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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你刚才的说法，如果把对自己和别人的名字产生深深的疑虑算作一种经历的话，一九九六年三月至八月的一段时间里，我就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你知道那时我还没有放弃教书工作，在一所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成人高校教授青年运动史，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孙二水的人，我觉得他的名字怪极了。孙二水来自胶东半岛的文登市团市委，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少言寡语，小个子，黑脸膛，听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很长时间内我并没有把孙二水这个名字和那个小个子学生对上号，当然我知道这个怪名字属于他之后，也没有觉得他的名字更怪，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偶尔把目光扫到他的脸上，批改作业时望着“孙二水”三个字发一会儿呆。这一年的六月底，孙二水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到我宿舍来，他这一届学生就要结业了，他们三五成群地来向我告别。当时孙二水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他的脸略微有点发红，低着头不声不响，所有师生离别时应该说的话，他的几个同学都代他说过了。我觉得在这一拨同学中，孙二水是惟一一个不愿意引起我注意的人。但在他们起身离去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问孙二水，他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名字。孙二水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爷爷为他起的，他并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什么意思，他也从来没有问过他的爷爷。孙二水结业以后又回到了文登市团市委，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写给我一封信，谈谈工作生活情况。现在他那一届学生的名字我几乎已经忘完了，惟独孙二水的名字还记着。 
　　对我来说，大多数学生的名字都无关紧要。当我站在讲台上时，看到的是一张张年轻的相似的脸庞，而他们的名字，更多的是出现在花名册和作业本上。我无法做到让那一串名字和那些脸庞一一对应起来，实际上只能够在作业本上区分开他们。不知道你能否体会到这一点。孙二水的名字之于我，似乎包含着一些特有的意义。但在1996年的5月份之前，我一直并不清楚“孙二水”三个字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直到那年“五四”青年节前后，我在接待北京来的考察团时认识了一个叫“孙冰”的人，那时才在“孙二水”和“孙冰”两个名字的比照中，看到了前者的不同寻常之处。不过事情还远非这么简单，这两个名字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巧合，更多的东西隐藏在名字背后。这件事的详情等一等我会讲给你听。总之在一九九六年的三月至八月间，我始终受到有关名字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些日子我老是感到自己很虚弱，神志恍惚，缺乏信心。我经常做这样的事情：把一张方格稿纸铺在写字台上，把同事、朋友的名字一一写在格子里面，然后望着这张纸，疑虑就产生了。比如“李纪钊”和“刘玉栋”这两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它们和我那两个活生生的以写小说为职业的朋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呢?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两人突然放弃各自的名字，改用其他的称号呢?或者说在过去的30年里，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叫“李纪钊”和“刘玉栋”?还有我自己的名字“孙文彬”，这三个字也经常让我惶惑不安。有好几次我在写到自己的名字时，不知道打头的那个字的“小”字旁应该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如果趁我精力分散的时候，有人站在办公室的门口或者走廊里喊一声“孙文彬”，我会一下子不知所措。 
