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我的父亲梁继海》

    这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开国功臣，一位在新中国一心为了党和国家无私奉献的建设者。1966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接见召开全国煤炭基本建设工作会议的人员时，专门把这位功臣拉到身边合影。当电影《乔厂长上任》在全国热映的时候，他被职工亲切地称为“兖州矿区的乔光朴”。这个人就是参与组织领导过全国七个矿区建设、建起30余对矿井，为国家走出能源短缺时代作出巨大贡献的先模人物梁继海。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本报专门刊发梁临平的缅怀文章——

我的父亲梁继海

时光易逝，转瞬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这期间无尽的思念常使我彻夜不眠。父亲爽朗的笑声仿佛还在耳边，父亲梁继海忘我工作、带领矿区干部职工战天斗地建设兖矿大煤田的战斗历程还历历在目，岁月可以带走你们的生命，但你们的精神永存。

父亲梁继海出生在山西省平定县黄统岺乡铺北村一个革命家庭。13岁就参加了村里的青抗先、青救会，并先后担任了村儿童团长、青抗先队长、青救会副主任等职务，积极参加了抗日群众工作。1941年8月父亲报考了抗日完全小学（当时是培养中共党的后备干部的学校），父亲入学后努力学习积极进步，在同年12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学校期间先后担任了童子军中队长，学生会主任和党支部组织委员等职务。1944年父亲被党组织由平定县委组织部派往平定县的一区和七区抗联去工作，任青救会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被党组织派往新区工作，即随解放大军由古北口出关进入冀、察、热、辽边区工作，进行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前线等一系列的战斗工作，后又被党组织分配到内蒙古乌丹县开展工作。辽沈战役结束后，党中央东北局决定随第四野战军入关南下，一路边战斗边开展工作。后就到了江西省抚州专区临川县委工作，先后担任民运部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55年江西省委为了加强工业建设，决定抽调一部分年轻干部到工业战线上去，我父亲先被调到了省委工业部基建处工作历任副处长、处长，同年又调到江西省萍乡矿务局任党委书记和局长，后又调到华东煤炭总公司，担任华东煤炭基本建设总公司党委书记。

我父亲是一个特别能吃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他为人正派，性情直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没有架子，能与工人同志打成一片，为此在“文革”派性斗争最乱的时候，都有工人组织自发地保护他，比如：当听说有的组织要纠斗父亲的时候，有的工人组织就提前把他抓走，找个地方让他休息事后再送回来。但也让全家饱受惊吓，只有等父亲回来后我们才能知道真相，那我们也觉得很值。

在兖矿的建设中父亲经常在基层，建设工地和矿井时时能看到他的身影和听到他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声交谈声和笑声，当然有时也有严厉的批评声。父亲有糖尿病，有时从矿井上来已到吃饭时，他有时会从工人手里正吃着的馒头上掰上一块，工人们会很高兴的叫他多吃些然后哈哈一阵，其实那是父亲感到低血糖的前兆。父亲用人始终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从不讲私情不谋私利。领导着这么大的一个矿区，他却从未有用权力给自己家人和亲戚谋过私利，我唯一的叔叔一家一直在农村老家，曾经想把叔叔的孩子办来两个，但最终父亲也没办这件事。只记得父亲一直坚持让母亲给叔叔家寄钱供叔叔家的孩子上学，即使在经济不富裕的情况下也从未间断过，这一点母亲做的非常好。但是对于有困难的职工父亲却是想尽一切办法的帮助，而且还不让人感谢，许多老职工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坚定的站在党的立场，宁折不弯。为坚持真理他从未低过头，在五十年代还为此受过个别人的打击报复但他却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风格。他从不记恨人，尽管他批评人很严厉，但那只是对事不对人，有时被批评得人可能还在不高兴，他却没事人似的和人家打起招呼来，久了大家就了解他的为人了。他的这种作风深受广大群众的称赞。

由地方转为工业战线后，他感到对工业和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不足了，于是他买了不少有关方面的书籍，特别是大量的有关矿井建设方面的书籍。并主动向科技人员、工程师同志们学习，他经常深入井下工作面和工人、技术员一起在现场研究解决问题。所以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大家喜欢他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

