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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上要当一把剑，为科学发展保驾护航；对待人民群众我愿意做一头牛，为他们耕田种地；对环保系统的这些环保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伞，为他们挡风遮雨。周生贤如是说。

      延伸阅读——周生贤推荐的3本必读环保书
　　《寂静的春天》——告诫人们不要自掘幸福的坟墓；
　　《增长的极限》——预言世界如不重视环保问题将面临的灾难性崩溃；
　　《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环保的繁荣是推迟执行的灾难。
　　最近我们把此书版权买回来了，我写了一个序，重新出版了。我想以后有机会把这几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省委书记、省长。
　　“从沉痛的代价到宝贵的觉醒，我认为人类痛定思痛的觉悟都集中反映在3本书里，这也是环保工作者的必读之书。”这位环保工作的领头人说。
　　周生贤简历
　　●1949年12月生，宁夏吴忠人。197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至1986年在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获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69年12月任同心县韦州中学教员。
　　●1972年10月任韦州公社党委秘书，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1981年3月任同心县副县长兼下马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983年6月任同心县委书记
　　●1986年9月任西吉县委书记，固原地委委员。
　　●1989年9月任宁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
　　●1990年6月任宁夏自治区政府秘书长。 中国环评吧网环评报告下载http://www.eia8.com/down/
　　●1993年5月任宁夏自治区副主席。
　　●1998年4月任宁夏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1999年2月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0年11月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5年12月1日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先后主编出版了《希望之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导论》、《充满希望的十年》、《再造秀美山川的壮举》、《中国林业新的里程碑》、《盛世兴林》等著作，并出版专著《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荣获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献给地球的礼物奖”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颁发的“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 

   对话——周生贤：我不怕丢官
　　2005年12月1日，周生贤临危受命成了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他如何盘点自己一年多的为政得失？如今他又承受着怎样的压力？
　　前不久，周生贤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小康》杂志的独家专访。
　　记者：您希望环保总局在民众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
　　周生贤：环保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真正列入议事日程，所以流传着这样一个话，“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中国环评 吧网http://www.eia8.com
　　而我在调查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环保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调查的结论是，一部环境保护的历史，就是一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史，所以环境问题必须跟经济结合考虑，环境问题才能列入应有的议事日程。
　　我当时就认为，搞好环境保护的“牛鼻子”就是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跟环境保护的关系，后来我就围绕这个问题做调查研究，给中央建言献策。在这个调查研究基础上，中央开了第六次环境保护大会， “制定了新时期环保工作的部署”。环保资金从2006年开始，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相对有大幅度的增加。虽然时间非常短，但在很大程度上环保进入了一个、扮演了一个从综合部门进入宏观决策部门的角色，改变了前面那种尴尬的局面。
　　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们正逐步改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环保工作形象。
　　记者：这一年多来您觉得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中国环评 吧网http://www.eia8.com
　　周生贤：最遗憾的是我们的约束性指标“没降反升”。
　　中央把GDP作为预期性的指标，而把能源和环保这两个指标——单位GDP节能20%，污染总量控制减少10%，作为约束性指标。
　　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应急中心共处置环境事件159起，是2005年的两倍。但这一年执行的结果，约束性指标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升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工作部署有问题呢？你看中央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们也是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迎来的就是“不降反升”，所以这既是我遗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记者：您是从基层老师、公社书记做起的，您觉得基层的经验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生贤：一方面，我在省里干了30年，在北京干了10年，过去30年我是向上看了30年，从下面向上看，调到北京以后我是从上面向下看，有好多问题才清楚。回过头来这样一看，过去有些事可以不那样干，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回过头来看我们现在制定方针政策毛病也比较多，为什么执行的时候有些东西落实不下去，因为执行政策的过程当中，结合实际方面还有差距，所以现在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哎，我们现在都是抓落实不够，一个是抓落实不够，难道都抓落实不够吗？所以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当中出现了问题，这样“一上一下”才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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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怎么看讲真话跟官位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你怎么处理？
