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品德范敬宜》：李锦纪念文章之四

11月14日，我在南方出差。手机上出现短讯“叔叔，范敬宜去世，晚报上登了”。是侄女发来的，突然间觉得头脑里是一片空白，这个世界停住了，脚步动不了，被后面人推着，发现自己是在走向飞机的通道上。坐到座位上，马上涌到头脑来的便是范敬宜退回西藏两盒虫草的情节。

我与老范认识26年了，他是我在新华社外的老师，我是他编外的学生与下级。最初的见面时1984年在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他已经从辽宁调到北京来了，是外文局局长，在会上介绍“莫把开头当过头”那篇文章，我则介绍这鲁西北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是一个有很强发现力的新闻记者。后来，隔一阶段联系一次，他在经济时报当总编时，把我写的“汪海和双星事业”长篇通讯放在头版头条，在人民日报当总编时，把我的胜利油田大明集团报道用了大半个版，都是他亲自编的。

后来接触多了，愈发觉出，他是一个大文人，才气横溢，待人真诚之至，半点官架子也没有。每次见面，他总是听我介绍来自基层的情况，多是汇报一个小时左右。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时，我正在西藏工作，我抽空写了一本书《大转折的瞬间》，想请老范为这本书写个序，我在拉萨给他打电话，老范一口应允。他把序直接交给湖南人民出版社了。他为我写的这篇序，站得高，放得开，又想得深，对晚辈显示出满腔的慈爱，那些激励的话，使我很受教育，受益终生。

我从西藏寄两盒虫草给他，三两一盒，这虫草是我从老乡手里一根一根挑出来的，都很肥硕。 老范年纪大了，身体总是有这个那个的毛病，从遥远的西藏寄点虫草，表达我的心意，也是他身体需要的。过了几天，老范打来电话了，说收到一个包裹，问里面是什么，我说是两盒虫草，他说虫草有什么用，我说有病治病，无病养身，对肾与肺都有好处。他说“我不要补养，我只吃米饭米粥，什么营养品也不吃”，我说“不费事的，放在酒瓶里泡着就行”。老范说，“好，我知道了”，并表示感谢。作为他的学生，多次聆听他的教导，作为外单位的记者，他总是虚怀若否地接待，我从未给他表示过什么，寄上一点虫草，只是聊表自己一点心意。没有想到，几天后，这个包裹原封不动地被退到拉萨。老范连拆也没拆，便在包裹封皮上写上退回地址。我愣住了，坐了半天，心里很难受，您这个老范，这不是打我耳光嘛，我不是您的部下，这不是为领导送礼。您在业务上帮助过我多次，何况您为我的书写序，是用了心思的，这也算是给您的稿费呀。这点心意您也不让我表达，您不是存心让我难受吗？

老范就是这样的人。他做的好事太多太多，而他自己从来不求一点回报。我作为外单位的记者，且是晚辈，他亲自为我编发的稿件不下于10次，每次都是以突出位置采用，我在新华社几十年，也没有人对我的稿件下过这么多功夫的。我从来没有请过他，就这么表示一次，他也不肯接收，这叫人怎么不感动？

老范走了，想起他不计门户，对外单位记者的热诚与尊重，想起他对晚辈全力扶持而不图一点回报，想起他不怕是非议论，对记者唯才是举，想起老范的种种好处，心里满是尊重与崇敬之情。像老范这样胸怀与品格的长者，在我人生中只有两位，一个是已经远去的穆青，一位便是范敬宜。从业务成就上看，也是两座高峰。我搞新闻也已经整整40年了，认识局级以上的新闻官员不下于200人，我从内心最拜服的是这两位，再早的我不了解，也不作比较了。

这两天，觉得老范形象越来越高大。老范的慈眉善目是那样动人，简直是一尊活佛。在西藏，普通人都实行天葬，只有有身份的活佛升天时才能实行火葬。怪不得老范走时，他最后工作的地方清华大学学堂烈火熊熊，这是中国学界在范敬宜这位大活佛举行火葬仪式，为他送行哩。

我应该写篇长文来祭奠范敬宜，他是穆青走后我心中最为崇敬的长者。因为在出发途中，只能先写几句，给老范灵前献上一朵小白花，表达晚辈和学生的悼念之情。                                                                   

附：范敬宜为李锦著作《大转折的瞬间》所做的序言

      农村 改 革 的 “ 史 记 ”
范 敬 宜

李锦同志是农村改革20多年来始终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且有研究。这本即将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是用新闻事实来写农村改革的"史记"。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向我们展示农村改革的完整过程,充分肯定农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图并茂、事理结合,是本有新意有特色的农村改革专著。

