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大学身份被盗之谜

　　这显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加尔布雷思在《不确定的时代》中说：“我们将把19世纪经济思想中伟大的确定性思想，与现时代面临问题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进行对比。19世纪，资产阶级确信资本主义的成功，社会主义者确信社会主义的成功，帝国主义确信殖民主义的成功，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注定要统治。现在这些确定性几乎都

一

　　大学是什么？像企业，像政府，也像大家族。在这种不确定的时代中，要找到一个关于大学的确实定义并不容易。我们已经很难从整体上定义大学的内涵和价值，也并不确信大学真的就是在为了“高深学问”而活着。从欧洲大学的起源来看，大学比国家还老，而与时刻需要有生存危机的企业相比，大学更能活得长长久久。有人说，大学是不会死亡的企业，也是不会灭亡的国家。在唯一不变的是“变”的时代里，承载着国家的使命、承担着社会的期待、承受着自身的传统的大学，其身份和身世都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大学并不从来都是这样。“大学”这个词在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已经具有了它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蕴含着它在欧美文化背景下丰富的历史遗产。在传统的教育学结构中，教授是享有特权的人类学知识的“承载者”，就像神学时代的圣经注释者一样，一方面成为使主流文化正统化的经典书籍的监护人，另一方面又是其中所包含的“一般”知识的传播者。在这样的状态下，师生间关系的垂直模式既保证了思想的毫无偏离地直线传播，又抑制了新思想的创生，从而加倍有利于维护长者、先知者的权威和地位。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大学”这个概念却有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术机构。

　　长期研究中国大学演变的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认为，中国大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许多中青年教师一直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和生活，各大学主要留任自己培养出的毕业生。每一位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都能详细讲出自己所在系或单位的情况，有时还能追溯到很早的年代。每所大学都有着独特的风貌和个性。长期以来，员工们一直工作在一起，在风云多变的年代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形成了这种团体个性。（许美德著，许洁英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P6）在她所描述的中国大学形象中，我们看到的大学仪态是从容不迫的，安静而坚定的，有信心也有恒心来慢慢处理校内外事务的。然而，她看到的情况是以前的。

　　不知道是在教育学相互批判的基础上，还是通过大学不断适应社会的模式，师生间关系的垂直模式渐渐改变，产生了一种对立的教育学，并打破了核心课程及其所表征的高级教授作为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结构，释放了为其所教化和支配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对于师生关系来说，起支配作用的规则从先验的制高点进入到批判主义的互不干涉的情境之中。师生关系减少了相互性，彼此激发和共同建构的力量正在减弱。在信用体系缺乏正向激励的场域中形成了一种集体默契：你从我这里拿走你想要的，我从你那里拿走我想要的，之后，我们告别吧。

　　显然，教师和学生都失去了耐心，大学也失去了耐心，失去了培育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胆识的欲望，也失去了与教师和学生一起慢慢成长的信心。在这样一个动辄全球化，动辄与国际接轨的不确定时代，大学就像一个拿不稳自己未来命运的孩子，任由各方力量的摆布。当国外的报纸公布排名的时候，它忐忑不安或无言以对；当国内的网站公布排名的时候，它沾沾自喜或怒不可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变成了国内一线大学的神话式追求，此时大学向内自省、向历史承接的习惯却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如何在自己身上再披上一件件漂亮的外衣，久而久之，大学也就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变得臃肿不堪，要挪动脚步转换半个方向都变得无力而难堪。那么，这里还是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己任的大学吗？大学如何就被盗走了真实身份？

二

　　在一个确定的时代，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学生、一个大学教师都是比较舒服的——我们不用养成这样的习惯：面对每一个符号、口号或知识的强权人物都要经过层层盘查（甚至“人肉搜索”）之后再决定是否要相信他。是的，学术规训要求我们养成批判思考的习惯和精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不需要一个可信赖的制度和组织。批判思考是一种学术训练，是一种“求真”的法术；而可信的制度和组织是我们得以聚合到一起的黏合剂，它能让我们更加淳朴，更易于触摸，获得一种真真切切的实在感，并能因循它而把公平、正义、信心和关怀传导到每个节点、链条和末梢。因此，由制度和组织所保证的信任机制是一种“求善”和“求美”的能量。

　　当我们用这种法术和能量来度量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与教师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时就会发现，所谓的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关系的叠加。衡量一个学术组织的学术水平的标尺不是唯一的，衡量大学行为的限度的标准不是唯一的，衡量一个大学教师的价值的向度也不是唯一的。这就好像一个多币种流通的市场领域，各种不规范的交易行为让我们防不胜防。我们的神经随时都在接受各种刺激而产生应激反应，久而久之直至麻木——因为面对绝大多数事情我们都无能为力。

