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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写小说？为什么说写小说是活着最有理由的事？　　
一、 萌芽　　
   我从20岁动笔，30岁才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一个“洋洋万言”的小说。篇名叫《军士老万》。评论家丁临一先生的责编。从投稿起到第一篇出笼止，历时10年。刚拿到这处女作杂志时，慌如脱兔，飞跑至家，我们贫寒夫妻在玻璃窗内，相拥竟长达72秒之多。
　　14岁到20岁，在农村时光里，在菜园的小屋里，读了没皮的《水浒传》、《聊斋志异》、页码残缺的老红《红楼梦》《苦菜花》、繁体字的《民间故事》。它们给我了多少妙不可言的浪漫情思呵！摘花的小姑娘，吹笛子的抒情少年，好噘嘴生气的小美女林黛玉，福如东海的贾笑玉。我嫂子似的风骚迷人的潘金莲。可爱的小淘气，穷苦的孩子和辛苦种田的老人，苦命的乞丐，要饭的。我跟他们嘈嘈切切，有说有笑。它们像开弓箭一样的飞鸟、像黄沙浩荡的旋风，像夜间流萤一样的鬼火，让我的小日子惊心动魄。有时，夜里，女人变成一个个美艳而丰满的妇人，她们钩走我的魂，挖走我的心。她们让我扇扇子，端脸盆。她们微笑的嘴何其大呵，整个脸仿佛就一张嘴。带上我，我夜夜随她们漂泊、流浪。　　
我爱上小说们，它给我怎样噬骨的幸福！怎么捏着一把汗的恐惧！它们肤如凝脂，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的确是一个个劈面惊艳的女妖！
　　19岁当兵，继续追随我的女妖。读巴尔扎克，读鲁迅，读汝龙先生翻译的契诃夫，果戈理。读吴敬梓、张洁、柏杨、雨果、马尔克思列夫、托尔斯泰马克斯、川瑞康成。有关他们的书，只要见到，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弄到手（只因跟书管员老军土章阳平熟，去部队图书馆，每次掖裤腰里两本，积沙成塔。那个俄式建筑的图书馆呵，有5万册以上藏书。我书架上的书，有四分之一来自那图书馆，盖着大红的及椭圆形印章。后，送两包烟给章，这个老兵一次让借10册，说是不要还了，做记念吧。我因此发了财。），一字不落地读。然后开写，投稿，想做他们中的一个。孰知，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小姐身子丫鬟命，整个人仿佛扑通一声，一头扎进大海。浪漫离我而去，讥讽，嘲讽，汗颜与汗水随之不竭。这是渺茫无尽头的求索与求生，渺无尽头的“苦海无边”。雪花般的退稿纷纷而来，以至营部的通讯员和邮局的邮递员说：“你，以后少寄这些东西！”
　　为什么坚持下来？
　　无疑，小说的背后，是光荣，优雅，出类拔萃，卓尔不群。是让“女妖”追索和对“女妖”的追索，是跟“有情人”沟通的唯一金钥匙。黄金屋呀，颜如玉呀，始终也是内心燃烧的一团火。像登上珠穆朗玛峰，证明我是可以的，不是吃干饭的。后来幻化而更具体，我把它当成追求爱情和完美婚姻的资本，立世的杠杆。
　　由于少年丧父，家境贫寒，自小寄人篱下、孤苦伶仃，常被兄长打得夜不归家，露宿庄稼地。再挨打和受欺辱时，我母亲姊妹遭同样境况时，我可对人说，我是写小说的，嗯，耍笔杆，有文章。我把它当成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铠甲，焉能不拼命地读与写？小说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知音与知己，是慈祥悲悯的美丽的妖精，是解释心灵秘密的放大镜，是体察人间冷暖的温度计。
　同样，小说会灌装人的正义感，会让不可示人的霉菌大白于太阳之下。小老百姓遭了殃，受了难，无处鸣冤，小说可以写，可以帮人一把，可以打开窗户，告之世人。可以直通法制精神与“权贵”门楣。“无冕之王”，指的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记者，还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作家。
二、彳亍与徘徊　　
