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越战老兵的北漂（续6）

    《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揭秘版之三十七）》
　　她涨着红脸，从里面的兜里摸出了一个小盒，对我说：“这是杜冷丁，止痛用的。医院里很紧张的，我偷偷给你准备的。但这种针打多了不好。来，我给你打上一针。”
　　杜冷丁注射不久，我浑身上下流转起一股凉爽，如果说痛疼是炽烈的火焰，那么，杜冷丁就是喷射火焰的冰水。直到多少年后，我才听说，杜冷丁已经成了国家控制药品，因为注射成瘾者，等于吸毒。尽管当初不知底细，但“吸毒”的感觉我还是体验了的。
　　注射了杜冷丁后，折腾了半天的我好歹进入了梦乡。那是一个多么痛苦的梦乡，那是一个多么甜蜜的梦乡啊！
　　年轻真是不可战胜！第二天醒来，我的伤口竟不再那么痛了。这时，我的病房闪进了一个人，穿着病号服，细端详，是那个侦察兵！他怎么也在这个医院？我充满了疑问。
　　他坐在我的旁边，礼貌性地问寒了几句，又掏出了一个黄皮的信封，问我：“负伤费发了吗？”
　　我躺在病床上，打量着那黄信封，点了点头。因为昨晚有人送来了同样的一个信封，说是什么负伤费，可那会儿我痛得还顾不上这事儿。
　　“你看看，你看看。”他啪地朝手掌上甩了甩信封，说。“你我留了那么多血，中等伤，才15元负伤费。这是什么标准？淮海战役的！”
　　其实，负伤费的事儿我先前根本就不晓得，所以也就少了评介的兴趣。而他却感慨万千，滔滔不绝：“你知道吗？同是越战，人家美国大兵，像我们这个样子的，负伤费、抚恤金不下50万美元，相当于多少？咱们的30万倍。咱们是落后，可能落后人家30万倍吗？”
　　我也感到了问题的不可思议。
　　临别，他仍旧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晃着圆圆的光头说道：“唉，你行呀，手术也做了，可我呢？还没等轮上号，明天就得跟你们屁滚尿流了。”
　　至少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明天我们还要转移。尽管战争还在继续，可涌现出这么多伤员，连我这个伤兵都震惊了。
　　翌日凌晨，一阵哨音响了，我们被抬出了病房，送上了一长溜军用卡车。临行前，我自信王青岛一定会来相送的，可汽车运行了，还没见她的影子。当我问起时，负责护送我们的一个护士说，王青岛昨天晚上就上了前线，接受新伤员去了。啊，战争，什么时候才到头呀！
　　我们这批伤员，汽车转火车，黄昏前赶到了昆明南边的一个小车站，当刚刚被扶下火车，眼前的景象差一点儿让我晕倒……

     《一个越战伤兵的北漂（揭秘版之三十八）》
　　这是伤兵的海洋啊！
　　一群群、一片片。
　　瘸的、拐的，躺的、坐的。
　　成千上万，成万上千。
　　下了火车，我还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人揪住了。
　　是一班长！
　　他的脖子缠着绷带。
　　我焦急地问：“你，你怎么了？”
　　“‘五五一’，挂彩了。”他淡然地说。
　　我急迫地问：“咱连怎么样了？”
　　“‘五五一’，伤亡了三四十。”他少气无力。
　　“连长呢？”我问出了自己的最牵挂。
　　“牺牲了。”他黯然答道。
　　我又追问。
　　他解释道：“在‘五五一’，沙连长跟我们遇到了越军的游动炮，打得又准又狠，幸亏连长找到了一个洼地，可是，‘老狐狸’没地儿躲，他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他，结果，一发炮弹轰来，他……”
　　他说不下去了，我也明白了。
　　“五五一”啊，“五五一”，真是个狗日的“五五一”！
　　我的心近乎疯狂了，但我又不能太明显表现，只能垂头丧气。
　　到了设在云南省寻甸县的后方医院，我失语了好几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往越军的圈套里钻呢？
　　刚到后方医院没几天，来了军委的医疗专家小组，给我们这些伤员做复查，当听说我是因为骨髓炎而被摘掉的左脚骨关节时，那个老专家无奈地说道：“怎么会骨髓炎呢，才负伤几天呀！再说，也没有骨髓炎的特征呀！”
　　专家走了，我在长叹短息，可我又能怨谁呢，据说，在地方医院给我做手术的主刀，已经几天没休息了，我能怨他吗，不能啊！但一想自己才十九岁，将要面临着残疾，真有点苦不堪言啊。
　　个人的命运，战友的遭遇，逼迫我拿起了手中的笔，我要向落后的战略战术宣战！
　　1979年4月16日，权威的《解放军报》一版加编者按发表了我关于战争的一篇思考文章，不久，全军结合这次中越战争，就作战训练问题展开了一次全军性的大讨论。