　　你是否还能回忆起一九九六年三月份的天气?那一年春天风沙很大，刚刚脱去了冬装，本可以享受一下三月里懒洋洋的阳光，可是风沙一天到晚没完没了，天空变得浑浊不清。后来的烦恼都是从三月里开始的。我记得妇女节刚过，一天下午，从定陶县孟堤乡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和我差不多，但吃得很胖，他的圆鼓鼓的肚皮把西服里面的红色羊毛衫撑得满满当当的。我们两个在单位的传达室里见面，他一看见我，离得还有几步远就笑着说，孙文彬、孙教授，混得不错呀，走路蛮有劲头的嘛。他笑的时候两腮和下巴上多余的肉向三个方向挤过去，细眼睛也变成了两条缝，给人的印象这人是一个乡镇干部，而且大多情况下他总是用这样的笑容面对下属。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很长时间，握得很热烈，我顺着他的话说，混得不好，瞎混，还是你行，你已经发福了。这时我看见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小伙子，他向我介绍说小伙子叫小赵。小赵也上前和我握手，说，路上孙乡长一直念叨，说他有一个中学同班同学在这里当教授，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面了。显然小赵所说的孙乡长就是这个肚皮鼓得很高的胖子。孙乡长接着问我，我们俩有十七八年没见过面了吧?我急忙回答他，是啊，是啊，大概快要二十年了吧。我想起来，孙乡长的确是我初中或者高中的同学，尽管他已经发福了，但他的一笑就变成了两条缝的细眼睛，他的粗壮的手指，还有手心里总是潮乎乎地发粘那种感觉，都是我过去曾经非常熟悉的。可以说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我和孙乡长肯定是一对相当要好的朋友，那时我们形影不离，情同手足，甚至可以相互感知对方身体的气味，可我就是想不起孙乡长叫什么名字。 
　　我把孙乡长和小赵领到办公室里喝茶，我的同事看到我领着客人进来，都躲了出去。孙乡长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小赵坐在对桌，我搬了另外的一把椅子坐在他们两人的旁边，然后随意地聊着家长里短和一些废话，比如询问对方的老婆干什么工作，孩子上几年级，住多大平米的房子，经济收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现有的生活，还有过去我们共同的熟人、朋友、同学现在一一都在用什么样的手段混饭吃，谁谁谁结了婚又离了婚，谁谁谁因为超生被开除了党籍，谁谁谁的老母亲和自己的儿媳吵嘴后上吊死了，以及中东问题的实质、中美关系的前景和近在眼前的香港回归，等等等等。在我们穷聊的时候，孙乡长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孙文彬，他像招魂似的念着这三个字，孙文彬孙教授，每一次他想发言的时候都这样叫一声。叫过之后他还时不时地望着我笑，有几次他笑的时候小赵也跟着笑。比起在传达室那会儿，孙乡长的笑容里多了一些神秘和戏谑的意味。我弄不明白是孙乡长他们这些乡镇干部平时习惯了类似的笑容，还是只有面对我的时候才这样，总之孙乡长笑的时候，我就想打喷嚏，迎着这样的笑容，我的眼睛和鼻子周围的肉就发麻发痒，额头上还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可是你知道那时的天气一点也不热，从打开的窗户里飘进来一股一股的春风，风吹到我的额头上，使我感到一阵一阵的凉意，但我额头上的汗还是不断地往外冒。为了缓解某种不安，我也学着孙乡长的样子，用戏谑的口吻称呼他“孙乡长”。坐在我面前的这个胖子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已经将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现在他当了定陶县孟堤乡的乡长，我讪笑着称呼他的职务可能更显得亲切。你想一想当时的氛围，我没有勇气斗胆询问他的名字，那样的话等于是掴了自己一记耳光。那时我后悔了在传达室刚刚见到孙乡长的时候，不应该被他的亲近和热情阻挡住询问他名字的企图。而随着我们相处时间的拉长，这个企图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我深深地陷在他那种怪模怪样的笑容里。 
　　孙乡长那次到省城来，主要目的是想邀请农科院的一位蔬菜专家到定陶县孟堤乡住几天，对他们那里的上万家大棚菜农进行技术指导。可是因为那个专家要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他们只好住下来等他。孙乡长来找我，一来是他还念着同班同学的情谊，二来是也好打发掉等待的时间。那天晚上孙乡长、小赵和我，三个人一块吃了晚饭。在饭桌上孙乡长一边向小赵吹嘘我的学问大，做了大学里的教授，一边大谈自己在孟堤乡的政绩。还像下午那样，他每次说话都要叫一下我的名字，孙文彬，然后就笑。孙乡长说下午他和小赵在我们学校大门口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才敢肯定我的名字就叫孙文彬，他们向传达室打听这个名字，果然，传达室对这个名字非常熟悉。