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中的战士——郭澄清》

         这是一位留得生前身后名的已故著名作家。1965年他和李准、浩然、茹志娟等7人在“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为特邀代表受到表彰； “文革”期间他挨过揪斗、被关过“牛棚”，但是他坚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现实主义道路，两次退掉分给自己在省城的楼房、放弃省里的“太平官”不做，回到他老家的土屋卧薪尝胆搞创作；为写出反映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零距离”接触一位老八路，他宁愿搬进一个荒凉大院的破东偏屋蜗居；1976年他积劳成疾偏瘫的十余年间，仍以顽强的毅力，常常用牙叼着笔写东西，被誉为“保尔式的作家”。他，就是家喻户晓的《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 

                                  作家中的战士

       在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抗日题材长篇小说《大刀记》出版30周年再版之际，记者采访了著名作家郭澄清的儿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郭洪志教授。 
       谈起自己的父亲，郭洪志景仰、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的父亲郭澄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坚守者，也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真正能够反映他扎实功力的是短篇，他五、六十年代写的短篇小说《黑掌柜》、《公社书记》、《社迷续传》、《篱笆两边》等作品，现在看来，无论从小说内容还是到谋篇构思，从艺术特色到语言风格依旧闪烁着迷人的魅力，在当代文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地是一位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学作家。《大刀记》是他老人家百万字的长篇力作。抗战发生后，在我省宁津、乐陵一带，活跃着一支大刀队。这支队伍是1937年8月由当时中共地下中心县委书记杜步舟请两位铁匠师傅打了大刀拉起的，发起地在现在的乐陵市许家村。这支部队后来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十六团三营，杜步舟任副团长，薛家、盖家之战就是由他指挥突围的。我父亲依此为原型创作写成了三部头的长篇小说。因为它发表在1975年，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推出的，所以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深受群众喜爱，当时发行量就达到了100余万册，全国各地的电台都争着播出。《大刀记》是‘文革’时期文学中为数不多的精品，成为‘文革’中文坛上的一个奇迹。”
       开场白以后，郭洪志便讲起了其父郭澄清的文学创作经历：
       “父亲郭澄清1929年生于宁津县郭杲村，解放战争中过的是边战斗边学习的生活，中学一毕业就入伍参加了著名的济南战役。解放后本来可以在济南留下来当个不大不小的官，但为了自己的文学梦，他请求组织批准，回老家宁津干起了基层工作，小学教员、校领导，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公社副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基层岗位几乎转了一个遍。1955年他在《河北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郭大强》后开始引起文坛关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五六十年代成为全国影响颇大的中短篇小说作家，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4部。《万灵丹》、《老队长》、《社迷》、《黑掌柜》、《嘟嘟奶奶》等小说把农村各类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得活灵活现，在文坛上受到广泛的好评。1965年11月，他被推荐参加了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中央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和李准、浩然、胡万春、王汶石、茹志娟等7人作为特邀代表受到了表彰，会后他们7人又都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等的创作体会。”
       “1958年，父亲郭澄清还创作了一首全国影响很大的歌词《北京的太阳暖心房》，在地方报刊发表后，《人民日报》、《诗刊》立即予以转载，并被谱上曲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电台播放，中央台‘每周一歌’播出了很长时间，他主张的‘文学离不开生活，生活是文学的家园’使他的文学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住在乡下的我和哥哥，自记事起就天天盼着在县委工作的父亲能常回家看我们，但是父亲几乎天天忙着去农村工作和深入生活，根本忙得顾不上家。长时间见不到他，我们就缠着爷爷带我们到去县城看他，中间要走20华里的乡间小路，但总是找上的时候少，扑空的时候多，因为他总下乡。有时我们爷孙住下等上两天仍不见人影，只好沿着那条乡间小路再回家。长大才知道，他那是在体验生活，100多个中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报告文学和许多首诗歌民谣等作品正是在这种深厚的生活积淀下才写出来的。我父亲常常自豪地对我们说：‘搞文学创作，我有根，我有生活。’” 
       “六十年代初，母亲和我们跟随父亲到县城安了家。永远也忘不了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的父亲‘积习’难改，当有些艺术部门调他去任职时，他都推辞，即使条件比县里好多少倍，因为他留恋乡村生活，离不开他创作的土壤。在记忆中，我们光搬家就搬了好几次。一次，父亲领着我们搬进了一个荒凉的大院：那是一个旧社会大户人家的作坊，北房好一些，东西偏房破旧不堪。我们住进的是东房，潮湿低矮，有一根檩条还断了，怕房顶塌下来用根木柱子顶着。原来，已是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父亲把家搬到这个‘鬼地方’，是因为这里北屋住着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八路。搬家之后，工作之余，父亲就和同院的这位老八路天天‘粘’在一起，一起讲打鬼子，一起研究社会人生，一起拼杀象棋。这一住就是10多年，直到这位老八路去世，我们才跟随父亲搬进了好一些的房子。后来，我读着父亲的小说，才看出，他那些抗战题材的文学作品里，处处闪现着这位老八路和他的战友们的身影。和老八路相处的日子里，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决斗》的初稿，长篇小说《龙潭记》也完成了创作前的准备工作。他是把自己根植在了人民生活的大地上。” 
