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澄清（１９２９－１９８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成就显著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格调高雅，文体上相当成熟，长篇小说《大刀记》更是在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阐释，文学史对他的研究与评价还很不充分、很不到位。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与时代“错位”了的作家，是一个被文学史遗忘和忽略了的作家。２００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他的《大刀记》和《郭澄清短篇小说集》，２００６年７月中国小说学会与山东省委宣传部又联合在德州召开了郭澄清作品研讨会，全国６０余位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大家对郭澄清的创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呼吁对其文学史价值进行认真的重评、重估。本报特选发５篇文章，以期对郭澄清的研究切实起到推动作用。        ——编 者

　　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
　　□雷　达
　　看人文社新出的《大刀记》，感慨良多。
　　    郭澄清先生是我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一位作家，现在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了。然而，他的成名作《大刀记》（初版于１９７５年）在发表其时曾引起过很大反响，恰巧那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一歌，经过整理后广为传唱，与这部小说的出现可谓相得益彰，使之更加声名远扬。我知道谢永旺先生在“文革”后期，花费过很大精力做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帮着作者一块儿“磨”稿，那也许是他在没有文学的年里代借此寻觅文学的梦吧。《大刀记》出来后，相继被改编为电影、话剧、评书、连环画，读者不计其数，说明了它的受欢迎程度。我认为，它与“四人帮”鼓吹的极左文艺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出版甚至受够了阻挠。在那个精神食粮极端匮乏的年代，《大刀记》多少给读者带来了精神享受。时隔３０余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大刀记》，不由引发了我的感想：对于郭澄清这样一位特定时代的作家、他所在场的那样一段特定历史和他笔下的那一种文学，我们有必要站在文学史的高度对之重新认识和梳理，而不是回避。现在大量的文学史在“文革文学”一章中，几乎都没提到郭澄清。所以，我们今天重提郭澄清，也不应该仅仅是出于一种纪念和仪式的需要。
　　郭澄清先生作为一个作家，其作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长段历史紧密相连。先说说郭先生创作于６０年代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郭先生是一位关注现实的严肃作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笔下人物也都是“人民公社”的普通人物。关于人民公社的历史评价，以及用今天的眼光如何看待那个年月的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对郭先生已无从要求。所幸郭先生的短篇小说以塑造人物见长，一篇里少则重点写一个人物，多则两三个。在《公社书记》中，写了个备受群众拥护的项书记，形象跃然；在《黑掌柜》中，深夜不睡、苦练业务技能的“黑掌柜”王秋分让许多人难忘；《篱墙两边》中的张大婶一心成全他人，而王二嫂、李三哥们则有点叫人想起《边城》里的人物的憨厚淳朴；《男婚女嫁》中聪明能干的文华通过自己的智慧得到了父辈的理解和支持。郭先生文笔朴实，叙述从容，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使用最能让读者明了的方法和带土风的语言。于是，读他的短篇，犹如晚饭后在田间地头听一位善言的老者讲古经。
　　今天，回过头看郭先生的短篇小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生活，已离我们十分遥远且隔膜了，人们早已失却兴趣，但普通人的人性却依然活着，读来仍然有趣。与今天相比，那个年代的物质是贫乏的，政治生活极不稳定，但是与今天的人相比，他们似乎倒更加善良淳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彼此之间也非常坦诚。即使出现了小矛盾，也是通过一种简单的传统方法解决，显示了宽容、古朴的一面。比如《黑掌柜》中丁芒种误会了王秋分后主动道歉，而王秋分也就一笑了之。郭先生作品中人与人之间友善、体恤的较为单纯的人际关系令人向往。我以为这并非虚饰和美化，那个时代可能充满了极左情绪，但劳动者之间的人情人性之美却是不灭的，成为让人们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今天读郭先生的短篇小说，需要拨开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外衣，多多欣赏他笔下美好单纯的人性，这有助于冲淡一下繁乱的心绪。从这一点上说，郭先生的短篇小说对于今天的读者也并非完全无益。
