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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关于中国铁路史的资料，发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趣事”。它为一般教科书所不取，也为一般研究者所不顾，却是中国铁路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与“辉煌成就”相伴而行的。如果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辉煌固然辉煌，却就有点不像中国的铁路史。原因众所周知，中国岂有那样的便宜事？

      本想效法主流学者写一篇《中国铁路的辉煌第一页》，但实在写不了，于是仍是边抄边议，写成了这样的随笔—— 
                                1 
      中国修铁路，应该从同治初年算起。英美等国洋行两次郑重建议，但均遭拒绝。 
      英美两国，苦口婆心劝这个国家修铁路，当然不是学雷锋，更不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洋人与华人一样，活雷锋比较少见。他们是看好了这个潜力极大而未开发的市场，目的是赚钱。世界的现代化本来就离不开全球市场化。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认定铁路是利国利民之道，所以认为这事是大清帝国定能欣然接受的。他们这样做，还真是很有点讨好的意思。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等到的是一口回绝：中国不需要铁路。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这让洋人百思不得其解：送上门的好事，他们怎么会拒绝呢？中国人在想什么？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所凭借的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此时美国人的经验是：他们把轮船、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模型附上说明书送给日本。日本人热烈欢迎，一边鞠躬一边“哈衣”，从此积极引入西方文明，从器物到制度，于是有了明治维新，蕞尔小国迅速实现富强。同样是东方人，清国与日本不一样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国官员没有听懂他们的意思，不明白火车的益处。 
      那就再试试吧！同治四年，为了让大清国了解铁路的先进性，美国人干脆不远万里运来一辆火车，并在北京宣武门外修了一段铁路。这铁路不长，只有几百米，但作为示范表演已经够了。到了表演的那一天，达官贵人来看热闹的倒是不少，可惜火车开动时发出的声音太大，那是牛和驴的声音所均可比拟的，让文武官员都不自觉地捂起了耳朵。 
      大清的官员们被吓坏了，火车的命运自然好不了。美国人的计划泡汤了，朝廷指示：会吼叫之钢铁怪物岂宜存于吾天朝上国？即令拆除！没几天，步军统领衙门就派人把它拆除了。 
      与华人相比，洋人总是缺心眼，也许正如当时的大学者俞正燮所记下的，洋人虽然比中国人多了两个肾（所以他们多好色），心脏上却少了三个窟窿眼：华人心有七窍，而西夷仅四窍也。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真是证明了洋人的愚笨。尤其是美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多少长进，二三十岁的成年人，做事总像天真的孩子。其实，这也不难明白：智慧是在艰难环境中造就的，生活于自由舒展的环境中，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机会，也就很难有早熟的心计。就是那些的“狡猾的政客”，也缺少中国官员那些权术。商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本以为“经一堑长一智”，而且相信展示实物、让事实说话是最硬的道理，结果还是弄巧成拙。 
      美国人丧气而归，轮到英国人来碰运气了。 
      光绪元年(1874年)，英国人在上海至吴淞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吓坏了一些人，也吸引了一些人。中国人是不迷信规章制度的。管理者一再声明：不准任何人到铁轨上去。但人们还是偏要挤上去看个究竟。洋人急得来回跑，大声吆喝，挥舞旗子，百姓不敢靠近了，但官员和官兵却不怕。因为根据中国经验，百姓不敢靠近，官兵还不敢靠近吗？章程是控制老百姓的，怎能管到官兵头上？可惜，这个铁家伙真的不认人，一个士兵被轧死了。真是岂有此理！国威何在？皇家脸面何在？不过，这次没有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只是铁路奉命停止运营。 
      外国企业家到中国来投资修铁路，目的是赚钱。现在强行停运，成本如何回收？这时的朝廷已经学会了讲道理，所以派李鸿章等去谈判，花28万两银子把铁路买了下来。 
      买下来自己运营，或许是划算的。可是，帝国一般不算经济账。因为民众是如此之多，土地是如此之广，特产是如此之丰富，尽管慈禧太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要花费4万两白银，摊到每个百姓身上，却是捏不着的一粒粉末，所以，钱历来不成问题。即使割地赔款，也并不怎么心疼。 
      铁路买下来了，却并未使用，也没打算使用。后来的做法更绝：花银子雇人拆了，扔到海里。我一直不知道就近的海里为什么不能扔，不走那么远，扔到台湾附近。 
      这一回，轮到英国人目瞪口呆了，从此不嘲笑美国人。 
                                2 
      在反对修铁路的人中，有一位刘锡鸿。这是一个恪守圣人之教的正人君子，真正的忠君爱国之士。他做过驻英副使和驻法公使，因而见多识广，很像现在的一些海龟，常有精彩异常的见解。比如他说： 