     刊物发表过十几篇小说后，知道我的人不多，无声无息，很是寂寞。为对自己和家人有个交待，一整年，都想出本小说集。只因钱不够，嗯，实指望有贵人找上门来出书，并给点版税，头发愁白了一半，没贵人上门，电话也没一个。那一阵，自费出书呈燎原之势，我亲眼看见，如我娘所说，“河里没鱼市上看”，每个编辑老爷老奶桌子下面，都有各路朋友赠送的几百本书，他们说，不理它。翻都没翻过，崭新。这让我像看见海棉垫子上露出的钢针，寒冷，打牙巴骨。因此，此念打消，为什么硬要愁白我的梆子头呢！
　　经过了它的冷清与寂寥，文学不再热闹，电视和网络横空而来，照亮了整个地球，平民百姓，公子姐儿，跟编辑们平分秋色了，“话语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民主之风以阴似雨，不请自到，习习而来。　　
    瞧，媒体让小说站在一边，光荣也站在一边。但，反过来细想，近20年，始终不是有王蒙、张洁，余华、莫言、余秋雨、王朔？70后80后的公子哥儿们的大红大紫？影视作品再红，可不无一例外地来自小说原创？正如所有的孩子，无一例外地来自母体。NO放弃？NO！这让我坚硬，自信，坚守它的卓尔不群。每一天见不着它，“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如坐针毡，无愉快可言。
　　有几年，我必须好好上班，挣钱，盖房子，让老婆孩子有个避雨的栖身之地。因此虽然拚了命，挣的钱仍不多，吾娇妻“不买帐”时，吾曾拿上班说事——转业先在民政局，颁发结婚证。小说帮了我，君不见，我比我的农民哥哥多三至四倍的收入，仅送烟酒的，买给小卖部，年可曾低于4000元？吾也曾拿名人说事，嘿嘿地劝她：很早几年，张贤亮76万的收入和陈忠实《白鹿原》一次300万元的版税，余秋雨一年（2007年网络和报纸上公布于众）上千万的收入，台湾的李敖“生当做人杰”，他的一处房产就价值1000万美金噢（李敖和他的别墅照片见诸大陆多种报刊）李敖豪迈地说：“就是给文人做个榜样。”还有，《哈利波特》的女作者，据今（2008年）已收入10亿美金啊！2007年一年，连韩寒、郭敬明那样的少年新贵，都有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啊！你可知道？我严肃地总结道：“别急，心急逮不住刺狷。我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面呢。”
　　她笑，撇嘴，嗤之以鼻。事实上，我们得吃穿、孩子上学，孝顺父母，人情到往，话费与水电费，没钱转不动。她再不解，我只好在她的跟前发脾气了，斥责她不懂“灵魂事务”。惹得她经常牙疼，嗓子发炎。对于她，做生意和一日三餐比小说重要得多。我没挣下钱给她们，没照顾好她们。我知道自己错了。我没一块巧克力、羊肉串、一杯啤酒和几个土豆西红柿来得更可爱，没一把葱没一把青菜更鲜活。我只有默默地向她们道歉！承认自己是“案有诗书家必贫”的个别现象。
　　“闺女”大了找不着主，作品难发，也是我等面临的尴尬问题。如今发的，也就是写出来的二十分之一。我常抚摸着它们发呆、让嘴咧到腮帮子窃笑。这不能怨编辑，怪我力不从心！小说这女妖，绝对的需要技巧，需要叙述的智慧和精准弹性的语言。跟做官做人一个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提高自己的唯一办法，只有拼命阅读。因阅读太多，经常累个半死，彻夜难眠。写小说需要天份，我天份不够，所以经常气喘吁吁。
　　还有很多幸运时，关于小说的发表，很多编辑我并不认识，这些做嫁衣的人，令我没齿难忘的人，他（她）们未曾见一面，连一支烟都没吸过，茶也没能敬一碗，却让我的作品刊登在杂志之上。我在此郑重地、虔诚地、深深地鞠躬，终生感谢！他们是《解放军文艺》的丁临一先生、《当代小说》的刘玉栋先生，《山东文学》的陈文东、丁爱华先生，《雨花》的梁晴先生，《时代文学》的李春风先生，《中外读点》的杨晓敏、邹磊先生，《散文》的汪惠仁、刘洁先生，《济宁文学艺术》的黄秀杰、韩钟亮先生，《新实力小说家园》的白丁、徐行者先生。还有很多，他们永远是我文学上的师长，我的长兄、大姐和知心朋友。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姚运爱，她是很厉害的口头小说的创作者，她给我很多支持，用各种办法激励我。还有我的朋友白丁先生、刘照如先生、王继军先生、陶纯、李鹏、翟胜文先生、周传爱、金耀富先生、相广华、夏磊先生、柏祥伟先生、郭敏、苏贵宾先生，姚运杰和郭雪强、程冲、张序尧先生，他们对我小说的鼓励和认可，常常让我眼含泪水。他们知道小说是沉甸甸的、不是闹着玩“嘀”。他们常夸我，让我写下去。
　　　　
三、追随好小说的内质　　
