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求变的范敬宜》：李锦纪念文章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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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走了，整个中国新闻摄影界都在怀念他，追念他给摄影界带来的变化。

范敬宜从1995年到2003年担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的八年间，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的贡献。在范敬宜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他把新闻摄影提到一个新高度。在主持新闻摄影学会期间，把新闻摄影界的思想理论提到一个新高度。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他极强调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思想，在较突出的版面上，让摄影独立地发布新闻。从对我拍摄的《起起落落话大明》专题的编辑过程，可见范敬宜的这种思想倾向。

1996年2月3日《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了由总编辑范敬宜亲自编发的摄影报道《起起落落话转变——大明地板砖厂扭亏为盈追踪》，并得到前任会长蒋齐生的高度称赞。这一组照片，反映了胜利油田一个企业在改革探索过程与普通工人在改革中的命运起伏。

范敬宜似乎没有搞过新闻摄影，但是他懂美学。调到经济日报后，他便十分重视新闻摄影的发展。1992年3月5日，正是“两会”开幕那一天，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撤换其它文字稿，把我的青岛双星集团“破三铁”的图片报道放在头版中心位置，以后连载6天，都放在头版上，形成一个大系列，在“两会”代表中引起较大的关注，使得“破三铁”这件事的宣传更加形象化，也更加具体化了。这件事，在摄影界也引起反响。

胜利油田这个专题报道的采用，有个前奏。在6月12日我曾去报社一趟，向老范汇报企业改革情况，他对胜利油田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这组照片是我在大明集团蹲点调研时拍的。当时正处在党的十四大与十五大的中间，市场经济面临着一种市场经济庸俗化的挑战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强力反扑。我到大明集团就是为了寻找企业改革的突破口，回答市场经济路该怎么走的问题。这组照片通过对一个企业改革进程的捕捉，反映我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也记录了这段经济转型期的历史。

等到这组拍完，已经是1996年1月的事了。当时我在新华社发稿，巧遇人民日报总编室编辑陶源明到新华社选稿，他从编辑叶青办公桌上看到这组稿子，他说新华社先不要发通稿。他说，近一阶段人民日报用照片不太景气，老范想扭转这个局面，让照片来唱主角，可是缺乏有份量的稿子，撑不起来。这种考虑，对新华社当然是好事，当天晚上，小陶打电话说，老范看到李锦的照片，很高兴，决定用一个整版来发表，这个稿子反映了改革的过程，而且安排在改版第一期发出来。

当天晚上，我就编写说明。想到老范策划的系列报道《香香臭臭说广东》、《快快慢慢说上海》、《穷穷富富说江西》，我索性使用“起起落落话大明”的标题。

有人担心，照片主人公愁眉苦脸，给人一种压抑感，能放在头条上吗？老范说，这组照片的成功得益于对这些压抑感的抓取。什么叫企业停产，我们拍下来的并不多。改革就是革旧图新，没有新旧对比，就无法凸显改革的艰难。老范与我的想法是一致的。1995年正是企业大面积亏损的年头，在大明集团采访初期，耳闻目睹了许多面对亏损无奈的人和事，对旧体制给工人和领导带来的束缚和伤害深有感触。我觉得它们是改革的起点，是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须展示给公众。这便是这个变化“过程”的起点。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谈，老范说，李锦呀，1992年的“破三铁”是有点过了，这种改革是在牺牲工人利益的基础上搞的，当时社会福利问题也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大批工人下岗了，生活很苦。我想，人民日报以整版采用这个图片专题时，头一张大照片就是工人愁眉苦脸的镜头，老范是故意为之。

范敬宜与编辑们分析这个稿子时说，做记者的，首先考虑的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见证历史进程也是新闻摄影最重要的功能，能够亲历改革开放的历史瞬间是记者的幸运。这组照片拍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以实实在在的照片留下这段转型期的历史瞬间，有着特殊的史料价值。

一个月后，蒋齐生老先生在有60多个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上充满热忱地推介了这组报道。我没有参加那次会。那天中午北京有七八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蒋老夸奖了我，老头站起来了，讲得很激动，说有深厚的功底和深入采访的功夫之类的话，特别强调新闻摄影过程论提出对于中国新闻摄影改革不可磨灭的贡献。参加那次会的《中国青年报》的铁矛老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中国摄影报》上用大半个版发表了。

一个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的亲自编辑，一个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老会长的赞扬，一个是新闻摄影界的大聚会，加上《中国摄影报》的文章，使得这组报道成了有影响的事。也成了新闻摄影过程论的再次宣传。

我写了一篇论文“新闻摄影过程论”，新闻摄影过程论作为一面旗帜是1987年打出来，是中国新闻摄影改革的理论成熟的标志。在《经济日报》召开的摄影改革研讨会上，蒋老以这个主题把中国的新闻摄影界引入新阶段。新闻摄影界当时达到的理论层次，在全国思想学术界里也是不低的。在1995年范敬宜接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他继续高举摄影过程论的旗帜，并且以自己的实践推广这个过程。相当长时间以来，经济摄影采用的一直是“机器+人”的模式，后来又有人提出“人加机器”，其实这都不是经济改革摄影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人物才是报道的主体，机器只是背景。在《起起落落话转变》中我把眼光落在生产线上，但没有去表现机器的功效，而是把立足点放在掌握机器的人身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关于调整生产关系即人的关系的革命，抓住了“人”就抓住了改革的根本。经济改革的报道者应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生活，投向改革进程的人物身上。新闻摄影过程论的提出，便是改革开放事业对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赐予。

我从1988年后，基本上就脱离单纯搞摄影的摄影界了。1982年，穆青就当面教导我要“一手抓文字，一手抓摄影”。他对我说，读者对图像的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将来的时代必然是图像的时代，要学会用图片来记录事实。虽然主要精力用在搞文字上了，但我没有忘记摄影记录事实的责任。因此走到那，抓拍到那。后来只带着一个傻瓜相机，像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我觉得带着“长枪大炮”很专业，但太容易干扰群众情绪。

到1995年我已脱离了一般新闻采访，进入了理论研究。在搞胜利油田调研时，我主要力量是研究和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完成了一组调查报告，一篇评论员文章，一组经济分析报告，拍这组照片是顺手牵羊，是用随身携带的傻瓜相机拍的，结果这“五个一”全部在全国范围内获了奖。

范敬宜当评委会主任的中国新闻摄影优秀记者评比中，我以一篇论文五组照片获得“金眼奖”。范敬宜在分析我的作品时强调要提高理论素养以明确摄影事业方向；增强责任感，以重视国家主流题材；克服单纯摄影观念，以贴近社会。这三句话，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看出范敬宜对新闻摄影方向问题、题材问题与队伍建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事业可以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也更多地承担对历史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老范不管在哪里，总是生气勃勃，在经济日报，在人民日报，在也主持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期间，都使他所在的地方成为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他虽然50岁后才真正搞新闻工作，但是他愈老愈是追求变化、追求新意，不断突破自己，突破环境的约束，不断开拓新局面。

范敬宜走了，他追随穆青、蒋齐生而去。但是范敬宜的求变求新的新闻改革精神却留下来了，成为我们前进的参照标准。新闻摄影仍在发展，我们更加怀念穆青、蒋齐生、范敬宜这样的新闻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