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范敬宜》：李锦纪念文章之三

写在前面的话：这是我1995年7月12日的一篇日记，翔实地介绍了我到人民日报向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范敬宜介绍基层企业改革的情况。可见范敬宜同志忧国忧民，重视调查研究，倾听来自基层的情况，特别是他虚怀若怀认真听取小他20多岁的年轻记者的意见，尊重和信任外单位同行，这种风度，实是大文人的风度。在过去的新闻界亦不多见，在当下的新闻界更属罕见。从这一个侧面，可见范敬宜同志的非凡之处。这篇日记曾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而收入。为纪念范敬宜同志，现转录于此。

天热，空气热得发烫。一大早，走几步汗便出来了。

早饭后，先到楼上国内部与吴锦才谈了一会，后来坐车到《人民日报》，已是九点半了。先见杨振武，他现在是《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副主任。在他办公室里说一会话，到范敬宜总编辑屋中谈有40多分钟，老范又谈了20多分钟，前后达一个小时。

老杨是《人民日报》里工业报道中发过许多大稿的记者。1992年夏天在双星调查时，我们在一起住过几天，每天晚上两个人在海边散步一个多小时，交流甚多。他说，上次在双星住了几十天，这次到胜利油田又住几十天，真下工夫，说了一番勉励的话。他说您的这些想法向老范汇报一下吧。今年是企业改革年，现在上面也拿不出好章程来，只是讲经济效益总深行，宣传深入不下去，他会听您汇报的。他去老范屋子回来说，老范说你很深入，他在办公室等你。

一会儿，郑剑秘书把我领到老范屋内，听说我已经等了一会儿，老范连声说“你看看，你看看”。原来，刚才一位报社的老同志缠着他谈个人的事，又不肯走，耽误了客人，老范连声道歉。我说不要紧，我是来看看您，闲谈谈，老范说，您李锦可不是闲谈的人，接着便问我又到哪调查了。

我向老范汇报我到胜利油田大明集团住了58天，国家朝前走很难，我有一个新思路要汇报，这便是资本经营。我谈了对当前宣传工作的看法，然后便掏出我的思路。我讲了这么几层意思：1、资本经营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思想的深化；2、资本经营是什么；3、资本经营的价值；4、这个企业的经验对国家发展的启示。我认为，以资本为纽带，重新组织大型企业集团可能是方向，该大的大起来，该小的小起来，经济结构才能调整好。现在市场经济朝前走，有走不动的感觉。我的话一停，范敬宜便说，你这个思路可能行得通。现在国家太难，改革走不动，可是国家只能朝前走，不能朝后退，怎么走，总要想出新道路来。

范敬宜是苏州人，是范仲淹的后代，有其祖忧国忧民之风，他在基层受苦受难多年，有真见解，不是一般的新闻官。他说，我们是老熟人，你当时搞的双星市场经济报道，走在新闻界的前头，人物通讯还是我处理的，放在经济日报头版头条上了。资本经营是个热点，你又走在前面了。产权制度改革似乎碰到难处，是应该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怎么反思，我没有研究。对于资本运营我们喊出了这个词，但是浮在表面，没有回答问题。你把文章做得这么深，这么透，很可贵。现在就缺少像你这样的记者，深入生活非常扎实，思考也非常扎实。范敬宜说资本经营是一个新思想，按你讲，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确实是一篇大文章。

我向老范诉起了对国家的担忧。现在守着国有企业不动，只是让工人下岗，工人很苦，意见也大，这种经济效益纵深行不能宣传。我说起我与胜利油田一个下岗女工的谈话情况，工人太苦了，我提出不能再讲“减人增效”了。到北京几天了，编辑的话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些身居国家发稿重任的编辑说，“除了国有资产不流失，其他不要宣传”，而且说，“上头有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老范反问我怎么看这件事的。

我便直言相告，上面人不了解情况，对“国有资产流失论”不可信，对“减人增效”不能再宣传了，我们的宣传要利国利民，不能祸国殃民。有些论调表面是为国家，实是保守，没有能耐，使国家受窘于改革之难而不得进。对工人下岗要同情，不可随便往社会上推。前两年的“破三铁”是有后遗症的。你们经理有了政绩了，可是工人怎么办，你总不能把工人消灭，推下大海吧，改革要搞下去，社会保障也要一步步跟上来。国有资产流失到什么程度，流失到谁手里去？对国家影响有多大？现在没人回答，只是说上面有精神。是谁讲了话，当然不是一般人。可这像一道死死的闸门，似乎没有空隙，报道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了。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说自1982年以来，国有资产已经流失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流失500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有人甚至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达1000多亿。并且认定，“这部分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是新生资产阶级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我国重新产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用全国人民40年来辛勤劳动的血汗喂养起来的”。这些话，说得太极端了。

我与老范分析了几个数字，就算这里所说之“流失”全部属实，也远远不及国有企业本身的亏损。国有企业所造成的浪费，以及国有企业占有资源的低效和无效所造成的数万亿元国有资产，正在造成巨额亏损；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已经大大低于私营企业和外企工人的工资；国有企业的借债之多，远远超过了私营企业，其负债率已经在70%～80%之间。欠谁的债？欠银行的。银行的钱又是谁的？是老百姓的存款。也就是说，所谓国有资产，早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逐渐消失，到现在，十之七八已不是“国有”。我们不是常常听说银行里越来越多的钱有借无还、所以坏账越来越多么？对于国有资产如此巨大和迅速的“消失”，有的人并不担忧，似乎认定，只要不“流失”，国有资产就高枕无忧。我以为，可怕的不是社会上的议论，而是国家决策者受他们这种舆论的影响。我认为，市场经济的改革刚开头，不能后退，又到了“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时候了。