　　早在1972年，理查德·克拉切伯格（Richard Krachenberg）这位市场学教授就说，“不管以什么名义、由谁实施或者发生在机构的哪个部分，总之大学正在进入市场。”他明确指出，学校所说的招聘新成员实际上是一种委婉的广告，经济资助是明码标价，而伤筋动骨的课程修订只是在做产品开发。在整个中国社会确立了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时，市场和市场化几乎成为一种迷信，它不仅作为一种支配后发国家的精神意念，而且作为一种不假思索的“正确”道路被遵循和追随。随着一些市场化话语的输入，去官僚化、分权化、监管和问责等词汇所带来的体制松动，使得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像国企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当今高等教育改革确实也从国企改革中拿来了不少词汇和逻辑。这种词汇很符合人们在竞争中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动机，人们信奉竞争是个好东西，无形中采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自然演变的逻辑，似乎将这一切交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去解决即可。这样，政府从高等教育领域中放出了管理权限，从而也退出了责任机制。而由市场监视所带来的“问责”这个非常时髦的词汇，在这里就真的仅仅是个词汇了。问谁的责？连责任区域的界限都分不清楚，如何问责？当大学像企业生产批量产品那样生产了那么多大学生以后，买家太少，谁来负责？充其量，学生跟大学之间只是托管的关系，连公平的买卖关系都算不上。

　　现如今，大学生早已不是什么“天之骄子”，现在大学生这个身份更多的与“就业难”、“啃老族”以及最新的名词“蚁族”联系在一起，构成人们对大学生群体的整体印象。“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通过率领他的团队对京郊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两次调研得出结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是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鉴于“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高智、弱小、聚居的特点，研究者给他们取名为“蚁族”（廉思著，《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通过这本书的诸多读者，这个概念迅速从学术圈走向大众。

三

　　大学中的学者，行走在这条市场化的道路上，一路上高唱赞歌，一路上也在躬身自问，学术生活变得忙碌且茫然。大学究竟是为教师发挥其所有智识追求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还是为买卖教师的知识而形成的交易所？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将高等教育结构确定为政府、市场与学术三个维度的稳定关系，在这个结构中，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型态。市场讲究的是效率，政府提供的是合法性，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大学一方面在向政府索取“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沉浸在市场之中，寻求更有效率的产出。于是，关于大学的研究，分野成为两个似乎并行不悖的路线：一条路线是探讨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借用的是西方研究者几百年来所生产的关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争的结论；一条路线是探讨大学如何办得更有规模效益，更有经济利益。两种路线向宏观的层面上走，是大学面对外部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作为和价值；向微观的层面上走，是大学面对内部的教师和学生群体的管理手段和理念。在此，我们看到了包围在大学身边的种种力量，包含在大学里面的种种张力。但是大学在哪里呢？大学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正如有学者所言：“改革作为一项复杂的和系统的工程，其间所蕴含的规律绝非仅靠经济学家的简单成本核算就能廓清。如果改革的进路果真是如此单向度的，那么即使它按照自己的预期而获得了成功，也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和被动的局面：以后凡是能在大学里站住脚的个人，都可以算是在激烈竞争中成功了，而唯独作为这些个体之集合的学校，其本身反而在相互厮杀中失败了。因为这里将只表现为一个熙熙攘攘的知识集市，而不再是一个相濡以沫的知识社群，充斥在这里的也将只是知识摊位之间的尖利叫卖声，而不再是研究过程中无功利的共享快乐。”（刘东，《保护大学生态》，《书城》2003年第8期）

　　这样的结构以及被这样的结构所决定的功能和产出，不见得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能明确地看到这样的支配机制，但是局内人都能用自己直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其间，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的“看起来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正确”的事情，则像对初恋情人的感觉一般被深藏到了心底的一个角落，夜深人静难以入眠的时候，它会涌上心头，提醒我们年少时那份纯真的情感和理想是否依然还在“灯火阑珊处”。在跟从了大众议题、政府议题的时尚潮流之后，作为一个学者在清醒状态下抱持的“大学理念”则变成了挽歌般的传统情怀。

