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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文学”今天提起来已经十分陌生，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起点，“知青文学”铭记了一代人的苦难和激情，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文学潜力的知青作家。曾有人为之欢呼，认定其中必有文学大师的种子出现。新时期文学的许多标志性作家都有着“知青文学”的写作背景。然而，时隔二十多年，昔日的知青作家已七零八散，成为一个在文坛上悄然失踪的群体。有的出国，有的经商，有的去搞电视剧，有的去大学教书，虽然也有王安忆、梁晓声等少数人仍在坚持写作，但是，笔力已经十分苍白脆弱了。
先天的精神缺陷 　
      “知青文学”是以感谢苦难为叙述基调的，虽然“文革”在心灵深处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和青春逝去的伤感，使他们对现实抱有怀疑和忧郁，但是，面对生活的常态，他们骤然发现，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的经历是一笔无形的精神资本。荒诞年代的狂热赋予他们一种清醒，肉体和精神磨难让他们在生活现实面前无比从容和自信。他们相信既然能从“今夜有暴风雪”的凶险中走出来，还有什么能难得住自己。这种英雄主义情结的无限扩张导致了知青作家对过去经历的迷恋和对个人受难史的神话化。“大林莽”、“大坂”、“青浪滩”、“魔沼”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显示了知青作家踏平坎坷的勇气，也寄托了一种信仰，一种理想，但同时也流露了苦难馈赠的享有者所特有的一种得意和优越感。这证明他们并没有从个人经历和命运上升到更高、更深的一个层面上。正是这种先天的精神缺陷决定了知青作家的短命。他们只能成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派生人物，而无法创造出更加博大的文学气象。
      “知青”不仅是一个历史符号，也是一种精神身份。作为对创伤记忆的表达，“知青文学”只能成为反思潮流中的一个现象，但是，作为“地下写作”之后的一种爆发，我们有理由对这个在当时较为年轻的写作群体以更多的文学期待。国家不幸诗人幸。知青作家作为那个非正常时代的在场者，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精神资源。但是，他们更多的是扮演了“书记员”的角色，心灵关怀的力度明显不够。随着时代主题的转移，他们对知青生活的回忆和迷恋也渐渐成了无人喝彩的自说自话。
匆忙的话语转型
      知青作家的创作高潮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封闭的生活刚刚打开，物质匮乏，精神迷茫。一切都在期待之中。这和二战之后的欧美文学、“解冻”之后的苏联文学有着相似的精神格局。这样一个叛逆与徘徊的时代，是最容易为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提供契机的。文学精神总是在撕裂的心灵内部孕育的。黑格尔认为最理想的冲突是“由精神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美学》第4卷），但是，过于匆忙的中国作家却用各自的方式将这种痛苦悄悄打发了。或去寻根，或搞先锋，或浮在现实层面作应景文章，或踏上宗教色彩浓厚的“英雄朝拜路”。这种角色转换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逃避痛苦、趋利避害却是对文学的无形戕害。
      经历了知青时代风雨磨砺的梁晓声称自己梦想的生活方式是“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平民生活”。在《世纪末的证明》一书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奇特的语式：“既生为百姓（我也是百姓一员），就要热爱百姓生活！”这个括号是何等的矫情，何等的虚伪！可以说，梁晓声在骨子里是不愿意把自己当作老百姓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他不情愿地当了一介平民。然而，他并不甘心。近年来梁晓声介入了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所运用的大多是非文学的方式。梁晓声对社会阶层的分析是经验化和情绪化的，他对社会现实的解释是空洞的，他并没有赋予“良心”、“正义”、“人性”等神圣字眼以充实的内涵。这种力不从心的阐释让梁晓声疲惫不堪。梁晓声的伪平民心态使他对现实的批判缺乏深度和力量，他对金钱统治的诅咒毫无新意。商业时代是贪婪的，而平民却坚守知足常乐的哲学。平民是装不来的，平民生活从来都不是一种表演。梁晓声一方面揶揄权贵,一方面又要在确保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前提下作一个平民。这样,他把自己塑造为理所当然的道德批判者形象。他所选择的“平民立场”实质上是旁观者的视角。他的痛斥和愤怒与平民总隔着一层。
      王安忆在告别“知青文学”之后，是靠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与感悟来维持自己的创作的。充满无聊和琐屑的世俗生活非但没有吞噬她的创作激情和说话兴趣，反而促使其津津有味地琢磨各种生活细节。王安忆经常提到“平凡的情感”这个概念，她似乎总是在千方百计提醒人们要适当遏止超凡脱俗的想法，过于抒情，过于哀伤，就会打破平民生活的和谐和真实。王安忆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农人：“种下故事的种子，然后培土，浇灌，朝出暮归，按着自然的生熟法则，收获着小说。”她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投入越来越呈现出技术化写作的倾向。她的作品越来越琐细、零碎，跟家庭妇女似的，婆婆妈妈，絮絮叨叨，结果搞成了伪家常、伪私人。
      住在北京的张承志感觉自己是一个异乡人。在浮靡的病态的精神氛围中，张承志表现出了保持热血沸腾的心灵努力。张承志主动充当了庸常生活的敌人。多年来，他都是以“不合时宜者”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他的这种坚持与其说他是在同俗恶的商业文化潮流中“抵抗投降”，不如说是在用一种艰难的形式体验灵魂的自由。张承志留恋荒漠的夕阳，怀念荆轲和项羽，向往“让身体经过沐浴”的宗教境界。但是，他的信仰、朝拜和苦守已经程式化，像是一场怪异的表演。孤独和悲壮有时也是一种扮相。