老范说，你认识是从下面来的，很可贵。中央正在筹备开十四届五中全会，对企业改革得有个说法。让工人下岗，这种减人增效的经济效益纵深行不能再宣传。他说这个他能把住关。他让我把《资本经营试论》留下了，还有调查报告，一篇评论员文章。他说要学习一遍，再让他们搞经济的人看看。他说，国家多难，走上市场经济这条路不易，又有人想倒回去，让可是怎么朝前走。又缺少下真功夫的人，需要一批理论和新闻工作者作顽强努力，国家太需要肯调查研究能提出思路的人了。他说，离群众越近，就越接近真理，离基层越近，越能提出思路。

当我说起老范当年调查研究情况时，老范说，你讲“莫把开头当过头”是过去的事了。我认为记者不单纯是写稿的，应该是思想家、政治家，为国家分忧，这点我们能沟通。资本运营是个新问题，但我们仅仅是提出问题，没有回答问题，运营，不是经营，下的工夫不够。在经济效益纵深行的时候提出来，后来也没有呼应起来，虎头蛇尾。有些事想到了，但没有想通、想透，研究不够，就显得气力不足，宣传不下去了，搁浅了。

现在我们记者中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人蹲不下去，理论水平上不来。不少记者是编报匠，而且已成为普遍现象。有时候，朝深处再想一想，想透了，便可能是创新，就怕深不下去。现在年轻记者不肯沉下去，老同志自己也不能以新的事实来教育年轻人，说了空话，反而使年轻人有逆反情绪，久而久之，这个问题便没人提了。听了你刚才的介绍，我很兴奋。一个人为什么能在一个企业住58天，还有九间棚村住52天，双星是50多天，都是这么久的时间，能这样深入，还有什么不能了解，还有什么不熟悉的呢？过去马克思是在对英国工人运动分析的基础上写出《资本论》的，毛主席在井冈山调查也是这样。后来在刚进城时，记者们做得是可以。这几十年，便很少有你这样长期坚持在基层调研的了。

九间棚这个典型是宋平表态的，他对这个典型非常重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典型。这个典型是党的建设的典型，临沂地委发出决定号召向你学习，我们知道这件事，王忍之、吴冷西都批示了，记协刊物上介绍过。人民群众向你学习，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光荣。当然，你在双星的调查也有个理论学习问题。一个是贴近实践与群众，一个是对马克思基础理论的理解。搞理论的新闻记者不算多，报道新理论的则更少。你超出的资本经营不可能马上解决，中央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个过程。但做记者的一定要有理论思维，学会理论思维。

范敬宜听取我的调查情况汇报，谈了40分钟，他又穿插谈了20分钟，前后有一个小时，快到十点五十了，他这个上午便做不成什么事了。

范敬宜还建议，你可以把比翼齐飞的理论写出文章，一个是调查研究，一个是理论学习。现在《新闻战线》也缺少这样的文章。我们现在也不完全是没时间，还是下的工夫不够。你的实践可以这样概括：一个典型五十天，实践理论双飞翼，干则必成靠毅力，时代风云一高隼。他笑了笑说，你送我一个资本经营思路，我也送你一个思路，照这个写吧。唐代诗僧皎然是吴兴人，他有气杀高隼击，惜芳步寒林的名名。高隼飞到其它鸟飞不到地方，你能飞到。

与老范的谈话，前一半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看法，老范很关系来自基层的情况。后面一半是关于新闻队伍调查研究问题，是新闻队伍自身建设的情况。谈了近一个小时，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因为郑剑秘书进来三次了，我知道外间还有人等着，提出告辞，而老范一再挽留，还说他们尽是浮在上面，多是个人的事情，你谈的对国家有用，对我们办报的人有用，我愿意听一听来自一线的东西，您不要急，慢慢谈，不要管他们。

老范的话，使人听了有点激动。在我再三提出后，他同意让我走，并且要我一定为《新闻战线》写点东西。从报社出来，一路上头脑有点发烫。想起报社的人还在老范办公室门外排队等着，他让秘书郑剑挡着。老范是一个正部级干部，他用一个小时与一个外单位的记者交谈，这是大文人风度，醉心于官场的人是不会用这么长时间与记者谈业务的，谈基层情况的。

老范作为长者，对我多鼓励，这是老一辈对我们的要求，但我没有理由飘飘然。《人民日报》很多老记者调查研究是很有功夫的，我是学习他们的作风走过来的。特别是包产到户那一段时间，我们同时作为《人民日报》记者，经常去报社送稿，得到很多老同志的指点与帮助，在发稿的同时，也受到不少教育。我想，老范本身就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被打成右派后，在下面待了20多年，什么苦也吃了，什么情况也了解，他才是深入哩，不深入怎么能认得准“开头与过头”呢，我应当向老范学习，把他对我的勉励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我是外单位的一个记者，老范却以满腔热诚接待我，真心听取我介绍下面的情况，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使人发自内心的钦佩他。

老范这辈子是吃了很多苦的，直到50岁才重新搞新闻。1957年，在《东北日报》工作的范敬宜因为两篇杂文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批斗了两年多。后来，全家下放到辽西最贫困的农村。他说，就是在那些年，我才真正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做的新闻工作，就觉得太浅薄了。对人民了解得太少，对中国国情了解得太少。这时，我才恍然，老范为什么以破格的接待，就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工人农民中，我们应当理解穆青、范敬宜这辈人的期望。要下决心一辈子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为国家排忧解难。

这样边走边想，乘上10路公共汽车，到宣武门站下车，路上走了40 多分钟，不知不觉的便到新华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