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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曹文轩的家在北京以北，离闹市颇有些距离，这符合他的创作理念，对时下的热闹与时尚抱以一定程度的警惕；他的家纤尘不染，客厅就是他的书房，顶天立地的书柜一座又一座，这是一位真正的文人的家。正值冬天，阳光洒落整个阳台，窗外，中庭有雪。拜访者于是突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偏偏是曹文轩，创造了隽永、精致、永恒的《草房子》和《青铜葵花》。 
    自1997年12月出版后，《草房子》持续销售了十余年，如果加上繁体字版和所有的外文版，《草房子》的印刷次数达到了120次左右，仅苏少（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版就印刷了90余次，每次印刷少则万册，多则五万，纯文学《草房子》的销量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册，真正体现了经典图书的历时效应。不仅是《草房子》，曹文轩之后的其他作品，一般印刷都在40次左右，《青铜葵花》四年间就印刷40多次。 
    对于曹文轩而言，他注意的并不是自己作品的印刷次数和销售量，而是其不断上升的势态。“按理说，一本书会越卖越低，但《草房子》是越卖越高，背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的。”虽然，作为一位文学教授，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价有些苛刻，“十年，还没有构成文学史的单位，虽然《草房子》可能比其他有些作品活得更长久了些，也只能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流行的不一定是好作品，这几乎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论。曹文轩判断，平行接受虽说也是一种接受，但平行接受并不是衡量作品的最后标准。“一部作品是否足够的好，主要看它的垂直接受，看它能否穿越时空。如果一部作品永远不受市场欢迎，今天如此，明天还是如此（除去特殊情况，如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等），还要说它好，这个口碑也许只是一些批评家们自己阐释出来的。”如果一些作品出版之日就是被人遗忘之时，或者只有被文学史家记起，没有读者记起，“它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曹文轩说。 
    《草房子》，恰恰破除了这些魔咒。 
    《草房子》的到来 
    这或许和《草房子》的诞生过程有关。 
    “《草房子》从萌生到最后问世，大概七八年的时间。”曹文轩酝酿作品的时间非常长，写作的时间却相对较短，他曾用怀孕和分娩作为比喻。而孕育期间也许是两三部作品同时进行的，虽然它们出世时是一前一后。“所以，《红瓦》和《草房子》出来的时候也就间隔一两个月，同时，一个作家在同一年里添了两部作品是很愚蠢的。”曹文轩笑言。 
    对于有的作家，写作的过程可用“痛苦”来形容，而曹文轩的写作则是两个字——“流畅”。对于曹文轩来说，不把要写什么，怎么写，想得清清楚楚，他是不会坐在书桌前的。“一般腹稿都打好了，人物的对话在我心里过了好几遍了，到了写作的时候，不过像蚕吐丝一样，所以写作是很快的。”曹文轩一直认为写作是件非常轻松的事情，构思就是走到哪想到哪。在飞机上，他不知道用了多少别人的清洁袋，记下来了很多很多。“我一般去机场都提前去，坐在它的咖啡厅里，就很有感觉。很奇怪，人不能在非常安静的状态里头。所以，我理解了当年为什么海明威要到小酒馆里去。” 
    甚至于他的写作时间都是规律的。“上午大概是9点到12点之间，下午是3点到6点之间，晚上就是8点开始，收不住就一直写下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文轩对自己的文字不谨慎，“写到后面，作品想得很清楚、已经是成竹在胸了，我恰恰不着急把它写出来”，他的口头禅是“要晾一晾”。 
    《草房子》是什么时候到来的呢？当年，在东京大学教书的时候，曹文轩写的是《红瓦》，这部作品在当年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一直到最后，就差一票。就在写《红瓦》的时候，“《草房子》时时刻刻在旁边待着”。刚回国，江苏少儿社的刘健屏就拉曹文轩写长篇，“是为了得奖，我写作品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出版社为了得奖。”曹文轩说行，他知道，有这么一部作品已经等待了他很久，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辉的草房子，苏北农村的孩提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发生的一连串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其实，《草房子》这个名字很早就有了，它的意象一直在曹文轩的心里，只是，它在等待合适的机缘，浮出曹文轩的笔端。所以，“有些时候是不能着急的，你只能相信你写的只要是艺术品，它终究会获得它应有的承认”。 