农村改革开始时,我尚在《辽宁日报》当农村部主任,跑基层较多。曾经亲眼目睹农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也遭遇改革初期落实政策的艰难,改革实践有着史诗般的壮美,演出过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话剧，生于其时是新闻记者的幸运。我也写过一些报道,为之作过"鼓呼",可后来因为工作频繁调动,事务缠身,写稿不多,实是遗憾。李锦同志长期在家庭联产承包首创之地的黄淮海平原一带农村采访,第一手材料甚多,现在,他以亲身经历写出此书,我欣然同意为之作序。
   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贯串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大问题,这是中国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和运作方式,主要是农民的意志、动向直接或间接的反映。研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预测未来社会的演变趋向，都不能离开农民这个"根"。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大政治家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相继对农民问题作过精辟的分析,提出适合中国农村特征的革命道路。邓小平领导的现代社会变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取得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鼓舞着全国人民走上了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
  农村改革是在探索中逐步明朗的,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这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作者作为农村改革过程的参与者,以历史演变与时代更迭的眼光,立足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以1978年至1984年间发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酝酿、产生、发展与完善过程作为主线,同时兼及购销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小城镇建设、农业产业化与基层党建等重大主题,生动地展示前20年间每一重大举措的起因与发展过程,着力剖析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这些重大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中间遇到什么阻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于探索过程,作者有翔实而生动的记录。在表述这些事件时,作者强调的重要观点有:一、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替代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是一场亿万农民再次争取主人地位的群众运动;三、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一套"左"的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四、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与完成的。我同意作者的基本判断,并认为这些从实践中形成的理性归纳是有意义的。
  90年代,我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李锦同志数次到报社来。因为我后来下去较少,很愿意了解来自基层的情况。他一次介绍了鲁西兴福镇混合经济所有制情况,一次介绍了胜利油田资本经营情况。这些都是当时理论战线探索的新课题,而他因为在这些村庄或企业住的时间较长,了解情况多,言之有物,讲得有主见,也有激情。他不仅文字与图片报道搞得较好,还发表了不少哲学、社科、新闻与摄影论文,他的经济学理论文章还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留给我的印象是有思想,报道有深度。而正确的思想从哪里来,就是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与理论学习中来。这也是我读这部书稿后想强调的话。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与基本工作方法。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同样地,调查也是做好新闻工作的根本途径。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新闻记者如果不做调查研究,不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就不易抓住矛盾的症结,从而不能形成正确的结论。只有真正走下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到流水中去才能抓到鲜活的鱼,抓到大鱼。从《大转折的瞬间》看,那些重要的新问题、新思想与新线索都是在第一线发现的。鲁西北商河县白集村农民走进流通渠道的报道,是我国农村改革中较早地揭示市场取向的报道,曾受到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赞扬,便是作者在骑自行车采访时从群众口中得知线索、在炕头上写出的。也正因为此,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底了解李锦同志去过200多个村庄的事实后说:"那你有发言权呐!"(见《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从1978年以来，作者每年有200多天在农村采访。在沂蒙山区九间棚调查时在村中住了52天,在兴福镇调查时住了48天。后来这些典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涉深水者得蛟龙,他的实践再次证实了成功者的这条重要规律。
  再一个问题是理论思维问题。《大转折的瞬间》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不少篇章可以当论文来读:"爆发"一章,2万多字,每节都是通过照片带故事,进而阐述重要理论观点;"万元户的发现"说的是:一个先富起来的典型的寻找与发现过程,叙述了围绕按劳分配原则的斗争和记者的理性思考,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集体组"与"单干组"对阵的故事,引出对"家庭"两个字的分析,讲了8条,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迅速推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实是说理透彻的论文。从这本书所达到的理论深度来看,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新闻记者的认识水平,还可以看出新闻记者的思维流程,了解新闻记者是怎样学习与运用理论的。
  我认为,新闻记者是理性的探索者,不是被动的报道者,研究改革也是新闻记者的任务。研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需要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丰富多样的经济形式,进行具体、细致的考察；同时又在这种考察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抽象,作出概括,才能舍去非本质的、暂时的现象,确认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才能逐步形成和发展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从而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确定与报道新闻事实。当然,进行抽象和概括,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新闻记者底气足、眼界高,特别是有邓小平理论功底与一定的研究能力。大家知道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同样地,在新闻的山峰上攀登,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经常征服重大主题峰巅的,往往是那些不遗余力地在理论政策的研究上下功夫的记者。
  在推荐这本书时,我不能不讲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即学识修养问题。只有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具备丰富的知识修养,才可能把自己造就成在新闻领域纵横自如的大家。这本书初看以图片抓住人,细看以情节吸引人,深看以见解说服人,形成图片与文字结合、事实与理论结合的特色。一位摄影记者的图片能够相对完整地描述出深刻而伟大的农村变革,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这本由摄影记者出身的人写的改革史书,能拿出那么多照片,且不乏上乘之作,这在我国新闻界是为数不多的。从书中介绍的拍摄过程知道,他想了很多东西,有时想得很深。例如"为财神爷上供",贴满一墙的画像,表明转折时期农民思想的混乱和迷惘,烙有鲜明的历史印记。"穷得连凳子也没有"、"上工一条线"、"'金镶边'的大寨田"、"一个倒塌的村部"、"抓阄"、"全家人上阵"、"我们都是队长"仅仅这些农村改革初期的照片,就使得这本书的分量变得重起来。我们在近些年尤其倡导能文能图,文字与摄影两者相辅相成,也提倡搞新闻的同志能学好理论并争取有所建树,如此,我们报道的现实与历史作用就可能发挥得更充分,影响力也会更强。办一张报如此,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亦如此。很多人已开始追求这个目标,李锦同志的成长经历及这本书可称为成功的范例。他告诉我们,新闻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多的年轻同志作这样的努力。
  纪录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也是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历史。正是20年前这场大变革,造就一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肯于思考与探索的新闻记者,形成这个时期特有的新闻风格与做派。这也是新闻界自身的财富,应当珍惜,并予总结。李锦是这批有作为的记者中较为年轻的一位,可贵的是后来的20年能一直在农村基层坚持调查研究,成果甚多,积累也甚丰。现在,他拿出的这本书能够学会用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与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这为新闻工作者如何认真总结新闻实践的新鲜经验,如何通过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中国农村改革是一个历史进程,也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继续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课题。但愿更多的新闻同行,把握历史机遇,积极投身改革,作深入的调查与思考,做出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记录,写好新时代的"史记"。   

                     （此文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大转折的瞬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