　　郭澄清最重要的作品《大刀记》是１９７５年出版的。按照出版时间来说，应该属于“文革文学”的范畴，而且属“文革”中的公开出版物。时下某些论者，一提起这类文学作品，一概打入非文学、非艺术行列，未免有点简单化，要把这种“定论”放在《大刀记》头上，更不恰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风尚，“文革”固然是中国文学最黑暗的年代，但并不能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我甚至认为，左翼文艺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它的某些精品的艺术性不是那么容易超越的，比如样板戏。
　　《大刀记》明显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它构架庞大，气势恢宏，环环相扣；它重动作，重情节，重白描，重传奇色彩。三卷本的《大刀记》第一卷的《开篇》（旧版），分出来即可成为一部独立的小说，在新版中它是第一部的主要内容，集中写了主人公梁永生的苦难童年，以及他的“楞葱精神”，他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前“认命”、“拼命”的艰难历程。随之展开“大刀史”。而在这样宏大的框架之中，人物之众多也是叙事的一大难点，所以作者选择让各色人物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元宵节这天同时登场。对于这样的一部长篇小说来说，第一节《闹元宵》其实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人物亮相的背景设置。
　　《大刀记》强烈吸引过一代人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它的抗战主题，更多的因素是主人公梁永生身上的不凡气质，也即“平民英雄”气质。梁永生出身贫寒，饱受磨难，在革命者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组织大刀队队长。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圆梦的，梁永生的经历满足了很大一部人的英雄梦。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的梦想，人们通过艺术把它实现。在审美上，梁永生这个人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对象化地表达了普通人潜藏的英雄梦，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这与今天人们观看好莱坞英雄大片的情形极相似，人们通过艺术世界中的英雄来实现自己的英雄梦，哪怕只是梦，很短暂。依我看，若有高人，《大刀记》不是不可以改编成一部今天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大片的。
　　郭澄清先生在《大刀记》中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激情，这成就了这部作品，但同时也因作品中人物大都被划分到了好与坏、敌与我、革命与反动等等二元对立的营垒，过于直露，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含蓄性和丰厚性。这当然不是郭澄清个人的得失，而是一代文学风气使然。但是，毫无疑问，在整个“文革”文学的公开创作中，郭澄清的《大刀记》属于一个重要的、有特色的文本，尤其是他对于中国传统小说艺术手法的继承和发挥，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张扬和美好人性的展现，他在那样一个迷狂年代里，带给我们一种难得的清醒和艺术享受，它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重新思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郭澄清是一位扎扎实实深入生活的作家，是一位认定了人民是文学创作的母亲的作家，是一个坚持了中国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作家，是一个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家，因而也是一位不能遗忘的好作家。

　　革命叙事中的人伦价值建构
　　 □陈晓明
　　郭澄清离开我们已近２０年，这个在１９６２年以《黑掌柜》享誉文坛的作家，１９７５年，他的《大刀记》作为抗战胜利３０周年的献礼作品风行一时。这部作品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得以出版，据说得益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短暂时期，文艺界也开展工作整顿，这部作品才能冲破文化禁锢面世。现在研究五六十年代以及“文革”时期的文学，一方面被政治记忆所遮蔽，所有的作品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等同，而被指认为政治的衍生产品。不管是反对者还是肯定者，都从那个时期的政治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去寻求全部解释。另一方面，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被“三红一创，保山青林”所替代，其他作品都难以见天日。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看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作家是如何在政治与文学的紧张关系中，来展开文学叙事的。不能只是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压制了文学；同时也要看到文学是如何以它自身的方式从政治的缝隙中透示出它的存在的倔强性，文学有自己对历史的记忆方式。
