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闪闪照我行》——“我的读书故事”征文
我上个世纪70年代初出生在鲁北一个鸡鸣响两省、三市、五县，被认为是“苦海盐边”的村庄，如果没有读书求学，这辈子可能会和父祖辈一样永远面朝黄土背朝天。孩提时代，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刀记》、《三国演义》、《霍元甲》等等小人书和小说，激荡起我少小立志发愤苦读“为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而奋斗”的壮志。当时农村几个小伙伴 “闻鸡起舞”， 相约凌晨5点半就爬起来跑步、习武，这成了轰动全村的“新闻”，我们简直成了异类，连当时的老师和班主任都不理解，以为我们不务正业。但是，这种习惯我一直坚持着，直到升入镇中学再到考入60里外的县一中上学。
后来证明，这种行为是对的，不仅让我至今保持健康的体魄，即使在高三学习最紧张的时刻，许多同学埋头学得神经衰弱、80%以上同学变成“四眼”的时候，我依然能以亢奋高昂的斗志备考大学。
对门邻居家大儿子比我大四五岁，学业优秀，后来考上了大学，他是我学习向上的偶像。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被置于神圣殿堂的年代，他买了好多好多文学方面的书籍，深深地吸引着我，只要放学我就到他家去浏览，这种感觉就像先辈毛泽东同志形容的那样：“像牛拱开了菜园子的门一样拼命地啃了起来”。因为读书，《收获》、《十月》、《布谷鸟》等杂志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和我结缘，我由此“认识”了王蒙、铁凝、张洁、冯骥才等等大家，那时我十二三岁的样子，不懂得选择书目来读，读着也似懂非懂，但却着实鼓动起了我要当作家的文学梦。
高中阶段虽然学习紧张，我依旧抽出暇余读书，当别的同学沉浸在琼瑶、金庸、梁羽生等小说描绘的情境中的时候，我依旧喜欢励志书，喜欢读名人传记，喜欢改革和反思文学以及新探索小说。当高考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写了“中文系”。
大学中对我触动最大的小说应该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当时在大学图书馆因为想读她的人太多而借不到。等新书一上市，同宿舍的同学买来后大家都爱不释手地传着看，一时间“洛阳纸贵”。平心而论，这三部小说从艺术成就、语言风格和特色来看算不上同时代的精品，但是小说中人物曲折跌宕的经历和路遥本人的硬汉形象还是震撼了我。
小说真实客观地描绘出了城乡差别、文化差别的鸿沟，但是主人公孙少平不向命运屈服，在坎坷的人生中寻找自己的道路，不畏艰辛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这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出身的我内心是极具震撼的，这激励着我下定了一个敢于向命运挑战、为了事业百折不挠的决心。
被这种激情激励着，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每周课外必读5到10本书，内容包括外国文学和国内文学以及文艺批评一类的书籍。坚持写读书笔记、日记，钟情于文学创作。《鲁迅全集》让我和一个思想睿智犀利的泰斗交流，《四世同堂》、《骆驼祥子》让我和一个语言大师、民族脊梁对话，《女神》让我和一个才华横溢的浪漫派诗人神游，《随想录》让我和一个说真话的老人学语——
这种坚持让我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由开始的写作课上老师读我写的作文，再到我写的一些散文、小说开始以豆腐块的形式在大学校报以及《大学生》杂志等发表，直到1992年我写的调查报告《农民建房梦忧思录》获得全国40万大学生征文“大学生看中国”征文获奖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
参加工作后，我没有如愿成为作家，也没有按照以往的发展轨迹去当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那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作家情结却让我历经转折成了一名记者。
这时，一位老新闻前辈说，当好一名记者并不容易，首先需要写作的基本功底，于是他他给提供了一些基本书目，《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书的作者赫然写着：艾丰。自然而然间，通过读书知道了艾丰（原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这是一个四十岁了还毅然放弃旧有成绩、考研成为中国新闻界文革后新闻学专业第一批研究生的人，是一个60岁以后在经济界、新闻界和哲学界活跃着的大人物。接着我又“认识”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穆青，《分清主流和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的作者范敬宜，《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大有大无周恩来》的作者梁衡，等等，这些新闻界前辈多舛的命运、一篇文章改变命运的神奇激励着我，警醒着我当记者要想“总理在想的事”、要做“总理想做的事”，矢志成为一个专家型记者。
孔子晚年编著《周易》“韦编三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他的学生问他年纪如此大了为什么还孜孜以求上进时，他发自肺腑的话振聋发聩：“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不论身处在烟波浩渺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还是坚守在荒无人烟的边防“哨所”；不论身处人口稠密的城市高楼，还是生活在偏僻的山村野廓，只要有浓浓的书香在，你就永远不会寂寞，能够时刻和伟人对话，与理想和信念交流。书，对于我，就像一颗闪闪的红星，照耀着，指引着，让我坚定地不断向前——
（该文于2011年4月获得山东省总工会组织的“我的读书故事”征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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