　　可是，正当我踌躇满志时，一次命运打击却到来了……

     《一个越战老兵的北漂（揭秘版之三十九）》
　　 上级评残组来了，我被初定为三等甲级残疾军人。知道这预示着什么吗？
　　 一个士兵，尤其是腿脚伤残的士兵，将不再适应野战部队。退出现役，等于我酝酿年久的“将军梦”宣告破灭。
　　 我感到痛伤和悲凉！
　　 随之，战争逐渐结束，部队陆续撤回国内，我，以及大批伤兵更加骚动不安了。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个问题，我国是1979年3月5日宣布的撤军，但宣布撤军，并不等于战争真正结束，局部战场还要战斗处理，全面撤军也要分批次进行，因此，实际的战争落幕，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按照常规，作战部队一旦撤离战场，立刻就转入休整，并展开评功评奖活动，而评功评奖，是有限额的，不在现场的伤病往往不占优势，所以，伤病们情绪活跃，争相出院归队，经历了一场战争，谁不想弄个战功呀！
　　 能走得伤员忽隆隆地走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腿脚不便或伤势较重的伤员，我尽管心里也着急，却只能干着急，因为我的脚伤一直没好，走路还靠双拐。
　　 伤员走了一半儿，剩余的伤员开始合并同类项。我们这些轻伤员，原来住在妇产科和儿科，现在都到了儿科，可能觉得这样比在妇产科好听吧。
　　 新病室我们四个人，除了我，可以说个个有特点。
　　 临床，是一个安徽兵，攻打老街战役负伤的，肩部中了一弹，可伤口愈合了，还是头痛。医院请来专家会诊，迟迟找不到原因，后来，主治医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他做了头部X光，乖乖——在眉骨下面竟然发现了一粒子弹，寻找弹道，那就更神奇了，是从鼻孔里进去的，他自己却一直没感觉。至于这颗子弹是怎么钻进他的鼻孔的，整个医院都在琢磨，后来才找到了答案。那么他的子弹究竟是怎么钻进鼻孔的呢？还是请读者也动动脑筋吧。
　　 还有一个室友。原来在138师，后来作为战斗骨干调动了越南战场。138师曾经是沈阳军区的主力师，1969年在珍宝岛跟苏联军队交过手。因为有了跟苏军交火的教训，138师非常重视打坦克，培养了一大批打坦克能手，这个室友就是武艺高强的40火箭手，可是到了越南战场，他扛着一只40火箭筒，跑来颠去的，就是没有派上用场。在攻打一个高地时，他跟随在步兵后头，总算找到了一个机会，发现巨石后面有一挺越军机枪，他咣地就是一下子，结果，火箭爆炸，越军没打着，炸碎的石头却砸伤了他的头部。
　　 另一个室友，湖北人，他太传奇了。至少，他是我唯一见过的语言天才。他熟悉客家话、粤语、傣语、苗语、藏语、拉咕语，还有越南语。为什么？因为他当兵就来到了中越边境的巴丹贡哨卡，从班长到指导员，一直跟少数民族战士打交道，他下决心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慢慢成了语言大师。至于越南话，是他当了边防哨卡的指导员后，因为中越友好时，他经常要在巴丹贡大桥中间跟对方的武上尉接洽、聊天，慢慢就学会了越南话。他跟武上尉是铁哥们，两国关系紧张时，武上尉曾在大桥上对他说：“咱们要从同志到敌人了。”这位指导员回答：“咱们仍然是兄弟。”武上尉又告诉他：“听说你们要来打我们，兄弟，你们进攻时，别从桥头上冲，我们已经安装了炸药，也别从河两岸过，我们埋了大量地雷。你们最好迂回。作为兄弟，我的心意尽到了。”
　　 但这位仁兄在迂回攻击时，没碰上地雷，却被一颗手榴弹给炸伤了右脚。
　　 当我问起他攻击武上尉的感受时，他暴露了一个惊天秘密......

     《一个越战老兵的北漂（揭秘版之四十）》
　　 他说，对越战争爆发后，他跟连长奉命率部向武上尉的守军发起了攻击。按照部署，他们连绕开越军防御工事，从侧翼渡河攻进，基本没有遇到麻烦，当向武上尉所部阵地发起攻击时，对方胡乱扔了一阵手榴弹，就撤离了阵地，而且，这一撤离，既没有体现战役企图，也没有体现战斗设计，纯粹像一次避战。当连长征求是否追击武上尉之部时，这位指导员含糊其辞地说：“你是连长，你决定吧。”
　　 这位指导员也心照不宣，对连长说：“你是连长，应当由你下决心。”
　　 连长却阴着脸对他说：“你也是指挥员，别他妈的装蒜。”
　　 就这样，他们延误了战时十几分钟。当上级催促追击敌人时，武上尉的部队已经逃离了很远。但在这次战斗中，这位指导员被越军乱扔的手榴弹击中了右脚。
　　 
　　 战争结束之后，中央来了慰问团，都带着文艺团体，在接待慰问团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都感到别有趣味的事儿.......
