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歌谣

常常想起儿时的歌谣。

这也许很可笑，胡子已经花白，该想的事又那么多，却偏偏去想那些被遗忘的歌谣。可是没办法，自己管不了。在记忆中，有的歌谣似乎很美，但记不清了，想问问别人，却蓦然发现身边没有几个会唱的人。因为比我年轻的人一般只会唱红色歌谣，而那些歌谣来自印刷品，无需任何人记忆。

我所说的那些儿时歌谣很古老，有的也许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所谓“文化”就是这样，想让它更新，想让它消失，其实也很容易。这就是所谓“文化”的历史。

能够长久流传的歌谣大多没有深刻含义，尤其是那些千古流传的，必然是四平八稳，在任何年代都不犯忌，否则它就不会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所以很有创造性的东西一般没有生长的空间。但是，即使经过无数遍淘汰和过滤而精华尽失，即使只剩下不咸不淡的“纯文学”，只要你是唱着它长大的，一旦回忆起来，就会觉得它非常亲切，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美。比如：

    月嬷嬷，本姓张，

    骑着驴，挎着筐，

    挖着菜，拾着桑，

    喂得蚕儿大胖胖……

有什么深意吗？没有。但它朗朗上口，而且那月亮不是寂寞的嫦娥，也不是被罚的吴刚，而是一个勤劳的大娘，就在人们身边。再比如：

    小板凳，一歪擓。

    秫黍面儿包韭菜。

    哥一个，弟一个，

    给你姐姐留一个……

同样说不上怎么好，但来自日常生活。大概是家里正在包韭菜包子吧，好像是当娘的在跟孩子说话：哥一个，弟一个，给你姐姐留一个。这姐姐也许干活儿去了，也许已经出嫁，家里却没忘了她，韭菜包子有她的一个。这就是当代文坛长期不能容忍的人情、人性和人道吧？我们的古人留下的好东西不多，但毕竟还有点儿人情世态、日常生活，有写实也有想象，有赋有比也有兴。唱着这样的歌谣长大，会对诗歌有一种朴素而自然的理解。它不会很健壮，却也不至于完全陷入疯狂。

当然也有骂人的，或者黄色的。论及民间艺术，内行都会承认：精华常在泛黄处。因为民间艺术家的才华似乎只有在涉性时才能发挥到极致。但是，一般有教养的家庭不准孩子说下流话，所以那类歌谣即使从某些场合听了来，也没有说的机会，就永远烂在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例外，有位书香人家的女儿，平日温文尔雅，见人粉面含羞，但在新婚之夜，她那一套一套的黄段子却让那些喜欢说下流话的听房者大开眼界。那些达到极致的歌谣，就是两口子在床上，也是难以说出口的。能在大街上说的，即使用于骂人，也只能是那些一般化作品，而绝非精品。

比如，一个姑娘走在街上，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一群孩子，他们成群地跟在她身后高唱了起来：

    大闺女，大辫子。

    夜里搂着个老汉子……

人家好好的姑娘，正盼着找个如意郎君呢，却被派给一个老汉子，这真是很晦气的事。更烦人的是，那歌谣只要唱开了头，就可能没完没了，从“大闺女，双眼皮”，一直唱到“大闺女，白肚皮”，如果遇到没教养的孩子，也许会一直唱到更隐秘的地方。姑娘被几个孩子纠缠，赶又赶不散，甩又甩不掉，骂又骂不过，直到后来捂着脸哭起来，孩子们才一哄而散。

有些歌谣后来不唱了。先是不准唱，人们自然不敢唱；后来不再管，却也没人再唱了。有些歌谣不准唱，原因很清楚，宣扬“封资修”，当然不准唱。有些歌谣不准唱，我却至今不明白。比如：

    小老鼠，上灯台，

    偷油吃，下不来，

    叫它猫大哥背下来……

再比如：

    老猫老猫，

    上树偷桃，

    听见狗咬，

    下来就跑。

    跑到南洼里，

    捡了个破棉袄，

    怎么不穿上呵？

    上头有跳蚤。

    叫你老婆儿给拿拿呀！

    俺老婆儿死了……

它表达了什么？说不清。前一首全部意思就在不合常理之处。猫捉老鼠，老鼠怕猫，但小老鼠在灯台上下不来，也算是危难关头找警察吧，请猫大哥解救。可是，这小老鼠的命运可想而知。后一首扯出了一个故事，但只是故事而已。从偷桃，到捡到破棉袄，到买上“半刀纸，半刀箔”，“钻进风箱道”去哭老婆，用中学作文的标准看，主题很不明确。

就这两首歌谣，却突然不准唱了。原因从来没有说明，但似乎人人明白：它在议论“猫”。那年月，领袖姓毛，与毛同音的字都成了敏感词语，报刊上不再有议论猫的文字。我的一个老师给同学们上美术课，在黑板上画了一只猫，却没注意黑板上方已经写了“万岁”标语，那万岁标语和这小动物联系起来，结果就把老师绑走了，关了很长时间。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涉猫歌谣不准唱，也许是必然的。

此后，我们仍然在唱，而且有了一个很正规的名词：儿歌。不过，那就是学校里教的红色歌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