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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存在一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在进行所谓的人性深度开掘的过程中陷入了误区。
　　有些文艺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即着意表现歹徒的善心、汉奸的人性、暴君的美德。好像只有写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才能表现出全面的人性、真正的人性。电影《赵氏孤儿》对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最大改变就是人物形象刻画的中性化，一是英雄人物程婴等不再高大不可及。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悲剧人物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虽然可以完全置身屠岸贾赵盾两家的矛盾和冲突之外，但是他们却毅然决然地卷入这种矛盾和冲突中，硬踩是非门和担危困。电影《赵氏孤儿》则改为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被动地卷入屠岸贾赵盾两家的矛盾和冲突中，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他们救孤的壮烈行为，以至于程婴忍辱负重地抚养赵孤只不过是出于为自己的儿子报仇这种狭隘目的。二是邪恶势力屠岸贾不再十恶不可赦。元代杂剧《赵氏孤儿》的邪恶势力屠岸贾不但出场就是奸臣，而且越来越坏。电影《赵氏孤儿》则改为屠岸贾并非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一个狠毒与慈爱并存、斩草除根与舔犊情深同在的枭雄，并为屠岸贾的残酷屠杀进行了开脱，“他为什么杀赵家三百口人？因为赵朔夺了自己的兵权，抢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屠岸贾的残暴行为“合理化”了，以至于屠岸贾在已知养子赵氏孤儿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还多次放弃杀死他的机会。这就彻底地消解了中国悲剧追求正义的精神。这种现象并非个别。
　　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的出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是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不过是思想危机的产物，即这个时代出现了不少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内外不一的矛盾人物。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人是很复杂的。遗憾的是，竟有许多人相信复杂装饰了人。然而复杂性是一种杂色，当然很便于适应任何环境——便于‘拟态’。复杂性，这是在小市民社会的生活条件下，由于不断地为生活中的有利的安逸境遇作烦琐的斗争，因而引起的‘心灵’极度分裂的、可悲的和不正常的结果。”(参见《论文学》，高尔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3—64页。)有些人竟然不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他们思想懒惰、感情冷淡，想过安逸的生活，而不是争取从长期受压迫而被尘芥和泥泞污染之中解放出来。二是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契合了当前后现代思潮下追求多元价值的文艺观念。当前一些文艺家的兴趣，不是去批判生活中假丑恶的东西，而是着力去消解传统、对抗主流意识；不是去努力发挥文艺的社会功能，而是极力去表现自我、张扬个性。这些文艺家在向往、倡导多元的同时，实际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狭小视域，不能发现和发掘生活的本质，不能超越个人的意识和理念，从而创作出看似真实其实只有片面真实的艺术形象。三是这种人物形象塑造中性化的倾向适合了当前社会生活回避崇高、满足平庸的现象。当有些人的眼光只是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利益和物质欲望的时候，所谓理想、所谓道德、所谓崇高是被弃置一边的。当他们呼唤理想、呼唤道德、呼唤崇高的时候，他们又往往是自外于理想、道德和崇高的。更有甚者，一些人不相信崇高，不相信崇高伟大人物的真实性，怀疑舍身取义、赴汤蹈火行为的现实性，刻意矮化英雄人物，给一个高尚的行为安上一个卑琐的灵魂。这种以己度人的现象，实在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精神状态的折射。一些文艺家的创作不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而是等于甚至低于生活，就只能创造出一些不分好坏的人物形象。一些人认为，艺术不应干预生活，正如生活不应干预艺术一样；艺术家是为艺术、因艺术而存在的，艺术是艺术家纯个人的事件，因而不能对艺术家提出各种“非分”的要求，否则就是横加干涉。这显然是不成立的。如果想到艺术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各种影响、效果，艺术就不是完全独立的、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正因为艺术对人们可能产生某种深刻的影响和广泛的效果，艺术家不应放弃其正义良知和社会责任，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就不应当是好坏不分的，更不应当是以坏为好、以邪为正的。
      人物形象当然不能简单化。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以正邪好坏来把握人物形象，导致人物形象的简单化、脸谱化。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极力去挖掘正面人物形象的阴暗、渺小的一面和反面人物形象的温情、善良的一面，以为不如此就是没有深度、就不符合艺术真实。这样的做法，结果是人物形象自身善恶同体、正邪融合，人物自身没有矛盾冲突，冲突不是内在的，行动的动力也非源自自身，其通过行动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其实缺乏内在的逻辑，人物形象也不可能通过真正的内在的冲突得到深化和丰富。这样的人物形象也就沦为扁平的形象。从反映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形象因为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不能把握时代的主流，恰恰表现出很大的片面性。人物形象可以是平庸的、甚至可以是坏的、邪恶的、反常的，但人物形象在展现这种坏、这种邪恶的时候不能以坏为好、以邪恶为正义、以反常为正常，也就是说要同时体现正义的立场和正义的在场。在这方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果戈理等大师仍然没有过时。像莎士比亚的悲剧作品《麦克白》，以一个恶人为悲剧主人公，但莎士比亚却充分展示了这个人物内心邪恶与正义的冲突；麦克白与其说是被外来的正义之师所打败，不如说是被他自己的良知所打败。在这个人物身上，正邪善恶并不是和谐的浑然一体，而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的毁灭恰好表明了正义的胜利。这样的冲突难道没有人性的深度吗？这样的胜利难道不真实吗！艺术作品之超越生活、超越现实，除了要对生活、现实的普遍性东西有所把握外，还应当塑造出超越生活、超越现实的人物形象，或者表现出超越生活、超越现实的某种理想。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如果艺术不能给人以希望，这样的艺术不能说是高贵的艺术。
　　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可以而且应当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应当是共同的，那就是艺术家应有的操守。在这方面，康德强调道德之于美的价值的观点是很深刻的。他说，美是道德的象征；又说，有两样东西让他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他所谓的审美无目的性、无功利性，其实是与审美的目的性、功利性构成二律背反的。而人们在强调审美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审美的目的性、功利性的存在，以为艺术活动、审美活动是随心所欲的、可以放弃正义与道德的活动。这种意识其实是对艺术和审美本质的一种误解。艺术家塑造人物形象，可以复杂、可以阴暗、可以邪恶，但不能丧失良知的在场。这应当是艺术家的一个基本操守。而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所存在的“中性化”误区，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些艺术家没有这种操守所导致的结果。
　　当代某些文艺作品则回避正义、回避善与恶的冲突，采取一种所谓绝对真实、客观或者“娱乐”的态度，造成一种正与邪、善与恶的和谐统一、融为一体的状态，导致“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现象，从而丧失了艺术应有的态度和倾向，其结果不仅是表现了一种迷惘，甚至对人们产生了某种误导。对于这个误区的负面影响，应当引起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