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

个人简介：

　　李锦：1952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担任过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高级记者，山东大学教授，现为新华社研究员、中央财大教授，中国名网顾问。他以调查研究见长，勤于思考，预见性强，9篇调查报告获国家级和省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参与报道的鲁西北包产到户、沂蒙山区九间棚、西藏甲日乡等典型都曾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著作有《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中国边境探察》、《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大转折的瞬间》等，有15篇稿件获国家级和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奖。

     以下文章选自《人民网》，由记者王永亮、李其芳采写。

　　在新闻界，他无愧于“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

　　邓小平称赞他“你有发言权”；

　　锦涛对他说“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要深入群众，抓出有说服力的典型”；

　　范敬宜评价他的专著《大转折的瞬间》“能用政治家的眼光来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和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

　　近几年来，他的专著《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被很多高校列为“两课”教材，教师反映“学生读起来有兴趣，讨论下去有深度，教学效果非常好”；今天，他在中国传媒大学发表了激情洋溢、理性迸发的演讲，有一句话最让人难忘“我相信，真理来自下面，最先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真理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而被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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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新华社山东分社高级记者李锦。

　　 邓小平对李锦说“你有发言权”

　　记者：不少媒体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报道时，都介绍了您在1982年向邓小平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小平同志接见你的时候曾经说“你有发言权”。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能与邓小平当面接触，在新闻界留下记录的也就是您了，这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您能谈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李锦：这件事，过去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新闻战线》等不少媒体做过报道。2004年8月下旬，央视、山东卫视、《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再次做了集中报道。1982年12月底，农村改革正处于高潮。我作为新当选的团中央委员，由胡锦涛书记介绍给小平同志，汇报地点是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小平同志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你有发言权啊！”他询问了农民吃饭、吃肉、住房等实际问题，关心农民对哪些事意见比较大、需要解决什么问题等。

　　事情过去20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小平同志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他把认识问题的出发点放在人民的温饱问题上，把人民的生活幸福作为衡量工作的基本标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是对我的深刻教育。因为记者是沟通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愈是在国家命运转折关头，新闻记者愈是能发挥作用。小平同志肯定新闻记者的发言权，是对整个新闻界在那场变革中的鼓励和褒奖。

　　记者：在农村改革风云突变的年头，您尚未到而立之年，已成为新闻界的一面旗帜，总书记表扬了您，新华社党组号召全社向您学习，中直机关党委和山东省委都发文开展学习您的活动。您是怎样看待当时的农村改革对于您的“塑造”呢？

　　李锦：农村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还是20多岁。当时做了一些努力，但不应看成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我的报道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需要使我变得早熟，得到过很多的表现机会。

　　当时在农村改革报道搞得有声有色的有一大批人，像吴象、张广友、陈大斌、南振中、范敬宜等，都是那时候有影响的同志。如果说我有特点的话，就是年轻，在农村时间特别长，一年有300多天泡在农村，这一点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当记者后在农村的时间也比较长，对下面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是一场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其发端地带是在黄淮海平原。中国历史上70%以上的农民起义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的采访正是在这腹心地带。天时，地利，加上自己把99%的精力用在工作上，隔个两三天名字便在北京的报纸出现一次，容易形成报道的小气候。

　　那时我常年在农村跑，1981年结婚那年就有315天出差在外。当时可以说是满怀激情，每一天都感觉有一团烈火在胸中燃烧，使自己安静不下来。我的报道开始以图片为主、文字为辅，许多报刊引用我发自鲁西北农村的新闻，从1980年11月5日后的50天内首都各大报纸就用了我的20多篇稿件，名字出现100多次。最有影响的是《鲁西北棉花大丰收》、《棉花县长散传单》，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采用，曾被视为“新闻界的新闻”，得到穆青、石少华、安岗、蒋齐生、徐光春等很多人的表扬和评论。再后来，由于鲁西北农村四五个县的来信表扬，胡耀邦同志批示要求把我作为全国宣传战线的典型进行宣传，穆青同志抓了这件事。

　　现在回顾起来，这段时间是我报道生涯中最有回味头儿的年代。应该感谢时代，是历史大转折需要有一批人去为它鼓与呼。孟子说孔子是“时之圣者”，就是这个道理。新闻当随时代，时代造就记者。

　　记者：您在文章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报道是新闻界在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原因何在？

　　李锦：这个结论是经过反复思考过的。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建国后最为重要的转折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领导的农村改革。从1978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既是农村改革的开始，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源头。这段历史非常重要，我国思想界对此认识还可以，但历史学界研究得还不够。

　　从新闻规律来看，过去被看成异端、歪理邪说的思想，冲破“左”的重重阻力，由“在野”的思想变成了“正统”的思想。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非常激烈，可以说惊心动魄。第一线调查的记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充当了“侦察兵”、“探险者”，在这段时间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比理论界显得活跃。

　　我有一个感觉，中国的新闻史教育偏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新闻学者对新闻写作特别重视，更多的人把研究重点放在名记者名篇上；二是有很多人把研究重点转到西方传播学上。总体来看，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这段新闻报道历史研究得很不够。新闻来自群众，中国的新闻理论应当在自己的土地上诞生。农村改革初期的报道，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党的新闻史上理论联系实际最为充分的年代。自下而上的思想路线，体现得最充分的便是这段时间；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得最好的，也是这段时间。我们目前的新闻理论工作者中挑大梁的，很多是1977、1978届的学生，1982年的时候刚刚走出校门，多数人没有亲身经历那场波澜壮阔的农村改革。所以，这段历史总结得远远不够。

　　胡锦涛对李锦说“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

　　记者：您在新闻一线从事采访已经35年了，您能说一下对您新闻生涯影响最大的报道是哪一个？

　　李锦：是沂蒙山区平邑县的九间棚村。为我带来一点名气的是“包产到户”的报道，但促使我新闻生涯发生根本转变的是九间棚报道。从这时候起，我走上一条独立探索的路，很自信、很固执地走到现在。

　　记者：您能介绍一下当时的调研情况么？九间棚报道为什么能形成那么大影响？您当时报道九间棚这个典型抓住了哪个环节？在九间棚给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哪件事？