　　在这一意义上，郭澄清的作品提供了一种经验，那就是在强大的政治语境中文学依然具有自身的坚韧性。郭澄清当然不可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氛围有明显疏离，但他的落笔不在于契合主导意识形态倡导的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写出乡土中国依然保持的人伦价值。他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如《黑掌柜》《公社书记》《茶坊嫂》《男婚女嫁》《社迷》《社迷续传》等等在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没有写阶级斗争，作者倾注笔力描写的是人的正直善良品性，邻里乡亲的习性和人际关系?熏贯穿于其中的根本是乡土中国农民做人处世的伦理价值。郭澄清这些中短篇小说都写得精炼朴素，重在讲故事，语言简洁明朗，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写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当时，他的作品一度与赵树理相媲美而别有趣味。赵树理的作品倾向于揭示社会问题，而郭澄清的作品则更重乡村伦理的保持和建构。
　　郭澄清的代表作当推《大刀记》，这部长达１１５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了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历的种种劫难和动荡。小说以主人公梁永生为叙事线索，以抗日战争为故事主体，展现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反抗压迫，抗击侵略的民族精神和人格气节。我以为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它在革命历史的叙事中深刻而充分地表现了人伦价值。当然，我们从作品的主题来说，这部小说表现了梁永生如何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经受了无数苦难，即使手中握有大刀，个人反抗也无济于事，只有走上革命道路，在共产党领导下，梁永生带领他的家人英勇奋战，才成为革命战士。这一主题无疑是非常鲜明的，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的大部分作品中也都有表现。但什么是《大刀记》这部作品在当时的贡献呢？或者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在今天依然有何突出的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它在革命历史叙事中非常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伦价值。
　　小说实际上是以家庭、亲情、友爱伦理为纽带来展开叙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齐鲁文化传统中的那种正义的道德观，阶级情感与传统的善恶伦理观念相得益彰，充分表现出梁永生及其儿子梁志刚、梁志强、梁志坚的爱憎分明、忠勇可嘉的人物性格。在《大刀记》中，那些亲情友爱的场面写得最为生动，也最为感人。它显示出文学对历史的记忆方式所具有的那种无法阻断的延续性，同时也表明了文学记忆方式在任何语境中都存在复杂性。
　　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无疑要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叙事的主导线索，郭澄清当然不能脱离这个主导模式。但同时，郭澄清选择一个家庭如何被卷入历史巨大的冲突中，如何从个人的仇恨向着阶级和民族仇恨延伸，他把握住历史矛盾的同时，倾注大量笔力去描写那个时期的家庭伦理生活，描写处于历史动荡中和苦难仇恨中的人们所结下的阶级友情以及人伦兄弟情谊。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显得生动丰满，充满了生活气息，展示出齐鲁大地风土人情、人伦世故和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蕴。因而郭澄清的作品为我们重新认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示了丰富的可能性。
　　描写革命历史的作品无疑构成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建构的有机部分，也是为革命历史的合法化建立一套文化象征体系。但革命文学并不能从天而降，革命的思想意识也不可能脱离原有的文化传统，正如革命生活也具有日常生活形态一样，革命文学需要有传统伦理价值作为底蕴，这些伦理价值构成革命文学叙事的丰富资源，同时也是一种基础和补充，革命的阶级仇恨与传统的家庭伦理相互渗透，它们形成一种有机的情感结构，使小说叙事也具有多元的情感因素。另外，革命文学也有必要容忍和需要这些家庭伦理价值，它们也构成阶级和民族斗争解放的情感补充。“阶级兄弟”这种说法就是对家庭伦理的模仿和挪用，在革命队伍中，一切都采取了家庭伦理的形式，家庭伦理使革命的斗争形式和过程获得个人的认同，而革命斗争与家庭伦理相互诠释，也使这些传统的伦理价值得以在文学作品中充分保留和表现。即使在那样的时期，文学不仅仅是斗争的武器，也是一个民族伦理价值记忆和重新建构的最重要的形式。　　