　　周生贤：如果你把当官作为一个工作和为人民做事的一种条件，而不是一种可以追求的东西，你就会当的很轻松。你比如讲“不降反升”，我并不怕我丢官，我甘心在丢的时候，丢的活该，丢了我也高兴，但更重要的咱要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不是说指标“光降不升”，和2005年相比，2006年的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增幅分别下降了11.3%和4.4%，应该说成绩不小，可我更多地是考虑中国的环境状况必须要改善和提高。
　　记者：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您如何看这三个转变？
　　周生贤：三个转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方向性的。总理讲话时全国近12万人听了报告，用电视电话的形式传下去，全世界为此发了两万多条新闻，评总理这三个转变的思想。
　　所以这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应该说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就根据三个转变的思想，制定或调整了现有的不符合三个转变思想的一些法律法规，补充了一些规章。尽管现在做得远远不够，按我们的设计是三到五年清理完毕，现在应该说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国人说的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现在对此还是非常有信心。 中国环评吧网公众参与公示http://www.eia8.com/gzcy/
　　记者：据我们所知，环保总局曾利用2个月的时间进行机关思想作风整顿，您怎么看待当前有些部门的机关作风问题？
　　周生贤：机关整顿的目标是有限的。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先进性教育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群众意见很大；第二个就是部分干部对“三个转变”不适应的问题。当时机关整顿的时候，先进性教育给大家承诺的东西有些没有兑现，比如说住房问题，几百户人没有房住。有一套房子，争得头破血流，这种问题特别突出，等等，都需要通过整顿来改善和加强。现在回过头来看，整顿达到了预期目的，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总局的作风有了明显改进。机关的同志工作劲头也更足了，心气更顺了。
　　记者：您当林业局长时在中国林科院上了两年的研究生班，到了环保总局有什么打算？
　　周生贤：在林业局当局长时，开始的时候我几乎连什么是林分都搞不清楚，心里很着急。这样怎么能胜任工作，怎么与专家学者在同一平台交流？于是我痛下决心，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上课，一直坚持了两年。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到环保局工作，这也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行业。所以现在我又在中国环科院进行学习，我加入他们的研究生班。我是去年的元月7号进去的，到现在已整整一年。记得那天是2007年元月8号，正是一个学期结束放假的日子，校长说，局长，从下一周开始放寒假，你可以不来了，开学的时候再来。我说好，他们说局长，我说这个不是局长，全都是你的学生，都应按学校的制度办。
　　记者：《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一书出来在国内国际均产生巨大影响。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利用节假日写出来的。您如何看自己的这部专著？
　　周生贤：这个书没有一个人给我帮忙，我不会打字，我都是写出来的，让他们去打。所以这个书要有艺术的语言概括，就是把真诚献给人民，发自内心的，对中国林业的热爱。
　　记者：但现在很多官员因为没有时间去学习，也没有时间写书。
　　周生贤：一天挤出来半个小时读书，你一年就可以读好多书，我就不信谁连半个小时都挤不出来。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学习呢？
　　周生贤：首先有一个认识问题，你为什么要学习？你学习干嘛呀？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学习是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不是为了图虚名，搞学历。我是工作当中遇到问题解决不了、影响决策才学。比如污水治理这个东西不清楚，你不可能有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学习的目的。记得当初在中国林科院研究生班毕业的时候，中国林科院要授予我博士学位，我坚决不接受。学习要能坚持下去，学习要有三股劲：第一，读懂弄通靠钻劲，这也是我的经验；第二，长期坚持靠韧劲，我认为地方官就应该讲地方话，所以我在宁夏就讲宁夏话，到了北京也讲北京普通话。我开始来北京的时候，念一个文件要出一身汗，现在可以了；第三就是获得时间靠挤劲，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挤它总是有的。 

 从大罗山出发
　　同心县，位于宁夏自治区中部，地处六盘山系北麓。1936年红军长征到同心，在这儿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周生贤就出生在同心县东部的韦州古镇旧庄村。
　　周家一共7个孩子，两男五女，周生贤是长子，排行老三。周家原住在百余公里外的金积镇，因生活贫困解放前逃荒到韦州镇。甚至到周生贤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自己家的房子。
　　周的小学同学彭海强对记者说“小时候周生贤学习非常好，经常考第一，而且作文写得好。”“一些学习不好的学生为了交作文，会拿白馒头来，求周生贤替他们写。”另一位同学回忆道。
　　韦州镇回民占90%以上，所以那儿的小学都是阿拉伯语学校。小学六年周生贤学的都是阿拉伯语，到现在周仍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出访摩洛哥时，周纯熟的阿拉伯语，让摩方和随行人员都很惊讶)。
　　公社“挖”走老师
　　1965年9月周生贤考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师范学校。1968年，师范毕业的周生贤回乡务农，一年后作了韦州中学的老师。如果不出意外，周会在教师岗位上一直做下去。
　　78岁的老人杨兆岐，时任公社书记，向记者讲述了周生贤被发现的经过。当时杨看到一份韦州中学的工作总结报告，发现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于是就调查是谁写的，调查发现是周生贤(此时周还常在《吴忠日报》、《宁夏日报》发文章)，于是公社决定把这个人“挖”过来。“但是工作了几个月，我们发现，周生贤不仅文章写得好，工作能力还特别强，工作方法有一套，能解决基层问题。于是没半年又提了公社副主任。”
　　两年后，周从副主任的位置调任下马关公社党委书记。公社距毛乌素沙地南缘只有几十公里。上任后，周就承担了国家林业部的 “防风固沙样板林” 项目。