　　李锦：九间棚位于平邑县南部，是位于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庄，54户，四面是悬崖峭壁。在党支部书记刘加坤的带领下，九间棚人修路、架电、治水，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看过的人都说了不起。九间棚最终成为了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确立政治地位之后，在全国树立的一个典型。当时正值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社会思想混乱，形势极为严峻。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天欲坠，赖以柱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神，是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家献出一道“药方”。

　　在九间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洼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中国要大乱，社会主义即将成为历史”的舆论环境中。九间棚的风波，来源于群众对村干部的误解，村党支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化解了这场风波，表明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力量所在。

　　我是1989年8月到这个村来调查的。刚上山时心情很沉重，思考的是，中国人思想这么乱还能不能稳得住？我们党怎样才能把人心凝聚过来？各级党组织应当怎么去做答问题？我在山上住了几十天，一直围绕这些问题在研究、在思考。不是我们故意做文章，而是国情逼迫我们找个办法，揭开“死结”。当时，北京政治风波把一些敏感问题都亮出来了，逼着我们去正面思考。我用九间棚“大洼风波”这个典型回答了一些问题，揭示了一种希望：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员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凝聚力；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党员应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实际上是回答了中国当时怎么办，走向何处去的问题。宋平同志看到报道后，写信给姜春云，赞扬了九间棚，在一次会上就讲了9次。后来，胡锦涛同志认为九间棚是“在关键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由新闻摄影为主转到以文字报道为主，出门就很少拿出照相机了。我觉得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复杂性，需要大批有志者投入研究并能够提出新思路，新闻图片常常难以在宏观上担此重任。摄影界已习惯在“圈子”内孤芳自赏，摄影这个东西也难反映很复杂的内容。在九间棚报道之前，我对这一点已有认识，之后，我彻底地走向了重大课题的调查研究，我的新闻生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记者：听说胡锦涛同志对九间棚和您的调研工作有过评价。那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李锦：那是1994年9月，锦涛同志考察山东时在从威海到济南的飞机上，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文全介绍了我在九间棚调研住了几十天的情况，锦涛同志与我谈起九间棚的典型作用后说了一番话。他说，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根基，一定要重视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用典型引路的工作方法，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路线的具体体现。典型的作用是很大的，记者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要深入群众，抓出有说服力的典型。你的调查方法是住到农村里，从事实中来，调查研究有思考，能归纳出正确的思路，有较大的发言权。锦涛同志告诫说，深入群众的道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记者：我曾经看到《中国记者》上的文章，知道您每年都要在一个企业或一个村庄住50天，被称为“50天现象”，是这样吗？今天的人很难理解为一篇稿件在农村住50天，您在九间棚这50天里主要干些什么呢？

　　李锦：50天只是个大概数字，不是有意凑这个数。我在九间棚住了52天，以后在双星集团住了52天，在兴福镇住了48天，在大明集团住了58天，基本上都是50天左右。在这50天里，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村中，不要上面一个人陪同。50天里我主要干四项工作：调查、研究、学习、思考。在调查中研究，在研究中把调查引向深入，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完成发现规律、引领社会的任务。

　　我认为单纯的事件性新闻成就不了最优秀的记者，我对事件性新闻的报道不太感兴趣，不愿意当“宫廷记者”和“衙门记者”。我愿意生活在平民中，通过凡人小事，做思想的发现者。去九间棚村时，我带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列宁选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文件，还有1989年4月5日到6月19日的厚厚一本剪报，还带着被子、蚊帐，提着五斤猪肉和五斤鸡蛋就上了山。住在那里一面调研，一面学习。白天走家串户，到地头与老乡一起刨地瓜干活，晚上提着手电筒敲开一家家门，拉呱儿谈心，回来在煤油灯下研究材料。我把上面的干部都打发走，有意地创造一个采访的原生态环境，形成没有“污染”的微生态研究气氛，这样在对事实的分析上也容易取得独立的发言权。这是一种逼自己到深山修炼的状态，是面壁50天图破壁的状态。

　　记者：发言权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这很不容易。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新闻全息胚论”，这是一个新提法。显然，您是把九间棚村当作全息胚解剖，在这里寻找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

　　李锦：“新闻全息胚论”是我在采访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时借鉴过来的。从生命科学史来看，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是对生物界不同物种的统一性的认识，而全息胚学说是对一个生物体不同部分的统一性的认识，即某一小生物是处于某一发育阶段的特化胚胎。全息胚理论提出来是生物学的一次革命，这场革命对社会学、新闻学、历史学研究同样是一次重要推动。我提出了新闻典型全息胚论，把每个新闻典型都看作是时代的特化胚胎，是一个时代的反映。对待新闻典型要用胚胎分析的办法，从中寻找解开社会矛盾“死结”的办法。

　　要解决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攻克难题，单纯用50天时间是不够的。按照我的观点，实现典型的新闻价值必须经历四个重要环节：调查、研究、写作、经营。记者要站在至高处对新闻典型进行观察、分析与比较，确定重大主题。研究决定调查的深度，更决定报道的成败，应该具有科学精神，反复求证、上下求索。写作要反复修改，力求具有文采，有吸引人的力量。而经营就要把新闻典型推出去，使别人能够了解、理解和接受，在传播渠道得以通行。我打了一个比喻，新闻记者要用思想家的眼光来调查、科学家的头脑来研究、文学家的手笔来写作、企业家的方式来经营。

　　记者：您的新闻典型经营的说法确实很新鲜，您能否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李锦：经营新闻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认为新闻报道过程是多种要素、资本的集合，要把新闻诸要素有效地组装起来形成新闻价值，这就需要记者去运筹。记者要明确自己所写的新闻哪些人会感兴趣，什么报纸会采用，什么时间发表时机最佳，怎样才能获得编辑的认可，用多长的时间周期去完成等等。所以新闻典型的调查不仅需要规划设计，更需要经营运作。一般在一个村庄或企业调查50天后，我便立即到北京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地敲开一个个编辑的门，把我的思想向他们展示出来。在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之后，还要组织开现场会、研讨会、出书、搞电视剧等，加上报道战役，是“五个一”工程，把典型的影响力发挥到最大化。从青岛双星集团开拓市场经济报道开始，在企业或村庄住50天，而筹划经营推广这个典型则用一年的时间。似乎那一年便只是在做这一件事，打一场战役。我抓的8个典型都是按照这一模式运作过来的。