　　重新评价红色历史的书写
　　□孟繁华
　　红色革命，是２０世纪席卷全球的伟大事件，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伟大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这场革命终结之后，它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没有成为过去。我们发现，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５０年代文学的研究业已成为显学，对“红色写作”的重新认识和再解读，正郑重地开展，在大众文化市场，“红色旋风”风头正健。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试图建立霸权宰制的情况下，这个源于本土的文化现象，显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当然，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５０年代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的红色写作。红色写作——或称作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５０年代的文学经典“三红一创，保山青林”八部长篇小说，有五部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或者说值得关注或有价值的文学现象，总是处在不断的重新评价和建构的过程中。人们试图在那里总结历史教训的同时，也总是希望在那里发现有价值的文学和思想遗产。红色写作再度被关注，就与这样潜在的诉求有关。
　　老作家郭澄清先生的《大刀记》，是红色写作时代的一部重要作品。煌煌百万言的小说，生动地描述了鲁北、鲁冀交界地区人民革命的历史。第一卷可以称为鲁北人民的苦情史，因此也可以称为“苦情文学”。梁永生苦难的童年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在阶级冲突中得以塑造和体现。这一方法是红色写作普遍使用的方法，压迫越深反抗越烈。但在具体的写作上，郭澄清特别注重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汲取。这是文学史上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创作现象。或者说，作家在叙述最为现代的革命历史的时候，恰恰采取了一种较为传统的表达形式。这个“症候”式的现象从一个方面告知我们传统无处不在的伟力。当然，这也与郭澄清对民族文学传统的钟情有关。
　　《大刀记》第二部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写起，梁永生率领大刀队在冀鲁平原、运河一带的龙漂、宁安寨展开了敌后的游击战争。故事跌宕起伏情节张弛有致，塑造了梁永生、锁柱、梁志勇、二楞、魏大爷、翠花等许多性格迥异的普通人的形象。可以说《大刀记》相当充分地实现了当时主流话语对再现革命历史的期待，也实现了普通读者对革命历史大众化的表达要求。一部描述革命历史的长篇小说，在那个时代能够得到读者如此热烈的欢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人民记住了郭澄清，文学史留下了郭澄清的名字。
　　毋庸讳言，《大刀记》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是在毛泽东新文化想像思想指导下的红色写作。关于毛泽东的新文化想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检讨至今没有成为过去。在以往的研究和批评中，对这个想像造成的文学“一体化”、单一化和实用主义的文学功能观以及文学的政治化的分析，已经相当充分。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经济生活被确立为社会生活主体之后，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奇迹震惊了世界。我们在感到富强和尊严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今天关于意义、价值观等问题的迷惘而深感困惑。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是否也可以从红色写作的历史遗产中发掘可资借鉴的伟大资源。在现代性的过程中，关于理想、正义、批判精神以及诗意或浪漫等心灵或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正在跌落或消失，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正在走向普遍。这时，我们重读红色写作的时候，视角和看法肯定会大不相同。没有人会认为这个看法将会导致重返过去或者是怀旧病。因为历史永远是只可想像而不能重临的。当我重读包括《大刀记》在内的红色写作的时候，我对那里贯穿始终的理想、激情和浪漫的精神、情怀依然深怀感动和向往。因为那里有可以皈依的精神宿地和关怀。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英雄文化是哺育我们的主流文化，从《大风歌》到边塞诗，从岳飞到谭嗣同，从毛泽东到“三红一创”，他们都是英雄文化哺育的文化英雄，但普通人敢于面对极端和绝对的处境同样是一种英雄行为，或者说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被遮蔽了的普通人的英雄行为该如何理解？