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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重庆嘉陵江畔的复旦，还是一所私立大学，校长是吴南轩。因困于筹措经费，校长很忙。虽如此，聘任的教授中，却有不少国內一流学者，如法学家张志让，戏剧学家洪深，文学家陈子展，诗人梁宗岱、方令孺，生物学家卢于道、张孟闻，等等。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陈望道先生也被吴南轩校长看中了，被聘为训导长。陈望道提出了他的条件：一、不参加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教育部规定大专院校的训导长必须参加国民党；二、只担任一年。从表面上，他是协助吴南轩解脱教学经费的困境，因为在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邵力子都是复旦的创始者，也是望道夫子的支持者，由他出面协助筹措经费就比较顺当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担任训导长，其实是经过复旦中共地下党授意的。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支援当时复旦党支部的工作了。记得有一天我在教室边廊上看到陈老夫子翻阅《和平日报》，曾有点吃惊：何以老师还看这种反共报纸？有一次在他的私寓“潜庐”闲话，我天真地问了一句，陈先生干脆回答说：“你不懂。”      
      我自1941年考入复旦大学先修班后，我就与陈望道先生相识了，因为他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全译者，是第一部系统的汉语修辞专著《修辞学发凡》的作者，也是中国第一部简明美学理论《美学概论》的作者；同时，陈老夫子和我还是小同乡——都是浙西八婺人。于是入校不久，我就常到“潜庐”拜访。此后半个多世纪，直到“文革”后，我们的私谊从未间断过。     
      在重庆夏坝，我去“潜庐”，有时二人不发一言地坐着，直到告别。但有时他却兴致勃勃地同我大谈茶经，大谈其在研究语言时获得口语资料的愉快心情。有时他会说：“慢走，今天我们共进午餐。”然后进了附近一家小餐馆，吃一碗阳春面。这位表面沉默寡言的人，隐藏着一颗火热的心。1943年暑假，我决定转系，从化学系转到新闻系。此事阻力重重，尤其是从理科转到文科，必须取得理学院、文学院两位院长的同意，还得有两系系主任的同意，最后由教务长同意才能参加转系考试。而第一关和最后一关都要经林一民签字批准，他既是化学系系主任，又是教务长，而且还兼复旦三青团负责人。此人非常顽固，他知道我要转入新闻系时，就是不同意，说什么新闻系是共产党系，不行。后来经同寝室的进步同学商议后，大家要我申请转外文系，因外文系进步力量较弱。这样，终于取得了林一民的批准。在这过程中，我把详情告诉陈先生，他听后冷笑一下，对我说：“你转外文系吧。我会向外文系教授通一通气。至于林一民的胡闹，不睬他。”但过后他又说，“你还得尊重林先生，懂吗？”陈夫子之要我尊重林一民，现在回忆起来，是有其深意的。记得平时闲谈中，陈师总是说，对人的评价，决不能简单化，要看得复杂点。林一民教授在教学上是很认真的，如考试制度上的Honour system——诚实考试，在考试时没有监考老师——就是他所创建的。他在美留学时，是美国化学大家谈明亲授的门生，在专业学术方面也是深渊广博的。而在另一方面，林先生却是一个“官迷”。当时国民党正是利用他这一弱点，又利用他的声望，引诱他陷入CC的核心而不能自拔。当时复旦校长章益也是CC派的核心人物，但在上海解放前夕，经地下党做了工作，章没有去台湾而留在上海，林一民却投蒋去了台湾。     
      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旦”从重庆复员到上海江湾。我的转系考试复员前就已通过，因此，1946年暑假后，我在上海注册报到时已是外文系的学生了。但这种转系“吃亏”很大，名为三年级，实际上除了一年级的公共学分承认外，化学系所有专业学分都一笔勾销，外文系的专业学分得重新开始。因此，我在复旦包括先修班在內，读了整整七年，到1949年毕业，已是27岁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而且感到得益很大：一是与夫子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在老夫子的启蒙下，在进步同学引导下，我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二是结识了文学院的进步教授章靳以、周谷城、洪深、方令孺、赵宋庆等，他们都成为我终生的恩师。记得复旦当时为了扩大进步影响，建立了不少进步社团。其中有浙江八婺同乡会，那是在陈望道先生指导下成立的。我是该会的负责人，陈先生是名誉会长，它也为增长复旦进步阵营的声势起了一点作用。如当时右翼学生攻击、指责陈先生曰：复旦新闻系之赤化，身为新闻系主任陈望道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即以同乡会名誉发表公开信予以反击。      
      1949年4月20日上午，在国权路一家茶室的楼上，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贺望道先生执教30周年和59岁寿辰的聚会。参加庆祝的除了复旦新闻系的进步的师生外，还有校外的上海新闻、教育、文艺等各界知名人士和复旦的许多教授。复旦元老于右任特地从南京寄来一幅立轴，名曰：《记者之师》。另外还有两座纪念银盾，其一是“后学陈子展、赵敏恒等”近二十人赠的。我们八婺同学会也送了一面锦旗，献词是：“青年导师”。这一庆祝会不能等闲视之，这是上海解放前夕的一抹晨曦。这次庆祝会本拟在复旦新闻馆礼堂举行，后考虑到安全，才转移到国权路上。这家小茶馆的老板，据我所知，原是商务印书馆的进步退休职工。楼下茶座照常营业。会后参加者还吃了一碗肉丝榨菜汤面。一位参加者说这是他一生中吃得最好、最有意义的寿面，“它象征着寿翁一生俭朴的品格。”陈先生在致谢词中自谦地说：“自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了促进时代前进，我也就是呐喊、呐喊而已。”      