       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论国政则由民以及君，论家规则尊妻以卑夫（家事皆妻倡夫随，座位皆妻上夫下，出外赴宴亦然。平时，夫事其妻如中国孝子之事父母，否则众訾之），论生育则重女而轻男，论宴会则贵主而贱客（主人居中客夹之），论文字则自右而之左，（语言文字皆颠倒其先后，如伦敦的套儿，则曰套儿的伦敦；父亲的花园，则曰花园的父亲，此翻译之所以难也），论书卷则始底而终面（凡书自末一页读起），论饮食则先饭而后酒。盖其国居于地轴下，所戴者地下之天，故风俗制度咸颠而倒之也。昼夜亦然，伦敦时刻，较诸中国迟八点钟，阿尔兰又较伦敦迟二十五分。其晚也，乃吾中国之午也；其晓也，乃吾中国之夕也。英人每息于昼，忙于夜，毋亦夜时始阳盛欤。（《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9页。） 
      他一眼就能洞穿西方文化的“荒谬绝伦”，比如历法“不应天象”；月份“名实不符”；说话“语无伦次”等。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能够认识到西方修铁路、造轮船、创电报都是为了用兵；建公园则是因为住高楼容易生病，需要下来透透气。 
      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他说起中国应该修铁路的事，他回答说：“中国立教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同上，25页。）见到英国人所献铁路图，他马上想到了英国人的阴谋：“始知其心非犹占埠通商之故智矣。当轴若不立意坚拒之，则海疆办事诸人喜新悦奇，将中其阴谋而不知悟。（商贾图利，播散其说以惑官，官吏喜功又张大其说以惑朝廷，其祸遂以不可遏。然而无足惑也，市道不足以治天下，技巧不足以臻上理，今岂遽异于古所云邪？）铁路一成，全局安危变于俄顷，非细故也……窍谓吾人持论，当直言铁路之造，不惟有害于中国，并有害于英。盖百姓此时愤心未平，一旦创造铁路，复毁其田庐坟墓，则众怒益甚。则伏莽之贼，遂得借共杀英人为名，因众心以作乱。……吾中国历代圣君贤相，才智非逊于西洋，而卒无有刳天剖地，妄矜巧力，与造化争能，以图富强者，盖见理深而虑祸远，非如英人之徒知计利，一往而不复返顾也。”[同上，25-26页] 
      他断定火车不能行于中国，理由是铁路和火车都不合中国国情，不合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他想得很周到，而且是为下层弱势群体说话的：如果有了火车，必然导致成千上万的挑夫和纤夫失业。为了他们的利益，铁路万万不能修。而且，失业者如果多了，社会就会不稳定。因为他断定铁路不合国情，所以对铁路的前景也不看好：成本太高，即使建成了，也不会有人坐。刘氏知道中国人爱看热闹，但不过是图个新鲜，谁会去坐第二次呢？“不及半载，势将乘坐寥寥”。他的结论是：“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同上，41页。）他很开明，并不要求欧洲必须像中国一样。 
      反对修铁路者绝非一个刘锡鸿。他所代表的，是当时的大多数。 
                                                3 
      中国第一条投入使用的铁路是国人自己修的。据《清史稿·交通志》记载，光绪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 
      其实，这条铁路是个“怪胎”。 
      就在花钱买了铁路扔进大海的第二年，光绪二年，为满足“开平矿物局”的运煤需要，李鸿章奏请建一条铁路，结果是因满潮文武反对而作罢。4年之后，李鸿章再次奏请，为了能够通过，李鸿章真是煞费苦心，如何使铁路合于中国国情呢？奏折特别声明：只要火车，不要火车头，套上毛驴和骡马，拉着火车跑。 
      这个方案是中国化的，土洋结合，所以它被批准了。光绪七年，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可惜，它通的算是“火车”吗？一群驴马拉着列车，在铁道上缓缓前行，因为马粪很快掩埋了铁路，所以要安排许多人背了烘筐拾马粪。 
      这就是著名的唐胥铁路，全长只有几十华里。我曾找遍书报，想找一幅驴子在铁道上拉火车的照片，却一直没有找到。那真是一大奇观，可惜当时报业尚不发达，相机也还是稀罕物。不过，也许国外的报上能找到，因为中国人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通车大典，外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有兴趣。 
      又过了若干年后，中国人终于接受了蒸汽机车，铁路上的毛驴失业了。但官府规定，火车仍然不要动力大的，所以，唐胥铁路上的第一辆蒸汽机车引力只有一百多吨，每小时行驶5公里，比毛驴快不了多少。 
      据说这样的火车很好，优点是既采西人火车之长，又持中国毛驴之速度，人步行就能追上，宜于控制。 
                                              4 
      又过了若干年，朝廷终于宣布：火车适应中国国情。李鸿章也公然坐镇“中国铁路公司”，建成了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 
      这应该归功于谁呢？这个功臣应该是刘铭传。 
      光绪六年(1880年)，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他分析当时国情，把铁路的在各方面的重要性都说得清清楚楚。但能够打动最高当局的，大概还是铁路在国防事业中的作用。他说：“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商务、矿物、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有与各国共之，划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应承。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清史稿·交通志》) 
      刘铭传的奏折被批转各地大臣传阅讨论，虽有不同意见，却使朝廷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想的是洋鬼子会乘铁路迅速占据全国，现在知道自己的军队也可以坐火车快速集结抗敌。铁路还是有用的！ 
      因此，几年后就在全国修铁路了。当时的大臣们齐声颂扬太后“仁泽天下，爱民如子”。今天的史学家亦云：太后锐意改革，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