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日如草》：70代“草”民廿年流变记

一、讲述草民故事

当代文学史中，有红色经典序列，亦即是革命史诗。它以讲述英雄历险故事，通过塑形高大全英雄形象，用以完成主导意识形态对投身于国家建设、集体事业之个体的必要询唤。史诗拒斥的就是日常与普泛，家庭和亲情；它所遵从的基本逻辑就是人民伦理或集体伦理大于一切。这也给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小说留下了言说空间，那就是讲述自由个体的生命故事，用学者刘小枫的话来说就是个人伦理。从此看，刘玉栋新长篇《年日如草》讲述的就是一个其貌不扬、才华不显的普通人，扎根济南二十年来的命运故事。单凭这种下潜并平和的叙述视角，即能感觉到刘玉栋小说走向了返璞归真和道法自然的境地。简言之，想象中国的方法、讲述中国经验之真谛与走向，不过乃讲述平头草民的生活小史罢了。

一男与三女的故事组合，本为写实小说之常规母题，也是传奇叙事的俗套策略。朴实厚拙的刘玉栋在小说中却背道而驰，于平凡中发掘微言大义，在街头巷尾中捕捉流变，从忍耐窝囊男人身上呈示草根质性与民间伦理。二十年间尘与土，皆使得拥有平民主体身份者的生活变动节律，皆历历在目，心领神会，又饶有风姿，耐人寻味。

二、济南时空缩略图

更有甚者，一座文学的地理坐标，在《年日如草》中，拔地而起。那个当代文学斑斓风景中，逐渐被淹没、被遗忘、被忽略的名字——济南——从此，栩栩然成形，也巍巍乎高哉。生活于此地的人，有福了。

《年日如草》中呈现出的济南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化肥厂内部空间，乃主人公曹大屯高中毕业后第一次上班的工作单位，时间从1988年至于1992年。另一部分则围绕小王府街，形成了一个街区横截面，为曹大屯经历爱情、婚姻、做蛋糕店小老板等事业的生活场所。时间从1990年代延续至新世纪后被拆迁为止。你顺着这些被写实化了的济南地名走，不难感觉到刘玉栋在这些耳熟能详的空间地理中，蕴涵着的难以磨灭的个人记忆。甚至，窃以为这个曹大屯就是作者刘玉栋的影子、化身，自我人格的一个文本面具。

正是围绕这些地理空间，曹大屯辗转于此，忍受孤独，历经坎坷，穷富变形，颇戏剧化。人虽窝囊而痴心不改，有一种绝决的呆气、傻气、孩子气和市井气，却又是济南人本有特色，一种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地理学共同濡染出来的齐鲁质性。

刘玉栋书写人物与城市空间变革错位的基本方式，看似常常凸显出大历史的年代数字，其实归根结底，那些历史时间不过是概括句或发语词——他欲求表达的不过是人的寻常性、俗世性和日常生活的重复性。“这一年”、“这一天”和“这时候”等时间副词，引领着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发生故事，发生摩擦，发生契合。小叙事，也因此成为了小说形塑草民习性和城市变革的微观视镜。

除了上述时间副词能以重复的方式不断拓展叙事走向并形成小说修辞的回旋之美外，《年日如草》中还包含了几个富有民间气息的重复意象，比如袁师傅家院子里的石榴树，那盆放在袁婷婷窗台上的仙人掌，皆令人刻骨铭心，镌刻着一个普通人难以割舍的缱绻情愫和美好记忆。    

三、另一个贫嘴张大民？

 主人公曹大屯是不是另一个张大民（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主人公）？像，却不是。

张大民不过一个京油子，一个依靠自欺欺人而自得其乐的市井末流。一个只有京城大杂院才能熏染出来的犬儒并被反讽修辞糟践的角色（被冯巩加以造作而夸诞的表演后，更如此）。

曹大屯也是草民一个，但他不耍贫嘴，不搞笑，非常木讷、笨拙，也能忍耐，更固执。他属于山东乡村和济南环境杂交的产物；即便最后有些脱胎换骨，有些玩弄手腕，甚至有些无耻，但你可以谅解他。

从小说修辞伦理上，刘玉栋处理曹大屯这种人物，明显地能感觉到其形魂，与读者一点“不隔”。换言之，刘玉栋是带着自己的人生历练和个人体验，带着对二十年来中国城乡社会发生的世道人心变革这一“中国经验”的切身理解，来塑造曹大屯这个人物的。

我觉得刘玉栋塑形“痴愚型”人物的手法，可谓精准周到，虔敬有度，既朴素温情，又直逼人心。也因此，刘玉栋的小说叙事伦理，摇曳着命运周转的弧度、氤氲着灵魂的湿度，且散发着悲悯的厚度。我个人读后，非常信服刘玉栋架构长篇文体的整合力和完形人物的柔韧度。