　　记者：您在年轻时有没有做过人生设计？您先是从事新闻摄影，然后搞的新闻特写很有特色，调查报告又把您的事业推上了顶峰，在新世纪您的名字则更多的与学者相连，在理论界成为独树一帜的人物，还写作了数量可观的散文、游记，在各个领域都拿过大奖。一个人在一个领域做出一番成就已经不易，您在四五个领域都有建树。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您做这样的努力？而要成为全才、通才又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李锦：人的成长不是自己设计出来的。决定成长的因素很多，主要的有三点：一是时代需要的程度；二是自身素养积累的程度；三是个人正确判断与努力的程度。我从搞新闻摄影转到新闻特写上来很顺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就写过《万鸭齐鸣渔家欢》、《新春佳节夸支部》等一批特写，因为选择的主题重大、现场感强、农民语言生动，再加上一条，就是在关键时刻出手，使特写很快获得了新闻媒体的认可。在1992年，我就有30多篇特写发表，一个春节就发了6篇特写。穆青、邵华泽、郭超人等领导对我的特写都有过评价，也算形成了一点小影响。后来又走上专门写调查报告的道路，一气连抓了8个典型。因为我的理论文章多次获奖，又走向了理论领域；进入新世纪我又写了一些散文和游记。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重点，汹涌澎湃地朝前赶，每个阶段似乎都活得有滋有味。

　　其实，这几个领域，在精神风格上是一脉相承的。我拿起每一件武器时，稿件都有着大主题、大思想、大历史观这些根本特征。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与年龄的增长，不断寻找新领域、新载体，往往水到渠成，很自然地就跨入一个新的领域，不知不觉地完成转变。

　　我认为成为全才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学会全面思考。思想是高于一切的能源材料。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继往世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的责任感。每当跨入一个新的领域，总是保持着百米冲刺的状态，总觉得我能行，我本来就行，只要我愿意干，干什么都能发挥。我相信这八个字的古训，叫“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范敬宜说李锦“能用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

　　记者：您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名记者？除了政治方向、热爱生活之类的政治干部标准，从人才学角度您怎样确定自己的标准？

　　李锦：你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们的领导总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但往往也只会在政治上提出问题，用一般干部的标准套新闻记者，这很不利于人才成长。成为一名优秀记者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最重要的是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素养的积累程度。从人才学方面来讲，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总结归纳了六条标准。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比别人更早地发现决定社会矛盾发展的重大主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众不同，而且恰恰是真知灼见，以恰当的形式在最适当的时间传播出去，影响社会，推动历史进步。这是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提出来的。

　　这六个要素中，比别人更早，问题最重大，报道最及时，社会影响最大，是根本性的。比别人更早，与别人不同，这一条是大多数政治家做不到的，但优秀记者能做到。政治家思维是求同，学问家思维是求异。我在前面说过，新闻记者要有“总书记的头脑，农民的心”，要想党所想，急党所急。一名优秀的记者必然是用政治家的眼光来思考问题的，而政治家不一定都能达到优秀新闻记者这种前瞻性、主见性的境界。

　　记者：您在前面多次强调要抓住重大主题。在您20多年的调研实践中，您恪守怎样的主题选择标准？

　　李锦：我有个说法，一流的报道、一流的记者必在一流的主题中诞生。主题大小的确定，对于成为什么样的记者是重要的。

　　我有意追求新闻主题的四性，或称为我选择和报道新闻的“四项基本原则”，即重要性、创见性、及时性与有效性。实际上这也是讲的优秀人才标准最重要的方面。

　　重要性原则。一个有作为的新闻记者必然会选择影响并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主题去投入自己的精力与时间。这个主题必是当时的第一主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处于决定作用地位的问题。而党的代表大会往往是这个主题凸现的最好机遇，有时也在某一次中央全会上通过这样的决议，比较多的出现在专门议论经济问题的三中全会上。像商品经济的提出、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多种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社会新阶层入党思想等这些重大问题的提出与确立，往往影响决定中国的前途与历史命运。以上说的正是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特色，这就是第一等主题，你如果抓住了，提出的比别人早，你必然会处在很突出的地位。

　　创见性原则。新闻的生命在于创造，是有创见性的观点通过事实的反映。有主见，有创造，与众不同却常常是真知灼见，这是最可贵的新闻人才素质。人云亦云，随风飘荡是当不了名记者的。

　　及时性原则。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注定要比别人更早地发现与提出问题。历史给予每个人的机遇并不多，机会常是稍纵即逝，及时的捕捉、深入的研究与适时的报道将是决定重大主题报道成功的重要因素。报道早了则不利，晚了则失效，不早不迟最为合适。有时略早一点点，效果很好。

　　有效性原则。一个理论、一个观点和一条规律的价值在于运用，以实践为标准衡量其价值。理论提得太空，常会招致冷落；提得太高，只能被束之高阁。要有用才好。我的调查以主题重大而引起中央领导的注意，以实际效用受到基层领导的欢迎，以具体让群众听得懂、用得上、推得开。

　　前面提到的九间棚这个典型的调查便是根据这个要求去调查挖掘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把焦点对准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通过深入调查并作认真解剖，最终使这个典型引起中央领导重视。我抓的八个典型都具有“最重大主题”的特征。

　　记者：您的研究方法很有意思，总是自己先在群众中发现主题，而后送到中央最高层那里得到批示与推广，而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样一条道路似乎很难为多数人理解。

　　李锦：多数人是先听上面话，再去抓报道，这也很好理解。我到新华社开始几年也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稿件多数是平庸之作，出文集时不好意思收进去。那场农村改革改变了我的命运。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我当时所报道的新闻，90%的题材是自己在基层发现的。1982年我曾经骑自行车从济南出发纵贯鲁西北地区采集新闻，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先在群众中发现新思路、新经验和新典型，很快地报道出去，《人民日报》采用了不少，有的还引起了最高层的重视。