       “父亲郭澄清作为青年作家，正在全国文坛开始走红的时候，不幸的是，‘文革’开始了。长篇小说《武装委员》已经开始印刷，却被勒令停止出版，一部中篇在出版社已印出了清样，也被派性组织销毁，接着就是父亲被揪斗、关进了‘牛棚’。不让写了，父亲却有了一个静下心读书的机会。不准读被称做‘毒草’的文学，他就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选集。父亲在‘积极改造’着，表面上平静，内心却充满了痛苦、失望和愤怒。终于在一个月后，他郑重地对我母亲说：‘我不服，民心不服呀！革命老干部被整得太惨了，如果他们完了——传统就丢了——人心就垮了——民族就完了……不行！我要写部反映老八路、老革命精神风貌的长篇小说。’” 
       “有一天散步时，父亲突然问我们：‘谁能说清楚苍天是什么？’接着又自问自答：‘其实，苍天是人心、千万人心、亿万人心……其实，苍天是文化，民族文化，人类文化……盘古先开天，女娲又补天，屈原曾问天，悟空敢闹天……可是今天，或许，我们面临的正是苍天在塌陷！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突然他攥紧了拳头，‘吾心不能沉沦，这书我一定要写！书名我也想好了，就取名大——刀——记。’”
       “从此，父亲郭澄清开始忙了起来，偷偷地去看望和安慰那些挨批斗的老干部，和他们畅谈革命史，然后跪在昏暗的油灯下的炕桌前埋头奋笔急书，因为在父亲看来，和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责任比较起来，个人安危算不得什么。正在‘冒险’拼死一搏的时候，父亲的命运却有了转机，组织安排他到地区军分区和济南军区搞文学创作，后来又成为《奇袭白虎团》的剧组编创人员。尽管如此，他写《大刀记》依旧痴心不改，当调任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创作室主任（以后又任省作协副主席）后，安排好工作，他马上又向省委请了创作假，直奔乡下老家。他语重心长地对看望他的老领导和乡亲们说：‘过去，这是我自己的心愿，我自己压给自己的责任。现在不同了，我已经和省委汇报了，已经和许多老领导说了，已经和国家和省出版社的有关领导谈了，我写这部书是党交给的任务，老领导、老革命家们压给我的责任了。’”
       “老人的《大刀记》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完稿了，但在当时‘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下，1972年人民出版社只印了第一部《血染龙潭》的征求意见稿，发到全国文化领导部门进行审查。结果，百万字的全书被压着不让出版了。等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才在严文井、王致远、屠岸等人的努力争取下，又把父亲请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对小说进行修订。当时主管文化部的‘四人帮’干将，直接插手审查，硬说《大刀记》第一部‘没有写党的领导’，更不符合‘文革’路线，要求全部删除。经过反反复复地斗争和交涉，他们才作为让步把第一部《血染龙潭》作为很长的一个大‘开篇’，保留了一部分，把第二部《火燎荒原》加以扩大，第三部砍掉。1975年7月—9月，恰逢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全面展开，人民出版社的严文井等领导们借纪念抗战30周年之机，顶着巨大的压力硬是把这部书给出版了，山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加以印刷。”
       “出版的《大刀记》，虽然被‘四人帮’一伙删砍得面目全非，但是照样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文化专制’和文化‘沙漠’的时代，对于读者，这无异于是久旱逢甘露。但是，《大刀记》并没有给他带来荣誉，这时，‘四人帮’的爪牙们指责他的作品是为‘民主派’招魂，‘不能为当前的反走资派斗争服务’，并专门从文化部来山东调查《大刀记》的写作‘背景’，要揪出背后支持的‘走资派’和黑线人物。给父亲郭澄清压力更大的是，《大刀记》出版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同志‘下台’，《大刀记》成了与‘文革’唱反调！‘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召集作家开会叫每个人必须写批‘走资派’的作品，并责令郭澄清写一部‘反走资派’的中篇，其中还要影射周总理。父亲没有理睬，回到老家的土坯老屋里依旧修改自己的小说《千秋业》。他们就不断地催稿和施压，父亲屈辱、气愤、恐惧（知道小平同志‘下台’，自己离着被打倒批斗已经不远了），再加上积劳成疾，1976年5月突发脑血栓，瘫痪在老家，年仅45岁！现在，我为我父亲自豪的是，‘文革’十年中他没有写一个与‘文革’相符合的铅字。”
       “父亲是我终生钦佩和尊敬的长者，他的骨头是‘硬’的。他老人家中风偏瘫了，却仍旧钟情于他的事业。在卧榻的十几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整理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黑龙潭》、《决斗》、《历史悲壮的回声》、《笔》，一部长篇叙事诗《黑妻》，还有若干诗词、散文作品。因为偏瘫，他写东西时身子是扭曲着的，脖子得歪着，握不住笔，他时常用嘴叼着笔杆写字，可他依旧在不停地写呀写。1989年，在去世前一个小时，只至昏迷前手中还一直握着笔……” 
       说到动情处，已届天命之年、桃李天下的博导郭洪志教授，本来语言流畅，侃侃而谈，此时说话竟断断续续，老是激动得站起来、坐下去。他不愿意再多说什么，起身把郭澄清先生所有发表过的东西都拿到了记者面前，记者翻看中，觉得《痛念郭澄清》一文中的一段话足可以概括郭澄清先生的品格，这篇回忆录是原来在乐陵、宁晋一带当八路打过鬼子的原省文化厅领导肖洪老人写的：“……我常常与他（郭澄清）相比，当年我在家乡参加大部队与敌人战斗时只有10岁，已经是个战士；他与我同岁，但在我看来他那时还是个孩子。而现在他留下了《大刀记》，我留下了什么？空空如也！当然我参加抗日战斗，应该说是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的，而郭澄清最后的重病中顽强写作，他这种拼命精神不也是战士的精神吗？……我想郭澄清正是这样一名战士，他是作家中的战士！” 
                          （《山东工人报》2005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