    写作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展示自己的情怀的事，无理由怨天忧人，应该多加拜膜和敬畏。从前的“四大名著”时代，小说是“人下人”，是集市上说书人的饭碗，不登“雅堂”。好像从鲁迅先生时代开始就好起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呐喊”与“号角”。识字的人渐多，头发似的丝丝绺绺的民主和当家做主的思想亦进入寻常百姓家。　　
至今更好，专业作家分好几级，人民政府让吃皇粮，也给官当，有科级处级到部级的行政级别，终身享受专车、专职医师厨师及警卫待遇。不到部级的，还分出个一二三级。因写小说做了人上之人。底层平民写作者亦倍受尊重，大作出笼，获个高层奖，不几日便从底层升到“上流社会”。为人师表，被人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多好！
　　好小说的技巧固然重要，如漂亮的衣装，如鸟儿美丽的羽毛。它的活力四射，它的灵魂更重要。　　
我正追寻以下一些踪迹：
　　写作不是一件轻松事，它暂且无力匡复正义，至少还在琢磨生活质量与生存问题。我羡慕、敬重那些把笔的触须伸向社会最底层作家，他们呼喊减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象。发展爱和悲悯，为小人物的尊严呼唤，视贫穷为羞耻。把哭嚎无门，绝望呻吟的人当成自己的羞耻，被凌辱的羞耻。　　
干点活吧，挽起袖子、使出柳叶飞刀，干掉“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的无法无天现象,违背民生和人性现象.及，巩固少数人的特权意识的，堂而皇之拍马屁的，攀附权贵以乌沙帽示人的，都是写作者的羞耻。　　
    我告诫自己，必须信服、坚守输入笔尖手指的“民贵君轻”、“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我还牢牢记住了一些智者的话，作为贯穿“筋骨”与血气的底线：
　　巴.略萨说：“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把责任分成两种：第一种是对故土的责任，第二种是对人们幸福所负的责任。”“什么叫真正的人类作家、人类良心？谁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其内涵和意义都在于此。”
　　孙中山先生早说过这样的惊世骇俗之言：“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位。”多么尖锐!多么一针见血！这雪亮的尖刀，剥开了浓妆艳抹的历史，是烛照千秋万代的大灯，独照灵魂的“赫赫之阳”。小说的楔入点、魅力与魂灵正在于此。
　　读小说写小说是双刃剑，都是考验一个人智力与教养素质的“东东”。我敬佩鲜活辛辣如《儒林外史》的胆气，敬仰鲁迅先生坚不可摧的风骨。不喜欢无关痛痒的语言，也不喜欢无关疼痒的小说。读小说的人少，是小说的黄金期来了，小说的春天来了！你永远也不要希望热衷言情与武侠的读者，来热衷阅读有关“生活质量”的小说！不要这么想，也别这么寄托。应该是，无论哪个时代，何种困顿的环境，中国从来都有大批“肩住黑暗的闸门，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仁人志士，这就是共鸣之点。赢得一个坚持真理的朋友，胜过千万次虚假的微笑，胜过千万次廉价的掌声！
　　萨依德的话最中肯，最具“火候”，他在《知识分子论》中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顾问的角色。”及罗素说的“对人类苦难的怜悯。”
　　好小说跟数量关系不大，跟读者多少没关系，跟稿酬关系也不大，它应该如当代作家陈启文先生关注“弱势群体”的疾苦和对“强抢民意”的体制的质疑有关，跟人们的尊严有关，跟人们的幸福有关，跟生命得到保障有关。应该根根是“筋”，字字是钢钉，行行是热血，块块是硬骨头，打不垮拖不烂,直至标点符号都是流星般的尖啸的子弹。
　　2009年10月1日于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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