　　这样一种新闻模式，也符合我们党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路线。我骑车到商河县，听说白集村人从外地贩买羊肉再到北京卖，占据了北京城1/6的羊肉市场。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致富的做法，认为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生产队挂起公司牌子，体制怎么办？县里领导也反对这么干。我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就住在村里，亲身经历了农民夜间收购的实况，了解到白集农民与收购站对阵的情况，写成调查报告送上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批示道：“这是一个极生动、极有说服力的例子。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现在看来，白集农民贩卖羊肉的举动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萌芽，对计划经济提出了挑战，市场这种资源配置手段在发挥作用。这是1982年的事情，比我们党在1992年确定市场经济的地位要早了整整10年。这条路走得对，但是不好做。做了，也不容易报道出去。

　　记者：您很年轻时便在新闻界以前瞻性强而著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续几次党代会，您都早几个月提出重大课题，每一次党代会的结论都证明您预测的正确。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写过“论第一个浪头新闻”的文章，您这种敏感性从哪里来的？对历史的嗜好与此有没有关联？

　　李锦：一句话，从实践中来。搞新闻的人必须要有历史眼光，用历史的眼光才能把握好新闻切入点，增强新闻敏感和捕捉能力。历史功底对新闻敏感很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闻敏感来自历史敏感，来自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准确把握。新闻是在历史发展中摘取的一个面，是在历史运动中确定的一个点。只有在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自小便酷爱历史，现在我的历史研究论文集正准备出版。我觉得没有一种历史观是搞不好新闻的。

　　这里又有一个抓住“第一个浪头新闻”的问题。任何社会变革都是由一个个浪头形成大潮，又由一个个大潮汇成长流。然而给人印象最深刻、最生动、最鲜明的是“第一个浪头新闻”，它是对事物运动主流及其本质的第一次报道。“第一个浪头新闻”具有这样一些特征：代表变革大潮的主流和方向，不是偶然突起的浪花；第一个报道或揭示的新鲜事；大多为记者在生活中直接发现的；渗透着作者的主见，新闻事实报道多发生在“正式文件”肯定之前；生存时间短促，稍一停顿，就容易为更新的“浪头”否定；多是从旧中出新，而这个“新”则是本质变化的开始；必有新的形象标志其特征。“第一个浪头新闻”是“大潮新闻”的先声，它与“赶浪头”的新闻有着本质的区别。

　　抓“第一个浪头新闻”与大局观并不矛盾，记者既要抓住最新出现的事物，又要看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在总体环境与大趋势中认识和理解“第一个浪头新闻”的凝聚力。任何“第一个浪头”都不是孤立的，记者必须善于运用系统的眼光，运筹好第二三个浪头乃至整个大潮。1980年秋，我在全国性报刊上较早用图片报道了棉农“万元户”的新闻，接着，把目光作横向移动，又找出“五保户”、“职工家属户”、“逃荒户”等由穷变富典型。当“第二个浪头”扑上来时，目光迅速回收，伸向纵深，报道农民经济翻身及其思想情绪变化，紧接着是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再报道农民以新的规模发展生产的动向。以“万元户”、“逃荒53年回到家”、“12老汉舞龙灯”和“3户农民联合买拖拉机种责任田”等最早发现的新闻形成有气势的连续报道。

　　记者：范敬宜先生评价您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时说您能用“政治家的眼光观察，学者的头脑来思考，史学家的立足点来回顾，用新闻文字和照片来表达，有不少独到见解”；说您的书“史中有论、论中有史，不少篇章可以当论文来读”。这种评价是否可看作是您人才标准的一种写照？

　　李锦：这是范老对我的鼓励。我注意了用历史的眼光抓新闻，用新闻记录历史。《大转折的瞬间》当年获得中南地区图书一等奖和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不但新闻界、摄影界做出了积极评价，政策研究界、理论研究界、文学艺术界、三农研究部门等都有人购买，在各个领域引起了反响，四五年了，还有评论文章在发表。还是那句话，新闻记者要想成才，应该具备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企业家四种素质。这里也回答了你上面提的一个问题，新闻记者在许多领域可以驰骋一番，因为新闻记者可能有以上诸方面的学养与素质。

　　记者：您写的调查报告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得到20多位政治局委员的批示，实可称为国家“智囊”。从现代传媒发展趋向来看，新闻从业人员能否成为国家“智囊”？

　　李锦：我写的重大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新观点，因为对党和国家有用，对社会发展有用，得到的批示就显得多一点。党的几届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调研报道作过批示，这也都是支持我坚持深入调研的强大动力。

　　“智囊”一说盛于美国，它对政府决策起到思想库的作用。从胡佛、罗斯福以后,美国政府把带有个人色彩的“智囊”让位于制度化的研究网络和咨询机构，也就是思想库，包括内阁委员会内的“学者政治家”、大学研究中心的“政策专家”、类似蓝德公司内的“政策顾问”、专门研究所内的“政府专家”、新闻部门的“媒体教授”、群团组织和出版界的“政策企业家”。实际上，美国的新闻记者是1970年后才开始作为政府思想库出现的。

　　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智囊”的部门和官员，他们通过“密折”、“上疏”等形式影响高层决策，新华社有部分记者能担当这一职责。在改革开放中，包括思想型新闻记者在内的“思想库”被开发和利用，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个象征。与美国同行相比，我们中国记者更能发挥智囊作用。

　　我已经习惯通过调查报告向上面陈述自己的“新发现”，因为新闻记者是智力型工作，理论上归于“智囊”一类，记者应有一种智囊职责。对兴福镇这个典型，我跟踪采访了10年，调查研究了10年。1994年我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就预测说，这将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政治资源，在下个世纪初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向中央提供证据确凿的材料，我制作了一张百户农民调查表，自己到村中亲自发放、收集。通过这张表我得知79%的农民拥护优秀的富裕党员参政，87%的人欢迎既懂经营、思想又好的富裕党员上台。据此写成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引起高层关注，胡锦涛、曾庆红、吴官正、姜春云等领导同志做出批示予以肯定。中央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兴福镇进行拉网式的调查，对我提供的情况进行核实，写出报告，胡锦涛同志再次做了批示。一年后，允许新阶层入党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