      在1947年5月和1948年暑假，我在“复旦”地下党的领导下先后参加了“5.20”学生运动和支持同济大学的学运。我是国权路上“5.20”血案的五位复旦重伤学生之一。那天深夜，路灯早已被反动军警和特务学生悄悄地关掉了，他们丧尽人性地挥舞钉着铁钉的“狼牙棒”向手无寸铁的同学们猛打。在受伤的瞬间，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农学院学生的惊呼：“你受伤了，满头都是血呀!”当我恢复知觉后，方知已躺在上海第四医院的病床上。第二天凌晨又转移到了特等病房。这时，一位护士轻声在我耳边说：“当心，你们隔壁病房都被特务们占了。”      
      第二天上午，有不少进步师生来探望我们。其中有复旦的教授和同学，还有校外的其他大中学校的师生们，还有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陈望道、洪深、章靳以等都来了。靳以先生一看到我，就紧握着我的手说：“呀，是你呀!”洪先生是外文系的教授，对我更是知之甚稔，一看到我，就大骂打手们：“非人也，非人也，是畜牲，是畜牲!”而望道先生只深沉地说了一句：“要养好身体。”虽然这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他们的声音迄今我还刻骨铭心地记着。      
      随后，洪深夫子在主持全校教授、讲师罢教大会时，一开口就说：“当今，我们正面临着人与兽的分野。”教授们被他的正义呼吁激动了，纷纷签名。最具讽刺性的是，校长章益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他对洪深夫子尴尬地说：“洪先生，洪先生……”没等他说下去，洪就答：“噢，我理解，你应该例外。”可惜这场景未能亲见，我是听来医院探望我们的同学说的。      
      就在5月31日，陈望道、周谷城、洪深、陈子展、钱崇树、张定夫等99人联名发表宣言，声称：“同人等悲痛之余，亦无心讲学”，一致罢教，以示抗议。      
      望道先生再一次与复旦民主教授们并肩站在第一线。平时他沉默寡言，默默教书，默默研究语言学，但当斗争号角一响，他就成为勇敢的战士。国权路血案之后，军警继续搜捕进步学生，新闻系何晓沦同学因病未及时撤退躲避，不得不到教授宿舍——庐山新村陈先生家躲藏，陈先生竭尽全力保护，直到他安全脱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记得我们重见时，是我陪同施复亮(存统)先生向新生的复旦师生作关于东北老解放区观感的报告。在遇到陈先生时，他关切地问我：“分配工作没有？”我说已报名“南下”，就是家中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婴儿一时难以安排。     
      “她不是学护士的吗？”      
      “对。”      
      “那好办。把她留在学校医务室工作好了。”      
      结果我没有南下，而是通过地下党员秦柳方的介绍，安排到新建的上海《新闻日报》(原上海《新闻报》）担任记者了。我又返校向望道夫子作了汇报。      
      不久，由于新任复旦校长张志让教授已另任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先生就正式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这时他工作很忙，全家住在市区淮海中路上方花园的一座公寓內。我们的交往仍很频繁，有时我趋其府上访问，有时在各种会议上相遇，一如既往，陈先生总是热诚地关切我的工作，并指点我，要勤学习，不要把时间白白浪费掉。他这都是有所指的，可谓尽在不言中了。      
      “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实在牵记着他，在自己尚未彻底平反之时，就情不自禁地去拜访了他。陈师看到我十分高兴。他当然知道我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但他默然。这是他的独特个性。这天，陈师突然从桌上拿起一本新出版的《修辞学发凡》给我看，他指一指首页上陈望道的名字，异常直白地说：“对作者如此不尊重，把作者的字型缩得那么小。”我听了，感到有点吃惊。因为那时出一本书是极其不容易的，我在奉贤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劳动时就听说，这是周总理批评了中国出版界：何以出版界一片空白，不出一本好书？于是，北京出了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上海即重新出版了陈师的《修辞学发凡》。      
      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却成了我对他的最后拜访。1977年7月陈师乘鹤而去，我竟一无所知，直到报上发了消息我才惊悉。然而，陈师的“背影”——那朴素无华中式长衫，那中短身材，那种正气逼人的气质，仍会时时在我的眼中出现。      
      难忘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