　　“当时我们搞了154条林带，1000多公里。中间是杨树和柳树两行，这叫‘杨柳冲天起’，两旁是沙柳，‘沙柳补空隙’，下面植草，‘杂草苜蓿拔地起’。”周生贤对记者谈起当年的植树工作，依然兴奋。
　　凭借自己的钻研以及同仁们的共同实践，样板林取得了成功，成了西北地区的样板。周还被林业部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介绍了经验。“当时的林业部长罗玉川，接见了我，跟我照了一张相，激励了我前半生，但是我当时绝没有想到我会成为罗玉川的接班人，这个我没敢想。”
　　口碑的力量
　　回顾周生贤在宁夏走过的路，杨兆岐老人给记者总结道：“周生贤在韦州是文章好，工作方法好，能解决基层问题；在下马关是林业搞得好；在西吉是民族工作做得好。”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老百姓跟周生贤有这么深的交情？”杨兆岐说：“那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
　　1995年春夏大旱袭击了西海固地区，当地建设“集雨节灌”工程，时任自治区副主席的周生贤将工作思路概括成简短易记的口诀，“深掏井，多打窖，节水灌，九字传，千古鉴”，“修梯田、打井窖、铺地膜，九字不忘，脱贫有望”。采访中记者发现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记得这口诀。
　　离开西吉县的时候，周生贤怕影响群众，决定早晨五点钟离开，而那时天还不亮。可是刚刚四点多，周就被外面的声音吵醒了。起来一看发现院子外面已经是挤满了人，街上也挤满了人，老百姓手里举着自己做的标语，有欢送周的，也有挽留的。
　　同样的场面也发生在同心县。1984年周生贤考上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离开同心去上学时，路也是被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
　　1999年，原本传闻要到西藏任职的周生贤被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此前，组织部门已找过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的周生贤，周随后也做好了赴西藏的准备。时隔不久，西吉县忽然发生大规模械斗事件，作过西吉县委书记的周被派往一线去解决问题。在上级的指导下，凭借多年的群众基础和威信，以及对复杂问题的把握，周生贤很快制止了械斗，平息了事态，随后被调到北京。
　　宁夏一位官员回忆说“周生贤走的时候，场面很感人。好几千老百姓开着手扶拖拉机啊，农用三轮车啊，早早就赶到机场去等着送周主席去了。”群众到了，说明了情况，挤进了机场，最后把飞机围得水泄不通，飞机也因此晚点40多分钟。
　　2003年7月的一天上午，位于和平里东街的国家林业局门前人头攒动，80多位头戴白色小帽的回族同胞围聚在大门前，用当地语言与林业局传达室的同志说着什么，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激动和兴奋之情。他们乘汽车再转火车从宁夏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只为看一个令他们骄傲的家乡人――在国家林业局任局长的周生贤。周生贤当时正在开会，一听说这个情况，也很激动，他立即接待了这些也是他日思夜想的家乡人。家乡人还是那么朴实，并没有因为他进京做了官就这事那事的求他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就一个目的，看他来了。
　　推动林业“拐点”的实现
　　“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周生贤一本书的名字，但也是周生贤在国家林业局局长任上完成的一件事情。
　　1999年2月，周生贤调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林业局的前身林业部在199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被降格，随后又说要升格，于是周生贤被调了过来。虽然最后林业局没有变成“林业部”。但周生贤说：“我在这个位置上干得挺愉快。”
　　周到了林业局后，遇到部门定位的转变――砍树历史被终结，资源保护、生态建设成为首要任务。2000年11月，周生贤出任国家林业局局长。一个月后，他就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递交调研报告，提出将原有的十几个林业重点工程整合为六项工程，并逐步形成以这六项工程为中心的中国林业生产力布局。这六项工程就是后来中央9号文件所写的“新世纪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包括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等。以六大工程实施为主要标志，周生贤宣布，我国林业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以木材生产为主到以生态建设为主。
　　2006年6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56年来全国土地沙化首次实现了逆转――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3436平方公里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283平方公里。胡锦涛总书记特别肯定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中国环评吧环保部落本文来自http://www.eptribe.cn

   松花江不会忘记
　　2005年11月30日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周生贤接到通知，到中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在着手准备召开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说心里话，我对林业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国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虽然感到任环保总局局长有很大的压力，但对此我有信心。”他坚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刚刚宣布任命，周生贤便出席国务院防治松花江污染会议，然后到林业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点半他已经赶赴冰天雪地的东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环保总局一位处长表示，“甚至还没有见到周生贤的面，”他“就去现场了”。
　　到了佳木斯，他坚持要到监测点去实地察看。佳木斯分布着3个监测断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当地领导说：“看一个就行了吧？”周说：“不行，3个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环保部门的人说：“冰薄，路滑，站在这里能看见。”他说：“站在这里看不清啊！”趟着积雪，沿着浮桥，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个取样点，与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握手，询问每一个细节：多长时间取一次样，什么时候会加大取样频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风寒。
　　在此期间，“前线”和总局的工作两不误，周生贤安排两位副局长分别在黑龙江和北京协助工作。在前线，他组织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增信释疑，引导舆论，为老百姓赶制喜闻乐见的年画……