　　陈奎元说李锦“帮助区党委理清了思路”

　　记者：您每年都有一组重头调查面世，表现一种巨大的冲突，形成一种震撼力。例如九间棚调查第一个标题是“背水决战，五年巨变”；双星调查第一个标题也是“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往往截取重大历史的横断面，显得波澜壮阔而又有很浓的人文情愫，有一种逆境中奋发的人文精神，您是否一开始就在培养形成这种文风？

　　李锦：一种文风的形成自然是宏观环境推动形成的。你提到的这两组调查报告，一个回答了社会主义前途问题，一个报告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大气候下抓大主题，必然要求我们气度宏大一点，视野开阔一点。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最需要新闻记者去发现、去讴歌；新闻记者处在这种风口浪尖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记者的文风也会自然而然地富有震撼力、冲击力和那种无法遏止的爆发力。

　　这种文风的形成，与《史记》的影响有关系。我推崇《史记》中“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那种大气魄的历史描绘，同时认为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比如陈胜、吴广、刘邦、项羽的描述也有人本主义的特点，他笔下流露出来的时代性格给人感触很深。

　　我在刚开始报道农村改革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有种历史感、思想性、矛盾性、镜头化和庄户话的文风。哪怕是一篇很短的特写、一幅新闻照片都要有这样的特点。我的新闻照片《棉花县长散传单》，反映了在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时刻，人们的心理转变过程。传单，在“文革”时代是群众斗干部的工具，而现在却成了干部领导群众致富的手段，所以这张照片的说明具有很强烈的历史观，反映了大的转折与冲突，把人们的思路朝大处引导，被《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载。农村大转折决定了这种文风，应该是大气的，一种大起大落的英雄风格、壮士豪情。

　　记者：一般而言，对新闻的定义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而您认为新闻的最高境界是探索新的规律，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新闻“三重境界”的论点，这可视为一种创新，一种高层次的认识。

　　李锦：中国古代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说法。所谓“立德”，就是“制礼乐”，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创立制度、创立理论、确定路线、制定纲领；“立功”就是实施、总结经验；“立言”就是起草文件、写作阐释论证的文章。受这种说法的启发，我在1994年完成“兴福现象”调查后提出了新闻记者的“三重境界说”。我认为当记者有三种层次，刚参加工作时以捕捉与报道新闻信息为主；后来对报道事实力求入其里、求其质，以寻找角度提出观点为要；再后来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探求上，意在报道重要的新思想。当然，这三重境界常常是互为渗透、互相转化的。在报道双星时，我把双星集团的新闻事实当成一种载体，而渗透事实中的新思想是灵魂。有了灵魂，躯体就能活起来。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出报道主题寓含着新的真理，当时就生出纵览历史风云、气吞万里的气概来，神经高度兴奋而难以抑制，从晚饭后一直写到天亮，拿出了9000多字的《市场经济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把想到的新观点装配起来。每当进入这种新发现的境界，我就有兴奋紧张的几天，每年都有这么几天。

　　我觉得，新闻记者当到最高境界就是新的真理的发现与报道者，记者生活的本来意义就在于探求尚未知道的东西，为人们在混沌中找出一条路来。探求真理的思考常常是孤立的，报道也常常带有冒险特征。但是我没有后退过、畏怯过，我坚信没有什么比真理更为强大。一开始搞包产到户报道，受到多少人反对呀！提出资本经营也有人反对，可事实最终证明我们探寻的方向是正确的。你说的“现在”和我想的“下一步”，你所持的“大多数”和我持的“这一个”都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你不能就说你对了我错了。我有时会“犯上”，但上面终究会认可我的，我是“少数”，但明天会成为“多数”的。

　　记者：在采访中，我感觉到您有独立不移的性格。现在新闻记者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媚上”、“趋俗”、“从众”，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您认为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风骨？

　　李锦：记者应当有“党性”，服从组织的领导，但在人格上一定是要独立的。思考的自由和独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一个新闻记者尤其重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始终不忘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不渝的初衷，也是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媚上”、“趋俗”、“从众”是影响记者成才的坏风气，从自己内心世界说，还是想得太多，顾虑得太多。李大钊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者的骨头应该是最铁的。

　　记者：您所服务的新华社是党的耳目喉舌，往往要求绝对服从而不逾矩；而您的新鲜思想往往富有挑战性、开启型的特征，您是如何适应这种生存环境的？

　　李锦：新华社作为官方的新闻发布机构，必然要以中央的精神为准。一般来说，中央没讲的不能先讲。我喜欢先走一步或半步，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通过内参的渠道为中央决策提供意见，所以这里不存在矛盾不矛盾的问题。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人民群众，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我调查研究的重大主题是在人民群众中发现的，追随中国改革与现代化的主流做出预测，适时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为党和政府提供思想支持。当我们适应这些规律，就可能进入一种和谐的境界。1988年后，我主要精力是写调查报告、写内参，摄影好像是遥远的年代。新华社能够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有渠道发表调查，使我的观点能“上达天听”。

　　记者：提到生存环境，我想到您到环境生疏的西藏，仅仅一个月就捧出甲日乡这个大典型，被好几位领导认为“一炮打响”，是否可以视为您新闻风格成熟的标志？

　　李锦：在去西藏之前，我的思想应该说已经定型了。从1989年到1995年，每年的“50天”修炼，使我有种“面壁十年图破壁”的感觉，每年都在农村或是企业呆上50天，锻炼了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使我到西藏后很快就捧出了甲日乡这个大典型。这个典型，针对民族问题、达赖问题与西藏问题等最为敏感的主题，得到了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的批示和西藏区党委的肯定。达赖提出“占领一座寺庙，就是占领共产党的一个地区”，在农牧区搞分裂活动的势头很猛。我在达赖集团分裂势力渗透比较厉害的乡村调研，带着背包，住到村里，自己做饭。提出了基层乡村组织建设的思路，被陈奎元书记认为是“帮助区党委理清了思路”。我认为这个报道是在民族问题这根紧绷的弦上，猛地弹了一下，发出了巨大的回响，刺激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有的领导评价为“一炮打响”。