我们在《大刀记》的创作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郭澄清所理解和讲述的战争，充满了血雨腥风、血流成河的战争暴力场景，但他更注重对“人”和人性的书写。在创作《大刀记》的时代，作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坚持文学性的立场实属难能可贵。郭澄清以文学的方式重返了历史，在想像中重新建构了历史。于是我们发现，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它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施加着影响。特别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今天，历史在想像中曾经拥有的纯粹、明丽和诗意；或者像《大刀记》呈现出来的苦难、绝望与抗争，与我们今日生活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比照。没有人要回到过去，但过去并没有死亡，它仍然在我们的重构中活着。在这样的意义上，包括《大刀记》在内的红色写作，确实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郭澄清的史诗性追求
　   □李宗刚
　　郭澄清的《大刀记》创作于２０世纪的６０年代末期到７０年代初期。该书较为正式的版本出版于１９７５年。然而，《大刀记》的最初版本应该是在１９７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内部征求意见本（以下简称初稿本）。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大刀记》的１９７２年版未能正式出版，１９７５年版的《大刀记》（以下简称删改本），对初稿本进行了全面的置换和删节。这样一来，《大刀记》这样一部侧重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切近、具有“史诗”文化品格的小说，就被部分地置换成了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要求的小说。当初稿本的《大刀记》在２００５年重印中得以还原其本来面目时，我们便不能不惊诧于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对历史发展规律切近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叩问的勇气了。
　　初稿本《大刀记》，其“开篇”本来就是独立的一部英雄叙事小说，但因为在总体上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所以，这个征求意见本无疾而终，不仅一拖就是几年，而且整个英雄叙事的内在逻辑也被大大地置换了，这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被中断了英雄叙事的标本——删改本中的“开篇”还没有顺理成章地开展下去，就迅即地落了帷幕，中断了郭澄清既有的英雄叙事的路径。这样的中断和割裂，使郭澄清深感痛苦。
　　郭澄清最早的文学创作是以当下正在变异着的社会风俗人情为对象的。他从自己所意识和经验到的现实出发，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但是，郭澄清的创作并没有循着这样的轨迹继续向前延伸，而是在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代初期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向了以革命历史为对象的英雄叙事。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郭澄清这样一个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的作家，为什么会在“文革”时期?熏没有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继续“写十三年”，而是转向了对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并且，这种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还突破了十七年文学惯用的英雄叙事路径，径直地把其英雄叙事延伸到了晚清社会，还为此不惜动用了大量的篇幅当作“开篇”？
　　从《大刀记》的创作年代来看，正是“文革”达到了极点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那些有关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已经不再像十七年文学创作的兴盛期那样，处于一种持续的井喷状态。这一方面固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代了中华民国后，那些激动并激励着作者们的历史动因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呈现出一种弱化的态势；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经典意义的故事也开始处于“枯竭”的状态，再加上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开始倡导“大写十三年”，革命历史英雄叙事则开始处于边缘的位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郭澄清开始从６０年代所习惯的对当下社会的文学叙事转向革命历史的英雄叙事，便隐含了作者对历史的关怀和对现实的叩问。