占15％,山西移民仅占1％,毫无疑问,河北枣强移民已成青州北部移民的主体.枣强只是作为北方一个移民的集散地,应包括真定府及其附近的地区的移民,因为真定府乃是河北地区人口密度最密集之区,也是人口外流的中心之一,洪武年间真定府人口大量迁往凤阳和山东.甚至有山西移民由枣强出发的纪录,如从地理上分析,山西娘子关→真定→枣强→山东是山西移民进入山东最便捷的通道,故山西移民於枣强稍作整顿再赴山东亦在情理之中。

青州府的移民运动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青州府不仅接受人口的迁入,同时亦有人口的移出,特别是竟从相对人口稀疏的河北真定府向人口较密集的青州府流动。

五,胶东半岛上的军人世界

胶东半岛上的莱州与登州情况颇为相似,号称地狭人稠,然而此区所接受的移民倒不少,却以军户为主.从户口数上分析,这两府每县的人口众多,与青州府属县不相上下.然而,在民国及今天的氏族或自然村统计中,土著的比例却非常低,仅占总人口的60％左右,反映出胶东半岛仍接受了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其中最大宗还是来自山西洪洞县,河北枣强移民也占了相当大的份量.土著数量的比例不大,最可能的原因应与土著人口的外迁有关,如上文所提东三府的人口迁往山东西部外,应有为数不小的数量迁向辽东半岛,无论从土地资源或行政区划上来分析,这两府的居民在人口压力下,很可能迁往辽东这个人口极少的农垦区求生存及发展,这样的移民即是所谓在生存型的移民潮中主动的求发展.莱,登两府在洪武末年共有9卫3所,约53760名将士,合计军籍人口有16万人,扣除由当地人充任者,军籍移民约有13万,与山东其它地区相较,明显高出许多。

莱州崂山县移民普遍有所谓来自云南乌撒卫与登州莱阳,招远二县称来自建昌卫(今四川西昌)者,崂山县地方志中所列各种族谱应可证明云南乌撒卫就是指今日位於西南边陲的云南省。由云南与四川迁入山东不太可能是民籍移民,尤其是胶东人口明显高过这两个地区,故最大的可能即是军卫的调动,乌撒卫与建昌卫就是证明。

六 济南移民:洪洞人和枣强人

在官修史书中,济南府是作为一个移民输出区,不过,在地方志和其它民间文献里,洪武时期济南府也是一个重要的移民接纳区。济南北部地区经过「靖难之役」後人口损失甚钜,这地区已看不见洪武移民的後裔,充斥期间的是永乐移民的後代.这种情况的产生,应为明成祖对洪武移民活动的延续及补充所造成。

(一)、济南北区

先看德州,其地处济南府西北端,大运河之滨,历来就是交通要道及兵家必争之地.《乾隆.德州志》中有记载:「自洪武迁民开垦」一句,可以看出德州亦被洪武移民范围所囊括,德州府的土著和移民(不计军籍移民),由其居住的里数计算,土著占总人口的64.3％,移民占35.7％;从自然村统计则土著为66％,移民为35％,两者大致上是吻合的,而移民的主体是来自山西.除了一般性的迁民开垦外,还有军屯.洪武九年(1376)明政府於德州设卫,在德州境内设42屯,这42屯士兵及其家属达到4620户,13860人,为土著与移民人口的3倍.故洪武时期德州的移民主要是军籍移民,他们有效的开垦了德州荒芜的土地。

从齐河县自然村的统计中揭示出该县土著仅为总人口的40％左右,也就是说民籍与军籍的移民约占60％.所以齐河县确实存在大量的洪武移民,《民国.齐河县志》卷3〈疆域〉指出:「屯所系前明洪武间设,俱在古伦,节妇等乡.」《齐河县.乡土志》也有记载:「境内卫户颇多」,显然在洪武时期曾於齐河县境设立许多军屯.从军屯数93屯大概可估算出军籍移民约3万,在不考虑民籍移民下,而洪武年间移民占总人口60％的假设成立,那麼该县人口就有5万.若再加上民籍移民则超过5万,这与当时济南府的大县莱羌5万人口相较之下,齐河县的民籍人口显然不多,因此设立大量的军卫屯田,以求土地的开垦和经济的发展。

济南府北区的东部诸县,移民情况类似齐河县,滨州,蒲台,阳信,沾化等县,土著人口所占比例不高,与兖州西部的水平相当,此地区也是人口重建式的移民区,移民大多来自河北。

(二)、济南南区

肥城县与兖州府相邻,其人口的迁入与兖州颇多类似,由自然村统计得到其土著村庄占总数的68％,刚好介於兖州府的东部与西部之间,与济南府北区有很大的差别.淄川一带土著人口高达81％,与青州的临淄相当,是济南府中最多的。

概言之,济南府的移民可作如下表述:

一,黄河以北地区,除滨县外,多数县份的洪武移民在数量上不敌永乐移民,这是「靖难之役」後重新组织此区域移民的结果。滨县与黄河以南的各县由於未受「靖难之役」的影响,也就不需要永乐移民的补充,故济南府黄河南北两岸的移民呈现不同的类型。

二,就移民的原籍而论,主要来自山西与河北枣强，其中以山西移民分布最广。枣强籍移民大都迁入济南府东北部及东部一带。

三,尽管齐河县和滨县的移民比例高於30％,滨县以北若干县可能超过40％,但考虑到淄川一带移民比例不足30％,大致上济南府移民比例约30％。

洪武年间济南府的民籍人口总数约为136.5万，其中30％为移民约41万。山西移民占总数的60％约24.5万；枣强30％约12.3万。

七 结语

洪武时期山东地区的移民，是整个华北地区移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移民的组成来看，移民的来源不再是南方人口；移民的形式则呈现多样，有行政、军事迁民与自发性移民之分。就山东全省而论，洪武年间移民占其总人口的35％左右，其中还包括一部份省内不分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从这一角度说，山东的移民是人口补充型。分区而言，则东昌府及兖州西部属於人口重建式移民区。造成山东省境内人口流动如此的差异，乃因元末战乱毛贵占领山东，他经营屯田，立三百六十七屯於莱州，使得山东东部受到战乱破坏较少，这就是山东人口比山西、河北、河南多的原因。可是西部的东昌府，由於处在交通要道上，所受战乱破坏较大，荒闲之地较多，於是东昌府成为山西主要的移入区。然而,山东东部人口密集程度高过邻近地区,它同时亦接受外来的移民,山东东部地区就成了此时期移民由人口密集趋向人口稀疏区移动的反例。

洪武年间山东地区接受的184万民籍移民中,来自山西的移民人口最多,达到121万,占移民总数的66％；次则为来自河北的移民，达35万馀，占移民总数的19％。河北移民大抵上自称来自河北枣强县，不过大多数应该来自真定府，当然也包括枣强县，也可能有来自山西的移民混杂其中，迁自山西与河北枣强的移民构成了山东地区移民的主体。

洪武时期的移徙政策，大致上来说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开垦荒地以复兴战火摧残地区经济方面，成效最为卓越。例如:洪武後期从山西迁往山东东部、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附近的东昌、大名、彰德等七府约6万户迁民，开垦了二万六千多顷土地，不过三年工夫，岁收三百馀万石榖，一千二百万斤棉花，另外又种了一万二千多顷的麦苗，又过了三年榖类更增产至五百五十六万石。在人口成长方面，从明初至正德年间是不断增长的，以後则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於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出现大量流民，使户口数字无法进行有效的统计。明初的强制迁徙政策虽造成迁民的不便与痛苦，但就整个大局而言，移徙政策对明初政府统治权的巩固产生了相当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