　　记者：在西藏揭批美国议员沃尔夫的战斗中，您组织的“五个浪头”，很有气势，国务院外宣办把这视为外宣报道的“西藏模式”。您由国内报道到对外报道显得运转自如，这与您早期的“新闻信息雷达网”有何联系？

　　李锦：“新闻信息雷达网”这个概念是1981年我在新华社摄影工作会议发言中提出来的。庄子说过“以天下为网，则雀无所逃”，我围绕精神文明这个主题，按照类别分列了300多个问题，就像一棵树，由树干、树枝、树叶组成一张大网；同时随着时间发展不断更换、淘汰旧信息，使这张网常换常新，就像一个雷达，每遇到新闻，就在屏幕上出现一个亮点，注意力也便集中过去了。当时“信息”作为一个新名词刚刚出现在中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三论在中国刚刚兴起，我的这一理论被认为是科学思想在新闻中的运用，在新华社举办的新闻学习班上作为教材发下去。现在看来，这张网还是很有意思的。

　　沃尔夫是美国议会中一个老牌的反华议员，他到西藏专门收集负面材料然后到美国国会去大肆宣扬，所以这场战斗也是关系我国形象的对外宣传战，西藏分社处在战斗的前沿阵地，有责任去澄清事实。我们收集观点，分门别类地组织了多个报道侧面进行全面反击。报道取得了成功，有力地挫败了沃尔夫的反华言论，外交部和中央外宣办对我们这种专题系列报道的做法提出了表扬。这当然也包括对外部的编辑，像李志高、李希光等，经验是一起创造的，我当时算是前线指挥。

　　我很早便认为，兵要有帅的思想，就是说无论何时，你都要有全局意识和大局观念，要学会统筹兼顾。我在做普通记者的时候是如此，后来组织宣传报道战役时的做法，也是从当“兵”时练出来的。

     思想理论界关注“李锦现象”

　　记者：我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很多高校的“两课”教师把您的著作列为教材，学生读起来有兴趣，讨论下去有深度，教学效果非常好。您作为新闻记者，理论研究之深，成果之丰富令人羡慕。您最早一次引起理论界关注是什么时候？

　　李锦：是1992年的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双星道路调查，这项成果获得了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有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提法，在7800字的长文中也只有78个字，重心并没有放在这里。市场经济写进党的十四大报告有一个过程。我的这个调查发在“十四大”召开前的70天，这个胚胎是自己研究并提出来的，讨了一个时间“早”的便宜。正是在这以后，我每逢理论热点必写理论文章，直到写出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的理论专著。

　　理论都是在实际调查中诞生的，用理论的眼光来调查事实，从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这不是理论家的专利，新闻记者既走到这一步，就会迈进这个门坎推门而入。我还有一个典型调查报道的“五个一”工程，对一个典型要充分地开发，调研成果要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挖掘。这就是一个典型要有一组探讨发展思路的调查报告、一篇推出人物的通讯、一篇阐释观点的人物访谈、一组表现现场的新闻照片、一篇开拓深度的理论文章。调查报道搭建了骨骼和框架，通讯特写勾勒了血脉与肌肉，人物访谈点击神经敏感部位，新闻照片活跃了眼睛等五官，理论文章亮出了头脑灵魂，这样几个东西都出来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便塑造出来了。像这样的理论与做法是我在实际的调查中总结出来的。

　　记者：从查阅资料看出，您对资本经营理论的发现和报道是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早于理论界写出第一篇“资本经营试论”。能否谈一下当时的情况？

　　李锦：我是理论的门外汉，很多方面不如理论家们说得透彻和全面。我提出资本经营理论，关键在于改变“资本”二字的概念。长期以来，“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被视为基本原理，是经典中的经典语言，没有听说有人对它提出过疑义。因为资本这个词与资本家、资本主义这些重要词汇相联，似乎成为研究的“禁区”。

　　1995年春天，我住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蹲点调查58天，由兴福镇开始的思考在这里继续。我从一台机器的组装成功地解剖了企业资本增值的过程，就马克思对“资本”这个词的定义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我带着《资本论》、西方经济学著作和中国20多个重要经济学家的论著到企业去，书本摆满了窗台，窗台放不下了，又堆满了一床。白天到企业走访，晚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有时彻夜不眠。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的《我的经济观》，厚厚的5本，有200万字，收有中国建国后120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论文。我运用排除法一篇一篇看过去，寻找中国经济学权威们的重要观点与“资本”的联系，先攀到巨人的肩上，再从巨人肩上站起，想巨人之未想。

　　我提出了“资本是能够增值的价值”。我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财产”的认识上，受《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影响太深，一不留心就会陷入剥削与阶级斗争的思维窠臼中不能自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力作为既定前提而着重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极少研究生产力。当人类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后，许多论述就无法解释新问题。人类社会的经济本来就包括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个方面。到第56天，我写出长篇论文《资本经营试论》，对“资本”的概念进行重新定位，在十五大前的历次党代会报告中，从未出现“资本”这个词，也没有听说有人改动过它的定义。论文出来后，我专门请教了几位有影响的大理论家，或直接表示否定，或不置可否。有人认为，一词之改，地动山摇，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嫌，众说纷纭。当时，我还写出题为“资本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的调查报告，作为这篇论文的客观基础提出来。最初调查报告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很快为广州一家刊物转载。接着，深圳、广州、上海、无锡、成都、北京与济南的报纸相继转载。全国12家报纸在头版头条转发这个调查报告，大都配发了我写的评论“资本经营是一篇大文章”，一时很成声势。近一二十年来，新华社发出的调查报告通稿，似乎还没有为这么多家报刊采用的。到1996年，关于资本经营的书开始出版了。1997年，“资本”这个词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共计出现10次。