　　佳木斯市环保局局长葛凤岭向记者回忆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两点钟，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到后期显得很疲倦。面对紧张的工作局面，他着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当周离开佳木斯的时候还没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贤说：“松花江是当地的母亲河，要爱护她，利用她。这次松花江环境污染的教训，是切肤之痛，震惊了世界。要引以为戒，警钟长鸣。”
　　履新环保总局下猛药
　　此前海外媒体曾把中国的环保局，列为世界上最尴尬的四个部门之一，暗讽部门对自身职能履行上的尴尬。周生贤对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隐讳地指出，环保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上任伊始，周生贤即施以猛药，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措施。12月8日，在检查佳木斯一些企业排污情况时，周生贤对随行的环境监察人员说：“我们环保的权威从何而来？就是通过严格执法，来树立环保部门的权威。”当日他签署就任后的第一个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环境安全大检查；随后，环总局连续否决七个大项目；其后，又叫停11家对饮用水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查处了10家大型违法项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开的全国环保厅局长会议上，周生贤透露，以前在林业局，晚上十二点后一般没有电话。而到环保局后，一个晚上甚至四五个电话。环保总局局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见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贤严厉批评了当前存在的破坏环境的开发行为。他明确表示，要实现十一五规划的环保目标，必须坚决做到不欠新账、多还旧账，而关键就在于把好“环评”这个重要关口。
　　周生贤还在环保系统内部推行环保官员问责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环保指标，地方环保官员乃至政府官员完不成就不能提拔，显示新一轮的环保问责风暴正在展开。
　　“不廉洁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据同心县的一位干部回忆，周生贤一心扑在工作上，对自己的位置一直不关心。当时任命周为同心县委书记的时候，周还在百余里外的红寺堡植树造林。周当时的职务是同心县副县长，在造林时，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位置批下来了，上面说由你来担任。回忆此事，周说当时觉得这是朋友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按照报上去的名单，怎么也不会是自己。于是继续在一线指挥造林播种。结果第二天早上组织上就到县里宣布了任命结果，县委书记周生贤。这回接到组织电话的周生贤才从一线赶回县里。这也被一些人戏称说：“周生贤植树，回来就能当县委书记。”
　　谈到这件事情，周说：“我最讨厌跑官要官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这儿来跑官要官的，肯定无法得逞。”
　　记者来到周出生的地方，一个用泥坯围起来的院子里面盖了几间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辉还住在这里，他现在镇上作纪委书记，但自己还在种地，跟当地的农民没什么区别。
　　据记者了解，周的弟弟当年军队转业回来成了民办教师，转正的需要考试，结果只差1.5分。而当时周生贤就作同心县的县委书记，弟弟找到他，他却死活不肯帮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绩很好。
　　当地的一位干部说：“周部长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这么多年了还在乡里。稍微说句话至少也该作个县领导了吧？”以至于当地很多人说周生贤有点不近人情。
　　记者看到旧庄村虽然离镇上不远，但是基本上没有自来水。一位当地的干部说：“前几年镇上安自来水，自来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时候，想修过去。但周的父亲坚决不让按，说大部分人还没有安自来水，咱们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离开韦州的时候，随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诉记者说“周的父亲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没说什么话，也没有找县里领导。”因为当地的风俗，汉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这个时候，周已经是部级领导了。“只要说一声，县里肯定会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但是周家就是没有跟县里说。”
　　家庭让我放心
　　周生辉还记得， 1969年前后，刚毕业回来的周生贤经人介绍娶了邻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气，用驴车把新娘子拉回来了，简短的仪式，就算婚礼了。
　　谈起自己的家庭，周说：“家里这方面情况还是算不错的”。“孩子也都比较争气，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个孩子，都结婚了，还有一个小孙子。”
　　“我跟我们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单位的事她不管。我现在拿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开支，一切都由老伴说了算。我们定这个规矩的时候家里的大事她问我，但是我这结婚几十年从来没有过大事，也没有问过我，都是她在那儿开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不准夫人参政。周也明令禁止秘书把自己的电话和家庭住址告诉其他人，特别是想来办事的。
　　同心县的一位老同志回忆，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县某工厂工会的领导之一，当时按照规定在领导岗位上的工人可以转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报到县委后，结果时任同心县委书记的周生贤首先就把自己妻子从名册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银川后，也有很多机会，但是周生贤始终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时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为子女)品行都比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业，家庭现在非常和谐，所以这样反过来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们谈到五点多，老伴就要来电话，问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饭了。”周生贤说。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