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婚俗：拜天地》

   在影视剧中，拜天地常常是在屋里。

   而在我的故乡，拜天地却是在院子里。

   我想，这里也许有“拜堂”与“拜天地”之别。

   因为是在院子里，所以天气很重要，尤其怕下雨。我喜欢吃鱼头，但在小时候却不敢吃，因为母亲、伯母们总是告诫我们：小孩子吃鱼头，娶媳妇时下大雨。所以鱼头只给大人吃，孩子们是不准吃的。长大之后才明白，那不过是长辈保护孩子的一种方法。但在小时候，却真的很信，怕自己和新媳妇穿了那么新的衣服，却被淋成落汤鸡。

   过门之后，新娘子在两个伴娘的搀扶之下来到香案前。香案的具体情形记不清了，但无疑是一张八仙桌。桌上的东西也记不清了，记得清的只有香炉、烛台、点心之类。而且，虽是大白天，蜡烛是一定要点燃的。

   在众多事物中对蜡烛记忆尤深，是因为我喜欢故乡五十年前婚礼上用的那种烛台。在我现在的家中，有几种不同的烛台，铜的，锡的，还有朋友从俄罗斯给带来的欧洲古典风格的一个，九个头，点起来很气派。尽管如此，每当去逛旧货摊，我还是常要到处寻找我记忆中的那种烛台。那也许是故园特有的，不洋，不土，不华贵，也不简陋。烛台是成对的，两个一模一样，中间是香炉，后面才是几盘供品。那是香案上的基本格局。

   香案，红烛，红毡，新人，双双跪下，给天地叩头，这才是婚礼的重心。拜天地，既是感谢天地玉成，又是祈求天地保佑，同时，又是两人在一起生活的合法凭证。也就是说，给天地磕过头，给父母磕过头，这婚姻就是合法的。仔细想来，婚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国家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印章？那当然经不住推敲。给天地和父母磕头，大概是最神圣的。这与西方人去教堂获得上帝的见证是一样的。我甚至固执地认为，有过这样的仪式，与没有这样的仪式，大概不一样。我是1982年暑假结婚的，那时旧俗尚未恢复，流行的仍是“革命婚礼”。我和妻子坚决地告别了“革命婚礼”，同时拒绝了新兴的时尚。不摆宴席，不请亲朋，一切从简，关键环节却没有省略：在香案前双双跪下，叩拜天地，叩拜双亲。第二天，又到祖莹上叩拜列祖列宗，在一个个坟头上压一块红色坟头纸。——那也是传统婚礼不可缺少的。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在我的记忆中，没见过夫妻互相磕头的。大多是双方侧过身来，面对面，轻鞠一躬，就算拜过了。有时候，年轻的同辈恶作剧，在新郎身后做手脚，才会使新郎在新娘面前扑嗵跪倒。但那样的恶作剧风险甚大，弄不好会让新郎趴下，如果磕掉了门牙，这恶作剧者就非常尴尬，所以，很少有人这样自讨没趣。

   拜天地之际，常常会有一个插曲：给新人开锁。许多人是生来就戴了枷锁的。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大都知道，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新文化巨人，出生时就有点特别：“蓑衣胞”。众所周知，一般胎儿是自己先出来，而把胞衣（胎盘）留在母体中，等剪断脐带过一会儿，那胎盘才下来。鲁迅出生时却不是这样，而是在离开母体之前就把胞衣撕破了。撕破却未能挣脱，结果是纠缠在身上，就像披着一件蓑衣，连拉带扯生下来。

   这种情况，在鲁迅的故乡叫“蓑衣胞”，而在我的故乡，却叫“戴锁的”。这里的“锁”大概也可以写成“索”，锁链，绳索，功能实在差不多。

   像鲁迅那样出生时就被五花大绑的人固然不多，但把脐带缠在脖子上出生的孩子却并不罕见。他们也是“戴锁的”。出生就戴着枷锁，或者被绳索捆绑，当然很不吉利，甚至意味着不祥的命运。作为解决的办法，绍兴一带是出家，所以鲁迅从小就做了和尚，而且终生未脱僧籍，虽然只是挂名。在我的故乡，解决的办法似乎简单一些，只是到庙里或请神巫许个愿，而到结婚之际，则是先还愿，后开锁。

   开锁的仪式，就在婚礼上同时举行。

   如果是新郎，家中早知道，所以早有准备：结婚礼服的领子上系一根红绳，拴一把锁垂在胸前。如果是新娘，就需要司仪或伴娘特别留心，看领子上是否有一根红绳拴一把精致的小锁。有经验的伴娘在搀扶新娘时早已看清，所以到了香案前，就要低声向司仪回报：“新娘有锁呢。”于是主持者就要出场，先是焚香，后是念念有词，最后把新人脖子上的红绳剪断。那是多么伟大的一剪！无论原先是被何方神圣锁定，从此都永远获得自由！

   是从1964年开始吧？那些仪式开始列入必须破除的旧风俗。作为新的结婚仪式，是在摆香案的地方挂一张领袖像。新郎新娘不再拜天地，不再拜父母，不再夫妻对拜，而是给那张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画像三鞠躬。再后来，是支部书记必须出席，发表讲话，送一本“红宝书”，领新人学一段“语录”。

   对权力而言，文化领域的事，是容易改造也容易破除的。可惜的是，所谓“破旧立新”，旧的虽然破掉了，那所谓“新”的，却没有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