　　记者：在“三个代表”理论刚刚提出时，您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一书在理论界引起关注。您在书中的许多观点陆续为人们所接受，但在当时有些却不被人所理解，您能谈一下当时您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用150天写出这本厚书的？初衷又是什么？

　　李锦：2000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把“讲话”通读了三遍，很激动，一下子就想到了我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阶段划分。认为“三个代表”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设理论的新框架。我提出了三代马克思主义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体系；列宁、毛泽东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邓小平提出建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代表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

　　这个观点是在酒桌上讲的，当场有一个出版社编辑也在座，他比我还激动，希望我能写出来。我也决心把这些思考写下来公之于社会，激发更多人的思考。我用了150天的时间写成了48万字，交给了出版社。当时的热情是很高的，由于公务繁忙，一般是晚上10点钟开始写，一般写到凌晨2点，有时候就写到天亮。有段时间高血压复发，一边住院打点滴，一边写书，床头上放着马恩全集。有一天写到天亮，省立医院值班的护士不愿意了，像吵架似的阻止我这样拼命。

　　书出来后，不到三个月就卖光了。理论界开会就有人议论，当然也有猛烈的抨击。有人认为这是修正主义的开始，当然这些人认为“三个代表”也是修正主义理论。因为不讲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了，很多人便接受不了。到十六大召开前，我们党确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场争论也就平息下去了。

　　我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在领导干部中解开‘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空想主义两道绳索。不松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动弹不了身子，挪动一步也很艰难。”可以说，我在有意识地通过这本书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激荡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波澜，尽管它可能置自己于灭顶之灾，把自己弄得很苦，很苦。

　　记者：这使我想到您在一所大学演讲时，有人提出您是否害怕坐牢和杀头，您以布鲁诺、哥白尼为例表示已做好为科学而献身的思想准备。您何以泰山压顶而不弯？

　　李锦：你提到的那件事是我在山东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做讲演时的事情。当时学生写出字条送上台来，我站着说“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我应该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思考，不思考则活得无意义。任何一个新思想的提出都是一位思想英雄的碑记，是以思想者本人殉葬为基础的。我们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张自忠、宋哲元、佟麟阁那样的用自己的身躯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也需要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只要于历史有利，于人民有利，就不能为自己考虑太多。我讲的理论肯定是国家最需要的，虽然一时不被接受，但时间会证明一切。我对此深信不疑，我也不会为一时的挫折而屈服。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更不是迷信。科学愈辩愈明。正是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而发现新的真理，我的想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何怕之有？

　　记者：通过这件事，可见您胆量过人，实在是因为见识过人。记者提高理论素养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您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李锦：新闻工作者提高个人理论素养很重要，如何提高，归结到一个字就是“实”，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来搞调查研究，提高理论修养。我参加新闻工作后在中央党校和新闻学院都读过书。比较而言，认识提高最快的时候是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而不是在校园里。从具体方法来看，自己常用的有：

　　解决问题。这是提高理论水平最重要的一条。孔子说过：弗学何以行？弗思何以得？读书须致用，利于行，在运用中学习是最好的学习，理解得最快，记得也最牢。着眼于为正确决策服务，最终解决问题，这是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什么叫解决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简而言之，问题就是矛盾，解决问题则是“揭示矛盾——认识矛盾——处理矛盾”的社会实践。通过调查与研究两个环节的相互交融成为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紧密结合。过去，我对《资本论》一直没有看懂，就是因为脱离现实；联系资本经营这个专题去再学习，很多深奥的东西似乎一下子就读懂了。后来，采访社会新阶层时联系劳动价值问题再读《资本论》，心里就明白了。最终敢于在大学讲坛上谈学习《资本论》的体会，就得益于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学习理论，依靠理论解答问题。

　　掌握根本。理论学习必须掌握根本，有根乃立，有本乃张。在所有的理论中，应当抓住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核心是历史唯物论。这是参加工作之始就须明白和必须长期坚持的。这一条掌握了，就能站稳脚跟，其他理论的枝枝蔓蔓才能蓬勃旺盛地生长起来。

　　课题攻关。像科学家与学者研究课题一样，研究一个主题读一批书，回答和解决实际生活中一个难点或热点问题。在十五大召开前，到兴福镇调查民营经济问题时我研究了所有制理论。读了王珏、董辅礽、厉以宁和侯孝国等专家的书，把这些人的思路都摸熟了，自然便到了精通达变的境界。研究过一个专题，就像进了一次党校，而且比在党校学习感到更具体、更实在。

　　蹲点调研。从1989年来，我先后住到九间棚村、双星集团、兴福镇、大明集团、甲日乡、拉萨啤酒厂与段店村等调查。我觉得研究透一个大主题，用三五个月是远远不够的。当你进入一种研究问题的状态，越是深入，越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不少记者调查研究深入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在思想理论上学习与研究深入不下去，思想进入了研究状态，身子就一定会沉得下去。

　　逐步扩展。学习理论需建立一块阵地，逐步扩大，由点到线，由线成面，终而形成知识理论立体化的态势。自改革开放以来，我的学习重点逐步扩展，相继形成“商品经营——市场经济——资本经营”、“家庭承包——民营经济——股份制”、“基层党建——政治改革——党建创新”的理论链条。随着报道和解决的问题增多，理论水平也在增长，到一定程度便能“触类旁通”、“通达而变”了。

　　资料积累。资料书籍是财富，日积月累，自然丰厚起来。我的积累方法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自己购书一万多册，用两间房子18个书橱盛着。去俄罗斯一趟自己买了关于俄罗斯的书60多本，在西藏四年买西藏问题的书达500多册，这个层次是一个很大的底座。第二个层次是有200多本剪贴本，例如产业结构、产品创新、企业管理、所有制、股份制、税费改革、供销改革等，每项内容一本，全部是从报纸刊物上剪贴的文章，重点是积累思想观点，一本资料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的观点集萃。第三个层次是自己的采访日记，现在已经积累到400多本。这三个层次构成自己雄厚的“家底”，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出现，自己往往能迅速在理论上立于制高点，又能在背景材料上占有最实在的阵地。脑中有思想，胸中有问题，手中有典型，家中有资料，一旦动起笔来，很容易进入倾泻之势。心中有，自然倒得出来。我写《目击中国农村改革》时，37万字只用50天时间；写《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时，48万字只用了100天时间；写《中国边境探察》时，90万字的篇幅也只用了6个月时间。