在1965年他调到华东煤炭总公司担任华东煤炭基本建设公司党委书记。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和煤炭部决定在山东省兖州地区开发大煤田，搞现代化的托拉斯，这个任务交给了华东煤炭基建公司，上级决定由我父亲任总指挥去兖州地区，成立会战指挥部，现场办公。父亲搞了多年煤矿工作，一听国家要搞现代化的大煤矿，心中非常高兴，立即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带领有关人员奔赴山东省兖州地区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同志共同研究确定有关事项。前前后后经过了大量浩繁的工作，比如与省、市、地政府协商研究确定基地位置，购置大量土地，安排基地布局等等逐一具体落实，上上下下几经商讨最后在向煤炭部和国家有关部委汇报后经国务院批准将兖州煤田会战指挥部设立在了邹县（也就是现在的邹城市）正在大家热火朝天准备大干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就这样一切工作都被迫停止了，后来各级领导都被关押批斗，我父亲也未能幸免被定为“走资派”关进牛棚进行批斗。这期间我们子女天天给父亲送饭吃，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受到父亲的心中仍然念念不忘大煤田的事情。但只能在焦虑之中等待，毫无办法。

经过漫长的“文革”时期，1971年父亲终于被解放出来能工作了，很快就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建矿工作中。这时父亲的身体虽然不如从前，但他那颗火热的心早已全部投入到兖州煤田的开发建设事业中了。

父亲是一位工作极其认真，精益求精，扎实务实，工作起来就容易忘我的人，看着父亲每天那样辛劳，我们都很担心他的身体，但他却说，为了能为国家多建一些大型矿井，夺回失去的时光，再苦再累也值得。再说建矿不是一般的工作，他关系到工人的安全，搞不好会出人命的，必须认真扎实，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听到他就安全生产问题在电话里反复和相关人员交代，语重心长，不厌其烦。我们最怕半夜电话响起，因为父亲这时不管自己身体怎样他一定会奔赴现场，有时半夜出去，到天亮才回来。尽管父亲对安全生产一直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强调，但搞了几十年的煤矿建设也难免会碰上井难。这时父亲的心情会十分难过，我们会看到父亲阴沉的脸色会持续很久，这时奶奶和母亲会让我们乖一些。父亲甚至主动向上级请求处分。身为总指挥的父亲时刻心系矿工，这种真挚的阶级感情我是永生难忘的。父亲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拿下兖州大煤田的决心使的他不计名利、马不停蹄的奋斗在工作岗位上，就在兖州煤田南屯煤矿庆祝投产的时候，他没有去庆功现场，而是去参加了设计年产300万吨的特大型煤矿兴隆庄矿奠基仪式开挖基土去了。为了兖州矿区的早日建成，他从1971年到1983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全身心的投入到兖州矿区的建设之中，他和全矿区广大干部、职工同志们争分夺秒大干苦干掀起了矿区建设的一个个新的高潮。当时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身为会战指挥部主要成员之一的总指挥，更是责任重大，他带领大家苦干、巧干加实干，几乎把全部心血和身心都投入到了兖州煤田的开发事业之中了。

父亲对工作一向是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更何况对国家百年大计的大型高科技的矿井更要打好坚实、牢固的基础。绝不能有一丝的马虎。对此他更感责任重大，所以他蹲点现场摸索总结经验，以利更好的开展工作。在这期间为了加快矿区建设，实现投资、工期、质量三大控制，在依靠科技进步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根据设计编制的矿区总体，他担任组长，集中以总工程师为主的一批技术干部，应用统筹法，编制了合理的矿区总体发展规划。就是根据实际的地质情况和当时的施工技术条件，以先浅后深，先易后难，工期短，效果好为原则，确定了分四步进行施工建设的开发顺序。每一步都是以一对大井带动一对中型矿井及其他配套工程。具体来说，就是“吃一、看二、眼观三”的方法组织施工，即在一对矿井进入施工高峰时，另一对矿井开拓，同时进行第三对矿井的开工前的准备。此规划经省，部批准后，为矿区合理科学组织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整个矿区建设基本上做到了按合理工期组织施工，建设总工期比定额工期节约了20—36个月，吨煤投资在国内是最低的，达到了优质快速施工的目的。

