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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医院里看范敬宜同志回来，第三天就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是很熟的曾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但那天去看他时，却几乎是相对无言。过去常说的话题，如写作，如社会上的事，如新闻业务，都已无力再谈；而病情，相照不宣，又谁也不愿提及，不敢提及。我极难过，生离死别，竟是这个样子。又怕他累，说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话，就赶快退了出来。回到家里，就找他过去送我的《敬宜笔记》看。老范从小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又上过教会办的大学，“文革”前让政治风浪打到东北一个农村劳动，改革开放后得以重新回京。论学问是中西合璧，论经历是七上八下，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悔。他曾主持《经济日报》、《人民日报》两大报纸成绩显著，且人又十分温和善良。今后，中国新闻界这样的人是不多了。
    我想到老范可与两个人相比。一是邓拓。邓是人民日报第一任总编。在过去的十多任总编中，论学识之富，笔耕之勤，当数邓、范。新闻因实用性强，社会上曾流传“新闻无学”。我曾有专文《新闻有学，学在有无中》谈此事。其实大新闻人必是大文化人，胸中自有八方之学。邓、范都夠得上。当年邓拓曾在北京晚报开专栏，写《燕山夜话》；老范在新民晚报开专栏写《敬宜笔记》。邓拓离在《人民日报》离任时曾有赠诗，中有“笔走龙蛇二十年”、“文章满纸书生累”的佳句；范离任时亦有赠诗，其中有“风晨雨夕赖相持，剑气簘心喜共鸣”的佳句。邓说：“不当新闻官”，躬亲版面。而范写稿编报至细。一次，我当夜班，他出国，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两次来电话只为稿中的一个字。真如杜甫“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他未当总编时有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当总编后又有大量新闻作品和多次著名的策划。总编之职，说难亦难，说易亦易。大学问家有之，甩手掌柜有之。看大样签字点头亦可，殚精竭虑审稿、拟题、配言论亦可。办报是政治把关，文化兜底，把关易，兜底难，能言传身教，提升记者、编辑和版面的水平更难。范敬宜继承了中国报人的正宗一脉，警醒于政治，厚积于文化，薄发于新闻，满腹才学，发为文章，并带出一批高徒。而他平时仍勤读好学，不耻下问，毫无架子。一次在小饭店里吃饭，见墙上贴着一篇《红烧肉赋》，感觉有趣，便放下筷子，从头至尾抄下来。服务员大奇，以为这文中有什么毛病。一天早晨，他突然来电话问我：“你谈夜班体会的那八个字是什么？”原来他正要登车出门去讲课。我读《敬宜笔记》看其随手例举诗、词、书、画、古籍、掌故，总想起瞿秋白的一句话：以后这样的文人是没有了。就是那天在医院里，桌子上还摆着他刚画完的一幅山水，竟成绝笔。
    二是好比范仲淹。这么比，好像说远了，但确实他最堪其比。当然，不是比功业，而是比精神。范敬宜是范仲淹之后，又是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长。蒙他错爱，我是这个研究会的顾问，近两年常在一起搞范学研究。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敬宜完全彻底地继承了先祖的忧国思想。他是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一次他提出要到北京的外地人口聚居区视察，答曰：治安不好，环境不好，最好不去。他说：“这样就更要去了。”事后他给我谈起感想说：“回来七天，我的鞋上还有腥臭味，其生存环境可想而知。”戚然良久，忧心不释。到外地视察，他往往直言政弊，恳切献策。他退休之后还常给报纸写稿。一次春节过后他传来一稿《风雪念村官》，原来他与自己三十年前发配东北农村时的老房东、老支书还一直保持联系，年节通电话察问民情，知惠民政策见效，喜上心头，急草成一稿。夜班的编辑们都深为感动。这正如范仲淹所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试问，一个部级干部，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还这样牵挂民情的能有几人？年前我在刊物上读到他的《重修望海楼记》，大喜。其结尾处的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我还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现抄于此：“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2010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