　　记者：您更愿意人们熟知的是哪一个李锦，记者李锦还是学者李锦？

　　李锦：不少人已把我当成一名学者，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学者。但从我本意上讲，我还是愿意人们把我看成是一名思想者，因为人生的价值在于思考，探求和表达思想是我的生存方式，发现思想、引领社会进步是我的人生追求。我觉得，无论是记者还是学者，都带有一定的工具性特征，更高的层次应该是思想者。

　　李锦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

　　记者：我注意到，您的社会职务是新华分社副社长，但您更为人熟知的则是读书人，兼修文史哲经艺，研究马克思主义，拥有18大橱书籍。如此卷帙浩繁，您是怎样把自己从繁忙的公务中“解脱”出来的呢？会不会太累？李锦：我从西藏回来后，一直在山东分社主管行政工作，不能干自己想干又能发挥长处的事，这是很痛苦的，命运对我是非常残酷的。在一次年底述职报告中，我写道，我每年要签100份文件、开200次会议、赴300场酒宴，还不包括数不清的谈话，大量的应酬使我感到疲劳。但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应酬还得去。

　　8小时之内是公家的，8小时之外就是自己的。在这段时间，我大量地阅读和写作，一般都是每天凌晨2点钟才能睡觉。2001年，因为要写书，这一年有17个整夜在办公室度过，直到天亮才回家，当然家离办公室很近，一箭之地。对于50岁的人来说，这样的劳动量确实大一点，平时总觉得睡得不够。但我觉得活得久不如干得久，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是以你能提供多少思想来计算的。我对新思想常抱有孩童般的新奇感与激情，总怕哪个观点我不知道，自己提不出新东西来。有了动力就不感到累，累也是生理上的，心理上似乎没有累过。一天里如果能出几千字，或发现一个新观点，是很愉快的，累也不觉得。

  　记者：您从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调研，沉在底层30年，去过很多地方，阅历很丰富，可以说，既读了万卷书，又行了万里路。如果要您做出比较，您认为哪个更重要一些？

　　李锦：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比如说，我后来提出可以允许新阶层优秀分子入党的观点就与去俄罗斯的见闻有很大关系。我在红场上看到以穷人为主的10万人大游行，我就想共产党为什么抓不住富人，却使富人成为自己的对立面。

　　但如果要比较，我觉得吃万般苦，受万般折磨最为重要。人生经历是人生的最大财富。我少时饱受饥饿之苦；长时上山下乡，经受筋骨之劳；后来去西藏，严重缺氧，患上了高血压，数遇生命之危；政治上因为宣传包产到户受攻击，因为记录贫穷落后受调查，因为倡导新阶层入党受批判指责。三次受难，一生可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高尔基用“大痛苦”来概括他的命运，实际上我也长期处在痛苦之中，一生都受人妒忌，有打击，有压制，有批判，有冷遇，该受的苦都受了。正是因为有这些阅历，我读书的时候也才能读得进去，才能感受得深刻。

　　记者：我原来是学历史的，我发现您和历史学家黄仁宇很相像，他的大历史观“结论一定要顾远而不求近”和您的文风也很接近。而他长期不为历史学界承认，却受到历史爱好者的崇拜。您认为呢？

　　李锦：黄仁宇是我敬重的一位历史学家。我在学术界比较敬重两个人，一位是哲学界的吴江，另一位就是历史学界的黄仁宇，他们的书我见了就买，而且总是一口气读完。我认为他们在“圈内”可能不为人认可，但却为“圈外”很多人推崇。

　　黄仁宇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思想，超越了历史学界自身限制，遇到问题展得开。他是思想家，尽管历史学界不一定承认他，甚至认为他是旁门左道，但他敢说真话，有主见，不人云亦云，是一位有思想、有见解的学者。他们离官场关系甚远，不近权贵，以“真学问”立身，是真学者，也是将来在历史上能立得住的人。不仅在文风上，更主要的在思想上，实为吾师。

　　记者：您是否也以“新闻界的黄仁宇”自居？

　　李锦：黄仁宇是大家，我很钦佩他。新闻界的一些评奖和表扬我得到过，那些光怪陆离的荣誉称号也获得过，但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历史最终不是由“圈内”人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由人民来评判的，所以从1988年后，我就逐渐的远离了那些轰轰烈烈的评奖活动，踏踏实实地抓新闻、做学问。在新闻界做黄仁宇不容易，但如果别人认为我有他的一些风格，也做到有主见，有思想，与众不同，那是对我的奖赏。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我不仅愿做一个学者，还愿意毕生以“庄户人家的好记者”要求自己，终生调查研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因为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写的。

　　记者：您是一位通古博今的新闻工作者，在古今中外的学者之中，谁对您最有影响？

　　李锦：少年时，我比较敬仰屈原那种上下求索的悲壮情怀；稍长，对司马迁坚韧不拔的毅力很钦佩，他是在大苦大难中自强不息的人；在研究理论的时候，我内心崇拜马克思，他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拜服；到50岁后，我更多地喜爱苏东坡。他一生三次被罢官，一直在冷遇中度过，但他有三点让我钦佩。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名句，拥有突破自身困境和悲剧命运的胸怀气度；不管在哪里，待几天，哪怕是在山东蓬莱仅仅呆了5天，也做下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赢得民众的广泛称赞；博学多才，自成一系，形成词的高峰，传诵千古。我觉得苏东坡的豁达、坚强、善良，与大自然的和谐是做人的一个至高境界。

　　记者：最后还想问一句，您现在还下乡调研吗？截至今年11月写了多少篇报告？还常有领导批示么？

　　李锦：写啊。我一到大星期便下乡去调查。今年发表了13篇调查报告，有5篇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批示与肯定，写的是党建、农村与民族问题。我将长期写下去，此生不懈，除非不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