你就是叫孙文彬，孙乡长对我说。小赵又笑起来。孙乡长还向我谈到了一件事，他说在我们两个同学的时候，有一次在硬地上摔跤，我居然一下子将他摔到两米开外的地方。那大约是在秋季，刚刚下过小雨，地上还很潮湿，孙乡长被我扔出去之后，首先闻到了湿泥的气味，接着他看到很多双腿，因为当时十几个同学正在围着我们看热闹。孙乡长形容那个过程时说，他被我扔出去的时候，身体团在一起，像篮球一样砸在地上之后又弹起来。孙乡长第一次着地时，有一粒小石头正巧硌在他的尾骨上，当时觉得很疼，可是自尊心使他并没有表现出来。大约二十年之后，他的尾骨已经增生到将近一寸长了，现在，就是我们那次吃饭的时候，孙乡长增生出来的尾骨正在顶着他屁股下面的木板椅子。我不知道孙乡长所说是真是假，我告诉他说，没有外人的时候我要脱下他的裤子，看一看他的尾骨。我还对他说，有一句俚语说男人三条腿，现在你已经四条腿了。孙乡长、小赵和我三个人都笑起来。 
　　按照孙乡长的说法，在我看来，那次摔跤我把他扔出去两米多远类似于一次谋杀，这当然是我二十年之后才有的想法。现在我对你说起谋杀这个字眼儿，仍然心有余悸，不过不管怎么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即使是一九九六年三月里的事情，也已经过去了一些时日，现在是一九九九年的七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差点再次谋杀了孙乡长。那次孙乡长在省城大约住了四天，在这四天里面他居然到学校里找过我四次，让我忍无可忍。事情明摆着，他是我的同学，我们曾经非常熟悉，可我根本想不起他的名字，因此我不想见他，但他呢，却没完没了地缠着我。那时孙乡长也已经感觉出来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关于这一点，他好几次对我进行含糊其辞的挖苦，但不肯主动挑明。他只是说类似的话，你现在今非昔比了，你阔了，你厉害，要不你怎么会叫孙文彬呢，你是孙文彬你怕谁。不管孙乡长怎么说，反正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仍然哼哼哈哈哈地叫他“孙乡长”。我记得孙乡长第四次去学校找我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是一个人去的，小赵并没有跟着，当时小赵正在那个蔬菜专家家里干活。那天孙乡长敲开了我宿舍的门，他站在门外嘿嘿地笑，像是在对我说，不管你藏到哪里，本人都能逮到你。孙乡长穿了一件细方格的浅灰色西装，黑底绿花的领带打在红色羊毛衫的外面，风一吹，那条领带在飘。他的脸是菜灰色的，眼白里面布满了血丝，像是睡得不太好。果然孙乡长说，昨天晚上他们请蔬菜专家的客，在夜总会里扔下了一千多块钱，结果那个专家很高兴。孙乡长进屋以后又说，这几天我老来惹你，让你烦了，我都看出来你烦了，不过今天是最后一次，明天我们就回孟堤乡。这一次孙乡长来的目的很明确，他要求我带他去体育场看一场足球比赛。 
　　下午，我开着一辆“大兵”赶往体育场，孙乡长就坐在我身旁右首的座位上。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大兵”这种牌子的车，其实它只是一辆早已被淘汰的绿棚军用吉普，这辆车是我的朋友刘玉栋花四千块钱从旧车市场买来的。当时我们几个朋友都管这辆快要散了架的破车叫“大兵”，那一阵我们玩它玩得着了迷，为此大家还都考回了驾驶执照。说实话那时我开车的技术并不怎么样，刹车和转弯都做得很突然，孙乡长坐在座位上像一个不倒翁，随着车体的惯性前后左右地摆动。最关键的是“大兵”右边的车门，门上的弹簧已经断掉了，根本关不牢，但是这个情况我没有告诉孙乡长。当时我心里的确这样想过，如果我左转弯转得急的话，孙乡长就会像电影里的某些镜头那样，从车门里飞出来，所以在路上我双手握着方向盘，一直在偷偷地笑。我记得孙乡长两次形容我的车技时说了一句同样的话：他说你这哪里是在开车，你是在颠轿子。我就望着他笑。我想这几天孙乡长来见我，前两三次都是他望着我笑，现在终于轮到我了。车子转了几条小街之后，上了横贯城市南北的那条高架路，我对孙乡长说，你坐稳当，现在我要提高车速了。“大兵”在我们的屁股底下患了虐疾似地抖了一阵，很快车速达到60迈，我往车窗外扫了一眼，那时我感到“大兵”很像一条小汽艇，它正在楼顶构成的浪尖上滑翔。车到杆石桥路段时，又一次逢到左转弯，这一次我没有放慢车速，结果，车子的左边一点一点地矮下去，孙乡长的身体开始倾斜，车门慢慢地打开了。当时孙乡长的一只手抓着车门的把手，感觉中，车门像是被孙乡长有意打开的，他做这个动作时非常用力，甚至用上了整个身体的重量。车门打开了大约有二尺宽，孙乡长右边的肩膀已经暴露在外面，这时我伸出右手抓到了孙乡长的衣领子，把他重新拉回到一个合理的位置上来，同时，“大兵”所做的那个急速的左转弯动作也已经完成了。大约半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是一个黄昏，我再次来到了高架路的杆石桥路段，不过这一次不是驾车跑在桥上，而是站在桥下。我仰着头，仔细地看高架路上那个大转弯，又目测了路面离开地面的高度，然后利用初中物理课本上的一些定理定律，计算着如果当时孙乡长从那辆吉普车里飞出来，大体会落在地面上的哪个位置。