    说到作品的名字，读者可能注意到，曹文轩对作品的名字是非常讲究的。青铜葵花是好名字，天瓢是好名字，山羊不吃天堂草是好名字，大王书也是好名字，有着一股霸气。好名字能给整个作品带来灵魂。 
    “《山羊不吃天堂草》更有意思。当时刘健屏给我打电话，说曹文轩你给写一个长篇，我们要拿奖，我就答应了。过了半个月他打电话，说你告诉我书名。当时我桌上的一张纸上随手写着”山羊吃光了天堂草‘，我就随口说，“好，山羊吃光了天堂草’。原来是想，要是没有时间就不写了，谁知道后来刘健屏过了半个月又打电话，说文轩你那个作品写得怎么样了，我说什么作品啊。他把名字记错了，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啊。他一说，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名字啊，这里边就有一种傲骨在。当时我就愣住了，我说，好，马上就写。“ 
    看来，每一部好作品都自有传奇。 
    在当时写作的时候，曹文轩并不知道，草房子后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了。十年前，大家写东西都不会太多考虑市场，写出了作品，有几篇评论发表，够了，从来不以作品的发行量为考量的。”在写作《草房子》的时候，曹文轩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强烈意识，“我是在做一个艺术品”。 
    人性就是暗河 
    很多人在问曹文轩，《草房子》是否带有自传色彩，但曹文轩的提醒是，小说里的自传性并不等于自传。 
    “其实，一个作品，哪怕它非常倚重经验，但经验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我区别过两个概念，即经历和经验。它们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有怎样的经历，就有怎样的经验。但是，经历是不能改变的，经验却是对事实的抽象。”曹文轩举例说，比如，父亲去世了，这是经历，但经验却是，一种悲伤的体验，无父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和经验可以进行变体，投射到许多方面，甚至是形而上的人类整体无父的记忆。 
    “我写作，无非是两种，一种偏重于经验，一种偏重于虚构。《根鸟》、《大王书》等偏重虚构，而《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天瓢》、《红瓦》等，偏重经验，基本人物和故事都有原型。但是，哪怕是虚构的作品，也要写出十足的经验感。” 
    这也许可以解释很多人向曹文轩提出的疑问：“一部反映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历程的长篇，为什么会感动今天的孩子？”曹文轩的一个文学观点，就是文学根本无法再现其“有”。也就是说，《草房子》呈现的六七十年代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历程，也只是其表，真正呈现的，是曹文轩以自己的经验构建的文学世界，正是这个文学世界，感动了一拨又一拨的读者。 
    “现实主义与写现实是没有关系的，写历史也一样可以与现实主义范畴发生关系。”在曹文轩看来，作家有两种，一种对当下的生活很敏感，一种则对过去了很多年的生活非常在意。“我可能是后者。我的思想对当下很敏感，但在艺术上，我是拒绝对当下敏感的。”曹文轩的想法是，他不写没有经过沉淀的生活。当然，这种认识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基本人性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异。就此，曹文轩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人性就是暗河。汹涌于地下的暗河是一直相通的，虽然地表是村庄，或者城市。” 
    在这个文学世界中，之所以习惯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背景、青少年的视角来表达，是因为，“我对那段生活有非常深刻的记忆。其实一个作家，无论走多么远，对他来说，最宝贵的经验还是青少年的经验，这是经验的基础。我的审美观、我的思维方式、生命方式、叙述方式，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塑造。”同时，之所以写了那么多五六十年代的故事，可能还是和曹文轩内心深处对淳朴价值观的留恋和向往有关，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嘈杂的世界。 