（二）根据矿区冲击层厚，红土层涌水量大，井下贯通距离长，阻碍了矿井施工速度这一主要矛盾，他亲自主持了全矿区重大施工技术方案的研究制定。这些技术方案有：井筒冻结封水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深部地面注浆封水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井下锚喷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立井机械化配套施工技术的科研攻关和工业性试验，并积极支持设计改革，为建设现代化大型矿井和提高施工速度创造了条件。为了使这些技术方案付诸实施，又进一步采取了“长安排，短计划”的办法，根据矿井施工进度和科技进步情况，每年年底或年初父亲都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研项目的研讨、推广、应用实施计划会议，检查上一年科研和新技术推广应用情况，并根据施工科研工作的实际进展情况安排下一年的科研和推先计划。

（三）他亲自到现场实践，取得第一手资料，然后再确定重大技术项目的组织和实施。比如地面深部预注浆是个新课题，他亲自到现场和技术干部一起研究打钻取上来的岩心，查看裂隙发育情况，然后组织技术人员确定注浆的深度，压力和半径。第一个孔注浆以后，再把岩心取上来观察效果，然后进一步确定注浆孔的个数和深度及压力。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水封到井壁以外，井筒内就没水了，实现了干打井，消除了隐患，加快了井筒的掘进速度，减少了工人在施工中的困难和危险，降低了事故的发生率，保证了安全。当时有人担心质量和安全问题，为此他又专门召开技术工作会议，进行研究，并指派专人对有关技术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在取得了可靠数据之后，这项技术首先在鲍店矿井试验，效果很好，加快了井筒施工的速度，使立井机械化施工上了一个新台阶。以后又在东滩及其他矿井推广。影响井筒施工速度的还有一个井筒套壁问题，以往是三米一个段高，使用模板砌筑井壁，这样做段高低，速度慢，工序复杂。为此他又组织技术人员研究，根据岩层情况，井筒掘一段，打上临时锚杆，喷浆封壁，把段高提高到100米，然后再进行滑模套壁，这样施工速度就大大提高了。鲍店煤矿四个井筒的施工速度在当时来说，是全国最高的。南风井当年开工，当年到底，而且安全情况最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故。

关于冻结施工问题，我父亲在华东工作时，在苏、鲁、皖以及到阿尔巴尼亚，了解到他们都是采取把井筒内土层全部冻死的办法，然后开挖，其结果是速度慢，工人在井下施工难度大，有的同志挖了两个井筒就冻成了终身残废。父亲来到兖州矿区以后，就和负责冻结施工的同志商量，能不能做到将井壁以外的土层冻死，达到封水目的，而井筒最内层需要开挖的土层不冻死，经过技术人员的反复研究，做了合理的设计，达到了这个目的。所以每个冻结井筒都创造了最快的施工速度，平均月进尺达到57米以上，最高月进尺167.54米。

井下巷道长距离问题，它的精确度直接影响到整个工程的施工速度和建井工期，为此父亲向测量技术人员提出，怎样才能保证贯通的精度，经过科技人员反复的研究，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光电测距和陀螺经纬仪定向新技术，推导出疏勒值平差计算新公式，贯通误差由规范规定的500毫米缩小到5毫米，保证了井下巷道的准确对接，缩短了施工工期，并为安装创造了条件。