按照我的计算，他的沉重躯体应该砸倒一只熊猫形象的垃圾箱，那只熊猫憨态可掬地站在高架路下面的人行道上，它和孙乡长一样肥胖得似乎只有头和肚子。那时我想到了几天前做的一个梦，在梦中孙乡长挤着眼睛对我说，孙文彬孙教授，那一次你想弄死我。一九九六年的时候孙乡长也是这么对我说的。当时我把将要飞出去的孙乡长拉回来之后，看到他出了一头虚汗，脸色蜡黄。在剩下来的路途中，“大兵”继续在高架路上飞驰，孙乡长往我这边斜着身子，里边的那只小臂死死地扣住座椅的靠背，他没再说一句话，他似乎真的感到了恐惧。一直到走进了体育场，他才扯扯我的衣服袖子问我，你是不是想弄死我?我笑着回答他，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是我救了你的命。那时我还处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状态，只顾嘿嘿地笑，一点也不为刚才的恶作剧后怕。两支球队已经开战，分别身穿红白两种球衣的球员不停地跑动，几万名观众正在挥舞着手臂呐喊，我和孙乡长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很散淡，根本无法集中到绿茵场上去。我还在望着孙乡长笑。当时我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告诉你你会觉得很奇怪，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这个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望着孙乡长，笑着，用一只手抿了一下孙乡长额前的头发，另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对一个胖孩子所做的那样。我记得我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停了一阵，孙乡长咕噜了一句什么，他的这句话对我回忆起他的名字来至关重要，但由于我情绪激动，根本没有在意他的话。 
　　孙乡长离开省城五个月之后，就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份的暑假中，我猛然间想起他在体育场对我说过的话。当时孙乡长是这么对我说的，他说从前他的家境贫寒，穷得连学都上不起，现在刚刚当了乡长，还不想死。说实在的，正是想起了孙乡长的这句话，我才终于记起了他的名字，可是那个时候，孙乡长已经死去两个月了。当然，孙乡长的死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是突发心肌梗塞，没有留给别人抢救他的机会。事情发生在六月份。那一年六月天旱，麦子收获之后，因为天不下雨，无法播种秋庄稼，身为一乡之长，孙乡长非常着急。据说，孙乡长最后就是死在了孟堤乡王营村村民抗旱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当时他只有三十七岁。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定陶县及整个鲁西南地区又暴发了多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刚刚还在抗旱，转过头来又要对付洪水。我常常这样想，那一年孟堤乡的六万多人民在抗洪斗争中如果想到刚刚在抗旱中死去的孙乡长，心里该作何感想呢?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一直这样认为，一九九六年的洪水更为直接的意义是，它对于孙乡长的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现在我把话题扯远了，你也明白，我不是要评论孙乡长在孟堤乡的功过是非，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个乡长还是作为一个人，我对他的了解都不多，我想说的只是，这个人和我内心境遇的一种隐秘关联。现在让我接着说一九九六年三月孙乡长离开省城以后发生的事。孙乡长离开以后，他带给我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就是一开始我对你说过的话，我对别人同时也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说到这里，我得再提一提我那个学生孙二水。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那大概是孙乡长离开省城一个星期之后，我看见孙二水孤零零一个人在操场边的砖路上低着头散步，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孙二水先是看了看我，确信是我在叫他的时候才慢吞吞地走过来。那时夕照正打在操场边的榕树上，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它几乎被扯到了操场的另一边，孙二水的脸也被夕阳照得红彤彤的，让人误以为是他内心怯懦造成的结果。孙二水讷讷地问我，是孙老师叫我吗?我说，是啊是啊。