　　前两年北大的孟二冬老师被当作当代教师的典型被宣传和标榜，虽然他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成长的时代距今只有十几年之“遥”，但是感觉上已经彻底更换了一个时代。在他那个时代，大学教师尚可安身立命于一个院系，老老实实地读书、上课、做研究、带学生，虽然薪水真的不够养活一家人，但是夫妻两个的工资加起来还是可以满足有限的欲望。想来孟老师还算是幸福的吧。而今轮到我等也采取同样的生活姿态和工作志向时，却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哪天学校里就会空降一个大人物，直接聘为教授，直接给住房，直接给上百万的年薪，上千万的研究经费，并套上个985教授或客座什么的头衔。这个空降教授的到来，似乎既不会让我等的薪水减少，也不会让我等没得课上，更不会垄断课题资源。但是为什么我等会不舒服呢？仔细一想，原来，他的到来，让我们失去的是“希望”，收获的是“绝望”！原来，大学根本没打算耐心地等待年轻教师成长起来！也根本不打算相信年轻教师能有这种本事成长起来。当一个人处于这种“制度化的绝望”之中时，是不能指望他干出什么好事的。当一个人不被信任的时候，也是不能指望他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学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形象早已模糊，探究高深学问的志业追求也变成偶尔的内心忏悔和学理概念，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责只是在每年填写岗位业绩表和目标责任书时需要了解的绩效指标。

四

　　还记得北大在非典那年开始宣称要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沸沸扬扬，惹得媒体、海外学者和国内同行纷纷议论，发表时评，争相出谋划策或判断是非曲直。有一个云淡风轻的傍晚，校内人烟稀少，百周年纪念讲堂前整齐摆放着椅子，观众任意就坐，等待校方的代表对人事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做更深层次的解释和逻辑推理。听将下来，无非是一个隐喻的修辞：大学就好比企业，学生是顾客，学校是工厂，教师是工人，教授是高管，校长就是CEO。如此一来，大学怎么办？环顾企业怎么办，就应该知道很好办！这个比喻看似很贴切，只是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差异，那就是大学这个工厂生产什么呢——假如学生是顾客的话？如果学生是产品的原材料，用人单位是顾客，那么世界上可没有这么邪门的原材料——它们（他们）带着加工费（学费）来让你加工；也没有这么神奇的顾客——他们（它们）买东西的时候不用付一分钱！尽管我们现在可以对这个逻辑大加挞伐，但是不经意间“大学约等于企业”这个修辞却暗示了大学的生存之道。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身份都被偷换，大学之名也蒙遭失窃。

　　还记得在这个改革风头正劲时，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来北大做了一个讲座，大致是讲了一个不太通顺（此公文笔甚好，口才不敢恭维）的故事，即香港科技大学是如何在短短10年间变成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言下之意是香港科大的成功故事背后有一个值得普遍化的逻辑，那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北大就该集中将资金使用于聘任海外优秀人才之上，并且采用与国际接轨的内部管理模式，给现有似乎昏昏欲睡的教职员工以当头棒喝，从而实现师资队伍大换血，给大学注入源头活水。实际上，雄心勃勃的大学聘请专业人士为自己装点学术门面，也只是商业意义上的新“品牌”。

　　没信心、没耐心的大学通过专项经费网罗了一批“转会”的知名学者，而这些学者相应的职责却并不见得为外人所知。我们能看到的是，大学采用企业那样的管理方式，将涉及绩效的指标，如新增硕士、博士点数、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科研经费、科研项目数、sci和ssci文章数、院士数、长江学者数等都当作表征大学的才能和质量的指针，每年仪式性地在各种场合宣布。这似乎在不断地提示公众，大学的内涵和价值就是这些东西。大学自身究竟有何独立的追求和价值立场，这基本上只是变成了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的学者的一个永恒的议题，在实践中得不到有效的应答。在这个场域中，大学作为一个应当有追求的整体，被拆解成了各种碎片化的指标，一个指标接着一个指标地回应来自市场的问题、来自家长的问题和来自政府的问题。而在大学内部，数字计算的经济价值向度缠绕在每个纵向的管理链条上。有的大学甚至提出学校管理的新“四化”：职业化、精细化、标准化、表格化，并自以为这是最现代化的新公共管理制度在大学内部的实践。

　　现在进入了市场化体系中的大学已经落入了一张难以挣脱的网络之中，它必须面对罩在这个网络之中必然带来的所有问题。所以它也像一个市场中的企业一样，遵循利润至上的原则，扩大招生是为了有规模效益，加速国际化进程是为了办成跨国集团，内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为了优胜劣汰。大学不但要像企业那样去解决市场所带来的问题，还得像个大学一样去解决学术和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在这样的导向下，大学的追求变成了：要跟国际接轨，变成世界一流大学；要向传统追溯，保持一份不变的永恒。前者已然付诸实践，后者则遗留于学者论辩的“理想类型”之中。当我们反向思考这两种追求时，发现其实前者更需要论辩，而后者更需要实践。

　　当大学不用再被比喻成企业，我们才能获得关于大学生存的启示，即：把大学当作一个独特的社会存在，通过找寻自身内在的气质和精神来获得广泛的身份认同时，这样它甚至反而会成为一种值得被企业借鉴的机构。而当我们的时代进入到像办大学一样去办企业的时候，大学被盗窃的身份才能回归。正如雅斯贝尔斯所定义的：大学是一个共同体，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寻找真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