要知道刘玉栋生于1970年代初，你通过曹大屯这个人物1988年即已17岁的年龄段来推算，曹大屯与刘玉栋从出生年龄上非常近乎；同时曹父作为地质勘探队员与刘玉栋所经历过的，也有些近似。当然我并不知人论世，推己及人，对作家隐秘生活进行社会学式的过度窥探、传记考古。我所关心的就是曹大屯所经历的，正是如刘玉栋一样的1970年代出生者所经历的“当代中国二十年”。

这是小说家写作时必备的问题意识。每一个回忆者所讲述的“微观历史”抑或是个体经验，归根结底，都要汇聚到“宏大历史”的潮流中，与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碰撞与相互对话，抑或是组合成一体化历史叙事中的一枚棱镜式的碎片，折射出二十年来普通人与家庭、单位、社会之间的错杂关系，斑斓状貌，由之形成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命运感。

四、70代人的“痴愚”认同

看似曹大屯是刘玉栋缩影在小说中的自我面具，其实，我觉得他更像一代人的真正代表。我这么说并非在夸大。我仅仅带着自己与刘玉栋、曹大屯差不多的切身经历，来体悟一个乡村少年进城后所遭遇的“成年礼”仪式。一个人在城里打拼如同骆驼祥子一样痴愚，从默默忍受孤独，从喜欢写诗，从无望的单相思，以至于背负幽曲罪念的阴影，为他人孽缘而忍受七年之痒，然后主动退出，从零开始，继续下一历程的“三十以后”的人生。在新世纪里，他的命运不仅没有转机，反倒被现实物欲的泥沼，裹挟着下沉，渐渐地有些开窍，有些“狡黠”，并与消费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形成缓解、谐振和共融。

机心占据了童心（诗歌），欲念攻克了理念，果敢替代了游移。小说的结尾尽管戛然而止，并包含了刘玉栋勘探痴愚人物之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但里面未尝不包含着某种忐忑不安的忧虑和牵挂，甚至散发着一种“中年写作”的困兽犹斗、反抗绝望的颓变况味。你或许会以为刘玉栋在为曹大屯的命运担心，其实他未尝不在为他这样的“好人”鸣不平，并潜意识里不愿让他因偶尔的“骗局”而再受打击或伤害。你能感觉到一丝殷殷的同情和一脉悠悠的惋惜，弥散于字里行间。

这就是理解，也是包含未知数和多向度的认同，对一个二十年来依旧与现实生活貌合神离、始终脱轨却逐步能够适应、主动去谋生以求生活得更好一点的小人物的精神确认。因为他一直在给予，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救助，一直在慷慨，一直在孤零，一直在为自己或他人的房子、银子、妻子、孩子这“四子”而挣扎，不是他在报复生活，而是“当代中国二十年”的现实生活世界，一直在耗散、折腾、愚弄着他。他有理由不侈谈信仰，不奢求“忍耐到底即能得救”这样的大道理，不遵从金钱万能和欲望耗费这样的高姿态，他仅仅在利用他的那些人身上拔一根本属于他的毫毛，让自私自利者出一点血……这都并不为过。金钱观念并没有彻底阉割曹大屯，也没有将其脱胎换骨，他不过被生活的磨盘“启蒙”出了一点“心眼”，且这种“心眼”，并非宗教赐予，亦非道义扭曲，更非情感变裂，而仅仅源自“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民间小人物、老好人所信奉的那种相对主义价值标杆，其实也就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适性生活原则。在今日中国，谁能让百姓生活得更好，谁就代表真理。当周遭的世界，无法让曹大屯这样的大好人、老实人、傻瓜蛋一样的逆来顺受者之衣食住行诸元素，历经二十多年的千辛万苦却依然无法获得正当性满足，那么与其他被命运反讽，毋宁说是被“现代化”应有的弊端这一反乌托邦幻景给愚弄了。

这是时代的逻辑，也是市场的规约，是进城者的或然，也是当代中国的必然。《年日如草》勘探“当代中国二十年”的诸多经验，在普通人身上，获得了不一样的呈示。这是小说家刘玉栋的再回首，更是1970年代出生写作者的集体转捩点。为生存而奔波的痴愚小人物，抑或是默默耕耘生活的写作者，理应获得比英雄偶像明星大腕们更多的尊重和谅解。

他们将大有可为，也是“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体。也因此，我觉得，“小说中国”这一命题，远未结束。每一个汉语写作者，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寻找一盏照亮自我与他人的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