可是我的脑子一下出现了空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独自散步的孙二水叫到身边来，除了“是啊是啊”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应付他。的确，在那个夕照明亮的黄昏，我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孙二水说，我只是忍不住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以前我并不叫孙文彬，而是叫孙冰。大约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的名字经历过一次重大修改，在这一年之前我叫孙冰，这一年之后我才叫孙文彬。只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身边没有人再叫我以前的名字，我倒是早就把自己曾经叫过“孙冰”这碴儿给忘掉了；如若不然，我定会知道我的学生孙二水的名字怪在哪里。我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五月份，“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那时离我的同学孙乡长死在露天会议的主席台上还有一个月，从北京来了一个名叫孙冰的客人。这人四十来岁，个头不高，面色白净，戴一副金属边的眼镜，看起来像是一个南方人。当然，这个叫孙冰的客人不见得是南方人，因为他说着一口北京味很浓的普通话，不过他是哪儿人一点也不重要。正是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让我想起了自己也曾经叫过“孙冰”这个名字。孙冰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的副处长，在隶属关系上他应该算是我们学校的上级，理所当然孙处长是校方的客人，由我们学校的科研处和校领导出面接待他，但因为这个人在“青年社会化”课题的研究中和我持相同的观点，所以他点名邀我参加校方为他接风洗尘的晚宴。那是我第一次和校长们共进晚餐，再加上有重要的客人在场，我显得有点拘谨。当时我坐在饭桌边一个最不显眼的位置上，离孙处长还隔着三个人，不过孙处长在和校长说话的时候，老是拿眼睛的余光看我，我能够体会得到，这个人的确因为学术观点一致而对我充满了好感。但是在开饭前，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跟着其他人称呼他“孙处长”。据说，孙处长发表有关青年社会化的学术论文时，一直用着另外的名字。后来孙处长站起身来散发名片，他把一张名片递给我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还褒扬了一句我近期发表的某篇论文。我在把孙处长的名片装进衣兜之前，看了一眼名片上的名字，我看见这张名片上印着两个二号隶体字：孙冰。当时我觉得头皮一阵发麻，眼睛有些模糊，然后猛地记起来自己也曾经叫过这个名字。我心里有点不好受，在我的感觉中，好像自己很多年前弄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现在突然找到了，可是它对我已经毫无意义。 
　　那天的饭局中，我带着孙冰去卫生间。在那里我们俩被分隔在两个相同的木格子里，相互只能听到对方的动静，看不到对方的脸，我猜想了一下木板那边的孙冰站在那里的样子，突然间忍不住笑起来。孙冰问我笑什么，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胶东文登市人，性格内向，少言寡语，黑脸膛，喜欢脸红，听课的时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他的作业写得很认真。孙冰说，你这个学生他怎么了?我接着告诉他，这个学生名叫孙二水。停了停，孙冰也笑起来，他的笑声很爽朗，不像是从一个瘦小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卫生间里充满了孙冰大笑的回声，潮乎乎的空气颤动起来。就像前些日子在高架路上对待孙乡长那样，我的恶作剧的念头占了上风，心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兴奋劲儿。我又说，我还没有问过孙二水，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想哪天碰到他的时候，问一问他的名字是怎么一回事。那时我和孙冰都已经完事了，我们一边整理着裤子的拉链，一边从卫生间里往外走。实际上后来有一次，就是那一年的六月底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我问过孙二水，他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孙二水自己并不了解他的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是他的爷爷为他起的。 