　　 《一个越战老兵的北漂（揭秘版之四十一）》
　　跟随中央慰问团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给我们伤兵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出。一位器乐演奏家情趣所致，提出搞一个互动项目，他说，伤员们随便登台，任意放喉，你唱到哪儿，他的扬琴就跟到哪儿，这就叫做“我的琴声伴随你”。
　　有两个被请上舞台的伤员鼓足勇气唱了几声，演奏家的扬琴紧随相伴，激起了场下一片掌声。这时，一个吊着胳膊的伤员主动请缨，蹬上了舞台。这名清瘦矍铄的伤员，目光炯炯，自信坦荡，他上台后就提出了一个令全场震惊的要求。 
　　“同志，”他微笑着对演奏家说，“咱俩换换角色可以吗？”
　　演奏家一愣，全场也静默无声了。
　　演奏家笑着问他：“看来您也爱好扬琴，可是您一只胳膊负了伤，一只手弹琴，方便吗？”
　　伤员神态安然：“试试吧。”
　　伤员左手接过了演奏家的琴竹，对演奏家说：“您开始吧。”
　　演奏家先来了个简单的《打靶归来》，伤员虽然是一只手，台相丰富，章法有序，弹奏的音乐浑厚悦耳，激越雄壮，与演唱者的声音丝丝相扣，一曲演罢，场上掌声如雷。这时，摸透了伤员实力的演奏家加大了难度，将一些中外名歌进行了串联嫁接，可任凭他如何变换，伤员的琴声总是紧紧相伴，演出顿时进入了高潮……
　　在起伏不断的掌声里，演奏家问伤员：“能问一下，您是跟谁学的琴吗？”
　　“我父亲。”
　　“你父亲？他老人家是？”
　　伤员报了一个名字，我忘记了。三十多岁的演奏家一听这个名字，竟然双手相拱，谦逊地说：“论艺术辈份，我该喊你师叔。因为我的老师就是你父亲的学生。”
　　全场掌声又爆响起来……
　　那年月，由于高考制度才刚刚恢复，军营里仍聚集着大量优秀人才，像现在演艺界的大腕刘晓庆、那英、濮存昕、陈佩斯、梁天、毕福剑等等，当时都在部队。
　　正因为如此，一些到前线部队慰问、采风或采访的艺术家、作家或记者等，大都谦虚谨慎，唯恐闹出笑话。 　　
　　1979年6月11日，我获准出院，只身赶往思茅地区行署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普洱市，因为我所在部队就驻扎在那里。
　　从昆明到思茅，本来是直达车，可是，由于战时状态尚未解除，军用运输任务繁重，民用运输自然受到了节制，我在昆明只买到了去墨江的汽车票，黄昏，到了墨江，已经没了长途车，而我归心似箭，急于见到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急于了解战友们伤亡情况。
　　我独自在墨江汽车站游荡，期盼着奇迹的降临。
　　奇迹还真的降临了：一辆送茶叶的卡车，要返回思茅坝，顺便到汽车站捎上几个人。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叫开黑车、干私话。人们一听有车要到思茅，呼啦啦就上满了。然后开始收钱，每人四元，还给车票，轮到了我，我掏出了《革命残疾军人证》，请求买半票，谁料，那个买票的黑大汉鼻子一拧，喷着满嘴的酒气对我说：“那个不管用。”
　　我解释，按规定，应该享受半票优惠。
　　黑大汉依然态度强硬：“少罗嗦，买票就四块，不买票就下车！”
　　我在解释中，也有点儿急，表明自己是对越作战的伤员。没想到，一提起对越作战，他的神态更凶了：“不说这场战争，老子还留着活口，一提这场战争，老子就伤心冒火！你认为老子是吃闲饭的？告诉你，老子也是打越南的伤兵，这一身伤疤，就因为没有门子，退伍当了个抗茶坨的苦力，老子还有怨气呢！”
　　按照常理，应该伤兵同情伤兵，可他却例外。我有点气急。但我身材不高，估计对付不了他，所以就在想法子。有了！我不紧不慢，从背囊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对黑汉子说：“你给不给半票？不给，我就用这燃烧瓶，毁了你！”
　　黑大汉一看，立马吓得用双手挡住了自己的面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