      除此之外，还有热衷于改编帝王戏电视剧的朱苏进、专注于随笔写作的韩少功、李锐……
      写作的危机在于心灵塑造的可能性和审美相遇的偶然性的丧失。一个勉力写作的人如同一个找不到感觉却又要硬着头皮走上舞台的演员，一脸的紧张，一脸的苦笑。仅仅靠文字技巧所维持的模式化写作其实是一种残酷的自我驯化，在实用的修辞和陈词滥调中，写作者终于沦落为可怜的文字奴隶。
过于舒适的生活
      无论搞影视，还是经商搞公司，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昔日那批“感谢苦难”的知青作家已经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这可能是对写作造成致命伤害的一个因素。
      文学是不幸者的事业，是贫寒者的财富。苦难使许多人变得无耻和庸俗，在困境中，人们最容易原谅自己。而作家却是天生的受难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作家一分钟也不能在苦难面前低头，在障碍面前却步。”（《砾石上的铭文》）迎着苦难而上有若干方式，而写作则是最顽固的一种。写作的基本精神就是藐视苦难。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离苦难和痛苦越来越远。安逸的文字只能腐蚀人心。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不幸，这是由历史的局限和人性的弱点所决定的。当然，作家和诗人完全有资格享受幸福，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里面不能失去风风雨雨，否则，他的思想就会退化，他的心性就会癌变，原来那个真诚的自我就会成为虚假的自我。福克纳说：“作家不需要经济自由，他所需要的只是一支铅笔和一些纸。我从未听说过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当下一些个“作家聚会”，都是在上档次的酒店里举行的，座位后面立着笑盈盈的服务小姐，可能听不懂作家嘴里吐出那些奇离古怪的词语，诸如“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等，在女服务员眼里，这些肥头大耳的人和“大款”、“老板”并无二致。为数不少的名作家已经过上了这种贪官式的生活。作家活得这般舒适，这般潇洒，真是可怕。　
离现实越来越远 　
      诗人帕斯说：“现实是最遥远的。”“知青作家”一开始就是躲避现实的，因为他们是以“回忆”起家的。一个拒绝进入现实的作家注定不能长久。语言与现实的长久相持造成了心灵的麻木。我们发现知青一代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中千方百计地逃避现实，唯恐与现实不期而遇。甩掉现实，就如同甩掉一个精神包袱，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实牵引着许多麻烦，这种麻烦更多的来自于描述和阐释的困难。譬如说，下岗作为一种现实，一面是改革的需要，一面是民生的艰难。如果叙述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下岗的痛苦，那么，他的发言就很容易，改革需要阵痛，也需要牺牲，这种话是很体面的，也很完美。问题在于，这种阵痛和牺牲与说话的人无关。老百姓也不指望他们来“分享艰难”。可是，令人讨厌的是，这些人却总是不厌其烦地标榜自己是何等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话说破了，他们就是些靠现实吃饭的人。在他们的把持下，现实主义文学成了现实功利主义文学。
      在市场社会里，为了迎合大众的商业口味，摧毁沉重的现实成为文学的一大功能。作家在浮泛的时代表层滑行，拒绝深度，抗拒崇高，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小男人的卑琐和美女作家的“私人生活”。大众的精神选择是盲目的，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在“现实”之中，他们不过是一群消费动物而已。现实的匮乏使作家们越来越不真实。在现实之外，他们不痛不痒。一个对现实漠不关心的作家只不过是一个玩弄文字游戏的匠人。他们按照市场的需求和大众的口味编他们的故事。
不该失去的写作
     写作是作家的工作，也是作家的生命。写作是痛苦的，既有拷问灵魂的精神痛苦，又有锤炼文字的技术操作的痛苦。但是，最大的痛苦却是在失去写作的时候。失去写作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空白和虚无，折磨着作家，使他们不知所归。“知青作家”的失踪，对于这一事实，最痛苦的想必还是“知青作家”自己。
      痴迷的作家总是偏执地认为自己全部的生活都是为了写作。列夫•托尔斯泰在1898年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一星期余没有写作，而且几乎一点事情都没有做。终日发病，精神萎顿。”一个精神高贵的人是不容许这么长时间（其实只有一个多星期）处于平庸状态的。写作排斥喧哗、排斥热闹、排斥无聊，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一个心有旁鹜的人是不会忘情于写作的。而知青作家那一代人恰恰接纳和参与了太多的热闹。
      写作是写作者的尊严。作家是精神自治者，索尔仁尼琴说：“一个作家就是一个政府。”写作就是他进行精神自治的方式。写作的过程是追问的过程，也是寻找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中断，写作者就会陷入不可救药的失落当中。孤独和寂寞击不倒写作者，写作者最大的恐惧在于写作激情的消退。写作激情的消退是导致知青作家失踪的重要原因。
      写作对心灵的吸引远远大于名利的诱惑。所谓“纯文学”，更多的是指精神的纯正，信仰的坚定。知青作家的失踪和“纯文学”的冷落密切相关。失去写作，是一个严重的精神事件。一个作家因为写不出东西来而从此搁笔，他的精神生命会迅速萎缩，因为良性的精神生态已经终结。 
      写作是作家的生命根基，文学是时代的精神脉搏，一个失去写作的作家是痛苦的，一个失去文学的时代是贫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