　　我说到这里你也笑了，你肯定觉得我说的事情有点儿玄乎，那就算是我给你解解闷得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我是怎样把自己的名字“孙冰”改成了“孙文彬”的。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我只是从那一年报考大学开始，就不再管自己叫“孙冰”了。那时候我的父母还都健在，他们住在定陶县一个名叫冉崮的镇子上，我就是在那个镇子上长大成人的。 
　　父亲是镇完小的校长，母亲做着点生意，因此家境宽裕。我连着参加了三次高考，前两次都没有考取，到第三年，我母亲突然认为前两次落榜是因为我的名字“孙冰”不好使。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名叫孙文彬，他的功课很好，可是家里很穷，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是个瞎子，早在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之前，这个名叫孙文彬的同学就已经退学回家了。我的母亲便依照他的名字，为我改名叫孙文彬。果然，这一年我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省城工作。后来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了，我也渐渐地和家乡失去了联系。好了，关于我改名的事，我不想谈得更多。现在，让我回过头来接着说发生在一九九六年的事情吧。记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九九六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受着有关名字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些日子我感到自己很虚弱，神志恍惚，一不留神就会掉进深深的疑虑之中。我甚至经常地拿不定主意，我的名字“孙文彬”打头的那个字，“小”字旁究竟应该在右边还是在左边。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我前面提到过的这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大家都姓“孙”，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既然说起了有关名字的话题，我不妨再讲一讲另外两个人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个名叫“王建国”，另一个名叫“陈宝山”。这两个名字和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六月，却还是对我当时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凌晨两点左右，省城西郊的十里岗居民小区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雇佣杀人案，王建国是这起谋杀案的受害者。案发第六天，凶手被警方抓获，经过审讯，一起蹊跷的谋杀案真相大白。当时我有一个学生在市公安局新闻科，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个案子的底细。王建国是一家水泥厂的工人，二十八岁，生性温和，刚刚结过婚，和妻子两个人住在十里岗小区十六号楼三单元六三室。案发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天下着小雨，气温凉爽，有一个蒙面人无声无息地撬开了王建国的家门，这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塑胶雨衣，雨衣的边沿还在往下滴着水，水滴洒在王建国家的木质地板上。蒙面人径直走进了王建国的卧室，当时王建国和他的妻子正在熟睡中，床头上方的红色壁灯还亮着，柔和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熟睡中的脸庞看上去很安详。蒙面人站在床边叫了一声王建国的名字，但是并没有把王建国叫醒，他只好又叫了一声。这时王建国和他的妻子同时醒过来，并且马上从床上折起身子，惊恐地望着跟前这个看不清面孔的人。蒙面人对王建国说，你是王建国吗?王建国迟疑地说，就是我。蒙面人好像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王建国和他的妻子都没有来得及听清楚，因为蒙面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的同时，从雨衣袖子里抽出一把四十厘米长的匕首，朝王建国的胸部连扎四刀。王建国胸部的几条血柱射向床的另一头和蒙面人的雨衣上，他坐在床上左右摇晃了几下，倒在他妻子的怀里。直到这时，王建国的妻子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她抱着王建国的头，望着蒙面人的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的上身裸露着，王建国的头歪在她的两只乳房中间。事后王建国的妻子回忆道，当时，王建国已经死去，可是蒙面人并没有马上离开，他慢慢地把那把长匕首藏到了身后，好像生怕她看见那上面王建国的血。王建国的妻子还看见蒙面人突然打起了哆嗦，连他的深绿色雨衣也在抖动，对于眼前发生的事，他似乎比她更加恐惧。停一停他俯下身子，用一只手轻轻蹭了蹭王建国妻子的脸颊，对她说，对不住你了。然后蒙面人才从房子里走了出来。 