（四）深入第一线，父亲亲自到施工现场蹲点。在兴隆庄矿井建设中，父亲亲任现场总指挥，在现场蹲点前后长达5年之久。1982年以后，又以煤炭部长代表的身份在兴隆庄选煤厂施工现场蹲点。这两个项目，在国内矿井和选煤厂建设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兴隆庄矿井建设工期6年半，在国内所有同类型矿井建设中是最短的一对矿井，投产后5年即达到设计产量。兴隆庄选煤厂建设工期35个月，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程质量优良，先后荣获了鲁班金像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在这两个项目的施工中，父亲亲自主持和支持推广应用了大量的先进技术，为后两对特大型矿井和选煤厂的优质、快速施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五）大胆相信和支持工程技术人员工作，并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凡属重大技术问题都有工程技术人员参与研究，并以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为主导意见，关键性技术问题，由总工程师说了算。父亲给予大力的支持。如在地面预注浆堵水这个问题上，当时存在较大分歧，父亲就支持工程技术人员搞调查研究和科研，大胆进行试验，最后取得了成功。在兴隆庄矿井冻结施工前，为了在技术上做到万无一失，父亲邀请了全国的冻结专家在施工现场开研讨会，对施工方案和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使这项重大施工技术在兖州矿区施工中得到了发展和广泛的应用。在三部组织立井机械化配套施工攻关工作中，父亲拿出华东的一部分技术力量参与攻关和科研工作，既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又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矿区各项建设任务的完成。当时有一部根据作家蒋子龙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叫《乔厂长上任》，说的是一位国企大厂的厂长大胆依靠科技人员冲破层层阻力大干快上的故事，父亲当时就被人们称为“兖州矿区的乔光朴”。我记得还有一篇报道配着父亲在一线的照片发表在《大众日报》上。

父亲从到煤炭战线几十年间，先后在江西、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参加并组织领导过七个矿区建设，共建井30余对，3000多万吨的规模。兖州矿区是父亲离休前参与建设的最后一个矿区，也是比较有系统的从地质勘探，设计、组织编施工方案到具体施工，前后经历15年的时间，建成了一个新型完整的现代化特大型的矿区。

兖州煤田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于1965年。当时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致使兖州煤田的开发一度受阻，真正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进入1970年代，兖州矿区的开发被列为国家新能源重点建设项目后，在国家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参加兖州矿区建设的各级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的职工，怀着一颗发展祖国煤炭事业的赤子之心，依靠科技进步，攻克难关，积极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大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出了一套适合我国情况的施工新技术。在煤田的开发建设中严格遵循国家基本建设的程序，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整体布局，采用新的科技成果，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了高速度、投资省、效益好、质量高的建设效果。经过近20年的拼搏，终于使理想变为现实，一座年产1255万吨的（这是当时的数字）特大型现代化煤炭基地以她魏峨的雄姿屹立于山东大地孔孟之乡。这也总算是圆了父亲为国家建设大煤田的梦想。后来由父亲一抓到底的兴隆庄煤矿建设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当时我正担任着山大齐鲁医院的科研处长，特别清楚这个奖的分量，这是国家对项目领导者、设计者和建设者的最高褒奖，我为之兴奋。后来在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我主动和父亲谈起这件事，我说：“爸爸，在我印象中兴隆庄煤矿是您一手抓的，从第一锨奠基土到建成投产都是您亲自抓的，我觉得您的排名还应该再往前排才对。”父亲淡淡地说：“孩子，为什么要把名利看的这么重要，获了奖说明国家认可了我们的工作这就可以了，还有那么多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还有上级领导的支持，那是大家的功劳。”父亲接着又说：“孩子，我们当时出来参加革命可没有现在的一些人那么多想法，就一个想法解放全中国，建设好国家，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我们一起出来28个人，到解放就剩下了7-8个，想想牺牲了的同志还有什么可计较的。能有今天的日子我们就很知足了！”这就是他们这代人的境界！父亲的这些话对我以后的工作和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征战一身的老父亲年近花甲，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胜任当前的工作，在1982年就向组织提出申请退居二线或者离休，这样也好让年富力强的年轻同志到第一线去担负领导工作，以更有利于党的事业。从1983年起他担当起了顾问的工作，直到1998年12月正式离休。后来在上级组织的关怀下我父亲又享受了副省、部级医疗待遇。

一生为国家的煤炭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的父亲放心吧，我们一定会记住您的教导，向您一样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事业，好好工作。您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兖州矿区在新一代领导者的手里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老一辈的艰苦创业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兖矿的发展史上并在新一代领导者身上发扬光大。

我们永远怀念您，亲爱的父亲！

（该文刊发于2011年11月12日《山东工人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