这主要体现在郭澄清在创作《大刀记》时，努力地把自己的艺术触角清醒而冷峻地指向了历史的发展规律：在一个社会的秩序和法度失范时，以大刀为代表的暴力式符号就会成为人们诉求自己愿望的惟一实现方式，从而成为对既有的社会秩序进行解构的主要力量。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刀记》获得了“史诗”的某些基本文化品格。然而，删改本中的“开篇”只开了一半，极大地限制了初稿本既有的“史诗”中的某些文化品格?熏遮蔽了郭澄清所希冀传达的历史关怀和现实叩问。　 　　

　　郭澄清的启示
　  □梁鸿鹰
　　读到郭澄清的作品，我的心灵深深受到震撼，我惊奇于作家写作技巧的成熟、感叹于作家思想情感的高尚，由此想到郭先生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对我们文学创作提供的诸多有益养分。我想先从他的短篇小说入手，谈几点认识。
　　首先，我们有责任认真研究、发掘郭澄清同志作品中蕴含的、张扬的思想价值。郭先生毕生赞美传统道德与时代精神，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在当前和今后都是值得大力弘扬和记取的，这也是郭先生创作最核心最可贵的品格。在他笔下，他鲜明地、反复地、不遗余力地张扬着这样一些价值观：劳动最光荣（《公社书记》）、勤俭最高尚（《蹩拉气》）、互助最可贵（《篱墙两边》）、诚实最难得、急公好义最可敬（《社迷》、《社迷续传》）、实在人不吃亏（《石再仁》）。他由衷赞美和谐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夫妻关系，在他的作品里吵架斗嘴、争执分歧，都是小误会、小矛盾，人们的心劲就是让日子更好，让集体更红火，让社会主义的路越走越宽广。这些思想内涵在我们当前的创作中是亟须加强的。我们的文学创作最缺什么？雷达说过，最缺正面价值观的弘扬和树立。郭澄请先生的创作给我的多方面的启示最核心的就是这一条，在他的创作中，能看到生活中的矛盾，但不让人觉着观念的压抑、无望；能发现几个有缺点有毛病的人，但不让人觉着人性是丑恶的、污浊的，相反让我们觉着日子有奔头，社会前景是一天更比一天好。当然，我们不能回避当时创作思潮中极左的东西对郭先生的影响。但总体上说，他树立社会正气这一点是可贵的、值得学习和弘扬的。
　　第二，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郭先生写农民、爱农民、为农民的高尚精神。农民和乡土是中国作家钟爱的题材，在当代仍然人气很旺。如何写好农民，历来有不同的路子，在风雨如晦的旧时代，鲁迅、茅盾笔下的农民是被压迫者、被迫害者，他们善良勤劳淳朴，但麻木逆来顺受。在新社会，在郭先生的笔下，农民是扬眉吐气的国家主人，他即使写解放前的农民也是挺起腰杆子、有反抗精神的；他浓墨重彩地写农民自觉为建设新社会贡献力量；农民最懂得先集体后个人；农民最能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因为他爱他们，了解他们，是用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他们的前行提供动力，鼓劲呐喊。出于这样的动机，他以独特的风格、创作方法实现了写农民、为农民写、写给农民看的追求。如果我们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在风格上、气质上，与农民隔着很大的距离，不打算给农民看，不打算得到农民的认可，就必然丧失艺术的生命力。郭先生的作品，处处照顾到农民的欣赏习惯、接受水平，语言是农民的语言，用字是老百姓熟悉的字，没有大篇议论，没有长篇说教，而是以拉家常、说书的方式来写，自然有广泛的读者，也就获得了长久的魅力。
　　第三，郭先生的人格和创作道路对我们当前文学创作具有可贵的价值和多方面的意义。一是他先做人再作文的追求。郭先生自觉向人民学习，向时代学习，在火热生活中接受新思想新潮流的洗礼，不断锻炼情操，打磨艺术的精神。二是他把自己融入基层融入到时代生活中，不计名利的精神。解放后郭澄清先生可以到省城做官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愿意到基层，把自己的家安在乡村的“老屋”里，与泥土为伴，与乡亲为友，观察他们，描写他们。如果作家艺术家只满足于靠作协、文联安排深入生活，恐怕是很不够的。我们的文化领导部门为作家艺术家成长想了各种办法，往往一个作家艺术家有了名气，从县里调到市里，由市里调到省城，甚至由省城调到北京，经常是创作生命也就基本失去了血色。赵树理、柳青、浩然、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具有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成为标本，供在博物馆里，让人们在开会时说起，在领导讲话时提到，我们在人才培养的机制中，可不可以结合现实、结合创作也树立起几个来？否则，我们纪念过了他们，还是接着涌现出更多日益脱离创作泥土的“人才”，创作枯竭的“人才”，我们今天在这里说的任何纪念郭先生、学习郭先生的话就是苍白的。三是他对文学的坚定信念，敢于克服各种困难，对创作万死不辞的精神。他说他一天也离不开文学，文学是他的生命，他的自觉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他的不计名利，勤奋踏实的作风，这在当前也都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