　　这起谋杀案的蹊跷之处在于，被害者王建国是被凶手错杀的，他并不是凶手想要杀的人，凶手要杀的人是住在十里岗小区十八号楼三单元六三室的另一个王建国，十六号楼这一个被杀掉的王建国，是十八号楼另一个幸免于难的王建国的替死鬼。这两个王建国所居住的楼房非常相似，又都住在三单元的六三室，就连他们的年龄和长相也很接近。凶手直到被捕以后，也才从警察那里知道了他所犯的错误。根据凶手的交待，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十一点半左右，他拿到了雇主的四千元钱，当然完事之后他又拿到了另外的四千元。当时他从城市东部的洪家楼出发，乘一辆夏利出租车来到辛店附近，在那里下了车。辛店距离十里岗小区至少还有三公里的路要走，为了避人耳目，剩下的这段路程他只好步行。凶手沿着一条通往小区的煤渣路朝前摸索，这条路上没有路灯，路两边也没有建筑物，因为天正下着小雨，黑糊糊的路面踩上去发涩，而且发出“刺啦刺啦”撕布一样的声音。这是凶手第一次替人干这样的事情，所以毫无经验和信心可言，从这条煤渣路上一路走过去，他的心里很是发虚。当他来到十里岗小区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光景了，他又费了好一阵工夫，才找到了雇主所说的十八号楼。当然他找到的实际上是十六号楼。他在这座楼三单元的门洞里换上一双干净的布鞋，然后轻轻地爬上了第六层。谋杀案的经过就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见一见那个住在十八号楼仍然活着的王建国，可是据说这个王建国知道案子的真相以后，立时就被吓晕了，第二天他就搬离了十里岗小区。甚至还有人传言说，十八号楼的王建国已经离开了省城，他再也不敢在这个城市里住下去了。 
　　我要说的一个叫陈宝山的人，他是我的朋友李纪钊一篇小说中的人物。李纪钊写陈宝山的这篇小说标题叫做《面具》，写作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上旬。李纪钊开始写作时，十里岗小区的谋杀案正在酝酿，他的小说写完后，那个无辜的王建国被杀掉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同学孙乡长死在定陶县孟堤乡王营村抗旱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当然你知道这些事情纯属巧合，而且巧合的意义只存在于我一个人的内心中，但它们在我心里引起的震动非同小可。现在让我说一说这个叫陈宝山的小说人物是怎么一回事。陈宝山怀揣一门祖传的打造面具的手艺，他在李纪钊所描绘的一个名叫潘渡的小镇上开了一家面具铺，靠出售和订做各种面具来维持生计。当时陈宝山还没有成家，他的生意也很清淡，因此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无所事事。陈宝山的面具铺对面，是一个名叫小云的姑娘开的一间杂货铺，卖一些花布、绣品和针头线脑。陈宝山不喜欢呆在自己的铺子里，他总是拿了一个马扎去，坐在小云的铺子门口。我记得李纪钊是这样写的，每天，“陈宝山喜欢坐在小云的铺子门口，看房子的阴影在街道上面慢慢移动，偶尔声音很响地打一声哈欠，有时还会扭转头来，和站在柜台里面的小云说话。后来，陈宝山托了一个媒婆来向小云提亲，提亲的过程持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可是小云似乎对这门亲事不太满意。”李纪钊在用一种缓慢从容的调子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忘了陈宝山面具铺的生意。李纪钊这样写道，有一天，一个右脸颊上长疤的刀客来到陈宝山的铺子里，要求陈宝山按照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脸为他打做一个面具。对此陈宝山有些为难，当然他的手艺没有任何问题，不管什么样的美丽女人的脸他都能做出来，关键是什么样的女人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陈宝山想来想去，最后只好按照小云的脸为那个壮汉打了一张面具，颇为意外的是那个刀客非常满意。另外的一天，陈宝山的铺子里又来了一个刀客，这个刀客的脸上并没有长疤，可是他要订做一张右脸颊上长疤的面具。陈宝山就按照前一个刀客的模样，为后面的刀客做了一张，结果是后面的这个刀客对面具也非常满意。然后到了小说的结尾，出了一件大事，那个开杂货铺的小云姑娘，在一个有月光的夜里被人奸杀了。 
