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观的现代价值》

　　当今世界经济的无限制扩张，使人类向大自然索取的规模和数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造成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越来越强烈地引起世人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儒家生态观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被表述为“天人关系”，即“天人合一”。这一理念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非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观中最基本的概念，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二),认为“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朱子语类》）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一种亲和关系，“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君子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与天地、日月、四时相“合”，“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易传系辞·上传》）。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天地间万物同为一体，则万物就不再是与人无关痛痒的外在之物，“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河南程氏遗书》卷二) 人必须如爱护自己的手足般地爱护万物，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把是否有利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平衡，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到了宋代，张载更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的命题，视万物为人类的朋友和同伴，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博大精神。

　　儒家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思想范畴，把对待世间万物的态度提升到了道德的高度，十分重视生态道德建设。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其核心是“仁爱”，“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推己及人,由人及物。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不能只讲索取和征服，“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也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悉足以谓仁？”进一步将孔子的“仁者爱人”引申到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爱护。儒家甚至认为动物也存在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并且可以引发人类的良知，“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而况乎丘哉!”(《史记·孔子世家》) 孟子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认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徘徊焉,鸣号焉,踯躅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能去之也。”(《荀子·礼论》)儒家把人对同类的怜悯之情投射到动物身上，使人类产生一种尊重和保护生物生存的强烈的情感动力, 为生态伦理学提供了科学所不能给予的“情理”支持。这与现代生态伦理学主张把道德范围从人类社会扩展到自然界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的精神危机，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生态伦理道德问题。近代工业化极力追求经济增长，重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物质利益，但却忽略了人的精神、道义、美德等崇高的价值，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与失衡。我国的生态道德教育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起步，但实际状况不容乐观。根据国家环保总局与教育部共同组织的一次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显示，1/3的人认为“人应该征服自然来谋求幸福”，仅有8.3%的人较多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而不少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淡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短期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卓有成效地开展生态道德教育，形成公民正确的生态道德，使人们懂得世界上的一切生灵都是千丝万缕地联结在一起的，清醒地意识到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保护和改善环境所需要的知识、价值标准、观点、义务和技能，在怎样对待环境问题上创造出新的行为典范。

　　实践证明，只有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培育起人们热爱生命、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情感，才能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才能自觉遵循保护环境的行为准则，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因此，要通过生态伦理道德建设，提高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把人类的直接现实利益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既要考虑人的物质利益，又要重视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既要追求物质方面的进步，又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和谐统一，实现生态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平衡，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

　　倡行节俭，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中庸》)，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曾子亦言“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当为古代朴素的“取物不尽”、对动植物永续利用思想的体现。孟子继承孔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的仁爱伦理思想，提出了儒家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生态伦理学名言——“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进而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慧王上》），强调了取物以时，按自然规律办事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荀子也提出了“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荀子·天论》）的资源节约论，倡导采取“圣人之制”的措施保护自然资源，反对人为地破坏，看到了实施可持续发展、保持资源不枯竭的极端重要性。《荀子·荣辱》告戒世人“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为人一定要节约用度，蓄积物资，以利长远。否则，苟且偷生，鼠目寸光，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饥荒，“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只有从长远出发，自觉保护自然资源，才能永葆世世代代长治久安，“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荀子还提出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的官员，“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并号召“天下”人共同维护生态平衡，“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下之事也！” （《荀子·王制》）　

　　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的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并依靠高科技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要开发新的非耗竭型的资源，才能确保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却很少能够尊重自然，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资源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尤应指出的是，发达国家是生态环境的最大污染者和损害者, 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最大消耗者。目前，比“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第一世界的过度消费”。生态神学家萨丽?麦克法圭(SallieMcfague)认为，“一个人口只占世界5%的国家却拥有22% 的世界财富，并排放了占世界总量25%的污染物，这对其他国家的民众、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影响极坏。” 发达国家理应对破解当今生态难题承担更多的责任，绝不能仅仅治理自己国家的污染、保存自己国家的资源，更要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需要，帮助贫穷国家治理污染并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做出真正有重大效果的实际行动，而不是对贫穷落后的国家指手画脚。人类尊重自然，但并非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儒家生态伦理观较早认识到了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指出人类能够而且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利用和改造自然。

　　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荀子也在《荀子·天论》中提出了“天行有常”的生态伦理，肯定大自然的运行是有客观规律的，人类只有在充分认识、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合理利用好自然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人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一再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必须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为前提，“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只要坚定不移地按自然规律办事，大自然就不会危害我们；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人类就会不会有安宁，“物之已至者，人妖则可畏也：楛耕伤稼，耘耨失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礼义不修,內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妖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天灾不可怕，违背规律造成的破坏才真正可怕。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通过“律天时、袭水土”，达致天、地、人的和谐共处“与天地参”的目标，“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还特别重视生态伦理实践，提出了“制用天命”的生态伦理实践观，“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大天而思之，孰与物蓄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强调人类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和爱护好生态资源。

　　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大量生态问题，是没有充分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有专家严肃指出，中国用2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20年里集中显现。197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走的仍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龙头产业几乎全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如矿产、纺织、冶金、造纸、钢铁、化工、石化、建材等。我们的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是他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到2020年，我们国内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将仅剩六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我们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7%的土地已彻底荒漠化，30%的土地被酸雨污染。中国已签署和批准了5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但我们的化学需氧量排放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在国际贸易方面，欧美已开始对我们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仅最近欧盟对机电产品的两项环保指令，就使我们机电出口每年损失317亿美元，占出口欧盟机电产品的71%。五到十年内，基础资源枯竭与环境成本加大将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作为在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必须以对当代及后人负责任的态度，切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合理、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与自然界建立一种和谐相处、同步发展的关系。

　　综上所述，儒家生态观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珍贵思想资源, 对人类走出全球性生态困境, 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精华付诸实践，必能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