    这里，还有曹文轩的一个重要的判断，他并不认为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创作壁垒有着分明的划分。“既然都是文学，那么就得按文学的基准和规矩来。艺术其实是与门类无关的。”一定要说区别，“无非是给成人写的作品，可以无话不说，色情、暴力，都可以写，但你一旦想到你的读者是孩子，就需要搁置，需要遮蔽。” 
    《草房子》这部作品，无论是整体构思还是语言，都呈现出了浓浓的古典小说韵味，精致、干净、留白，联想到90年代后期，整体文坛都处在后现代的躁动、新写实的琐屑之风潮中，《草房子》就确乎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了。 
    “到《草房子》，我的美学观更明确了。而之前，是处于一种模糊的下意识的状态。说到语言，我是非常讲究的，追求的是诗性。同时，我不同意有人将语言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之上。”一个好的文本，经过翻译之后，语言美感很难完全保留，但小说还是要让人理解的。所以，曹文轩认为，小说最在意的应该是它能流通的东西，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都可以感同身受的，比如，命运感。超越文化和时空，“是我以为的文学的最高境界”。 
    文学的本性 
    在很多人说“文学无用”的今天，曹文轩明明白白地提出，文学不负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职能。“文学从来与房子无关，与粮食无关，与温饱无关，只与人的灵魂有关，与人的精神有关。不能用实用主义衡量文学。”曹文轩认为，中国文学几十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文学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职能，“这让文学很长时间都不能回到它的正道上来”。但是，文学可以“安抚你因在这个社会拼搏而伤痕累累的心；帮助你焦躁不安的灵魂得到安宁；让你成为一个有情调的人，一个不同于俗人的雅人，提高生命的质量”。抱慰，陪伴和提升，是文学的关键词。 
    这里牵涉到曹文轩对经典图书的判断。在曹文轩看来，具备经典可能性的作品，三个纬度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具有道义感。“一句话，文学让人们知道，人应该怎么活着。” 
    第二，文学应该具有审美功能，这是曹文轩一贯的判断；其三，就是悲悯情怀，曹文轩认为，这是正当文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情怀。“我不是一个主流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流行的作家，我在文学圈子里其实是孤独的。”之所以如此感受，是因为曹文轩感觉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脱离了整个大的语境。他一向坚持文学的审美功能，欣赏19世纪托尔斯泰们，和20世纪上半叶鲁迅们的作品，“在他们的作品里头，不只有一个纬度，他们有深刻的思想，又具有很好的审美功能，还有非常深厚的悲悯情怀。这些纬度非常完美均衡地结合在一起。” 
    而当下，曹文轩认为，文学的标准只剩下了一个——深刻，这个标准，大抵源自西方。“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标准大概也就这一个，我们掌握着批评话语权的批评界精英在衡量一个作品的时候，也如此。” 
    就此，曹文轩的发问是，“中国数千年，一代一代文学批评家所建立的标准体系中，我们所使用的范畴是格，格调，雅，雅趣，境，意境，味，我们原来是没有深刻这个纬度的。有谁能证明，深刻一定比意境更高明？” 
    而且，有些“深刻”是值得怀疑的。“无非是把人往死里写，往恶写。比如，土窑里的乱伦，人人像猪狗一样生活的乡村。我们也有非常优雅的生活，为什么进入不了中国的银幕和文字？”曹文轩问。 
    撒切尔的一句话对曹文轩很是刺激。她说，中国永远成不了强国，只能是个大国，因为它没有观念的输出。“确实，我们在接受西方时，是从来也不怀疑的。有哪个作家有这样的勇气，不是为诺贝尔而写作，也不愿意进入西方的评估体系呢？” 
    本来，曹文轩想把自己关于文学的想法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坦承，“我发现我没有这个力量”。现在，他改换了一种方式，回到非常朴素的立场上，回到原始的发问，回到常识性的问题上来。 
    无论如何，与西方的评价体系相比，“19世纪以及19九世纪之前的文学标准也许更可靠一些，是我更向往的”，因为，“它们更合乎文学的本性”。 
    《草房子》，曹文轩/著，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2010年1月第9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