　　案子发生的那天夜里，有人看见陈宝山走进了小云的家，大约半个时辰之后，另一个人又看见陈宝山从小云家里走出来。案发以后，衙役们还在小云的家里找到了陈宝山的一只鞋。人证物证俱在，陈宝山被抓进县衙挎问，衙役们动用了火刑，把陈宝山的肚皮烧出好几个窟窿。后来，他们还往陈宝山的十个指尖上插了一寸长的竹签。陈宝山疼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招供，依照陈宝山的说法，他什么也没有干，一定是有人在陷害他；因为他是真心喜欢小云的人，与其把小云奸杀掉，还不如把她娶到家里当老婆。拷打进行到第四天，陈宝山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只要他睁开眼睛，目光依然很明亮。这一天在大堂上，陈宝山当着县太爷的面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说“陈宝山”就是那个杀害小云的凶手，那样的话我请你们睁大眼睛仔细看一看，看看跪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是不是“陈宝山”。陈宝山说话间，戴着铁铐的双手已经举到面部的一侧，他的手在耳后动了几下，然后“刺啦”一声，从自己的脸上揭下来一张面具。这张面具像一块破布一样拿在陈宝山的手上，大堂上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他们再看陈宝山时，看到的是一张绝对陌生的脸，这人脸上的皮肤像蜡一样白而缺少光泽，似乎他的身体也比先前虚胖了很多。但是县太爷并没有被陈宝山这一招吓住，一阵慌乱之后，他用力摔了一下惊堂木，大声宣布了陈宝山的死刑。陈宝山被押赴刑场斩首，他的家产和面具铺充了公，小云姑娘被奸杀的案子总算了结了。可是很长时间内，潘渡镇的人心里还都有一个疑问，就是在小云的案子中被处决的那个陈宝山，他是不是真正的陈宝山呢?或者是另外的一个什么人?但谁又是“真正的陈宝山”呢，如果那个经常坐在小云的铺子门口的陈宝山这些年来一直戴着面具的话。 
　　当然陈宝山的故事只是一篇小说，对于这个故事，我们无法依照寻常的逻辑去认真追究。这你是知道的。我记得李纪钊写完这篇小说以后非常兴奋，他邀了几个朋友聚在洪家楼一家小酒馆里喝酒，被请的人中有我，另外两位是作家刘玉栋和老虎。傍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从这个城市不同的部位赶往洪家楼的小酒馆，这一天正是一九九六年的六月十日，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空气粘稠。刘玉栋是开着那辆“大兵”去的，他的车门子早已经修好了，还换了新的挡风玻璃。他把车停在酒馆门前的空地上，车头朝向马路。我看见车屁股上粘着花花点点的泥巴，它像一只脏乎乎的绿甲虫一样趴在那里。喝酒之前，刘玉栋、老虎和我三个人都看了李纪钊的小说。看完之后我们就笑，觉得李纪钊在构思这篇小说时一定下了工夫，那个叫陈宝山的哥们很有点意思。那天我们几个人相当开心，一下子就喝了很多酒，刘玉栋最为活跃，他完全不顾天正在下雨，而自己还要开那辆破“大兵”。然后突然有那么一阵子，我们都停下来不说话，每个人的目光都在另外三个人的脸上扫来扫去，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种迷茫的、愚蠢无知的表情，好像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不好言明的问题。我们几个人几乎同时陷入了一种微妙复杂的情绪之中，我甚至觉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正在土崩瓦解。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那一阵子这些人心里都在打鼓，他们望着朋友们的几张脸皮，就像望着小说中的陈宝山一样，问，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陈宝山”呢?你会觉得这很可笑，不是吗?那时我们都喝了太多的酒，的确，每个人的脸色都改变了，比如李纪钊的脸色发红，而刘玉栋的脸则白得像蜡像一样。这样沉默了一阵之后，刘玉栋趁我不留神猛然间大声地叫出我的名字，他模仿李纪钊小说中县太爷在大堂上的口气对我说，孙文彬，你如实招来吧。结果我竟让刘玉栋吓了一跳。当时我觉得全身的皮肤一阵发紧，接着汗就出来了。那个时候，我的这几个朋友都不知道我曾经不叫“孙文彬”这个名字，正因为如此，那一阵我才变得非常容易受惊。同时，在那一瞬间，我再一次想到了我的同学孙乡长，不过也只是他的形象飘浮在我的脑海中，我仍没有想到他的名字。我已经提到过，我想起孙乡长的名字时，已经是那一年八月份的事了。当时，刘玉栋紧接着又对我大喊一声，孙文彬，你如实招来。这一下我好像被刘玉栋抓住头发提了起来，身心都找不到任何依托，如果他继续大喊“孙文彬”，恐怕我真的要“如实招来”了。不过刘玉栋并没有喊第三声，很快他就把我晾到了一边，自顾自地唱起来了。刘玉栋唱的是那种老掉牙的儿时歌谣，他用筷子敲打着桌沿，头左右摇摆着。他是这样唱的： 

　　纺棉织布 
　　蚂蚁上树 
　　你叫啥名字 
　　我叫踩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