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用这样的标题，是因为梁希森自己这样看待自己。即便如此，他时常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各种特质和做法使人费解，面对这样一个“小人物”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眼光看待梁希森的这次乡村试验，我的节目试图完成这种想法。
2004年12月的一天（因为我不太注意几月几号这样的细节）我坐上梁希森的奔驰600前往梁锥村，与我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个同事，一路上我们聊着一些关于《新闻调查》不咸不淡的话题，可能是奔驰600太舒服也许是我们谈的那些话题太没意思，我有些困了，当我醒来时那辆豪华的轿车已经停在梁锥村梁希森的别墅前，在这座花了400万的别墅里坐着几个人，有的是律师，有的是希森集团的高级管理者，在人群中你一眼就可以认出梁希森，握手时的感觉和后来我们采访的农业部的丁力的感觉一样，他的手很大很厚。
或许由于文化所限，梁希森并不善于与看上去像知识分子的人谈话，不善于谈“主义”，他的回答方式非常直接，不会绕弯，在他的话语中有很多带着山东地域特征的俚语，一开始有的词语我要听几遍才能领会他的意思。在没人讲话或者大家都没有共同的话题时，他会把话题引到一些玄妙且很难有答案的话题上，比如：人不是猿变成的。他的观点是这样的：人是宇宙中本来就有的，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到了地球，因为运输工具的限制，不能把先进的工具和科学技术一起带来，这样一来，人只能重新开始，创造一些他们本来就有过的工具、技术，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汽车，他喜欢车。他说他最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车，一个是房子。
但是谈起他改造梁锥村乃至黄夹镇的“伟大”设想的时候，他变得很感兴趣，详细告诉我他的企业运转计划，赢利之道。他做现在这一切，可能是因为本质上，他仍然还是个商人。他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赢利我不干。” 在听他叙述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总有一种疑问在我的眼前闪烁：这样的富翁是不是在做秀？这时我还没有看到他的鲁西牛业公司，有这样的疑问很自然。
第二天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那是在看了他的鲁西牛业公司之后，公司很具规模，在现场他让我看了没有改造的村那大片的荒地和农民不停的一处建新房，重复占地和农民用地不合理等等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谈到了自己的几次婚姻的失败，对自己孩子的希望，我私下算了一下他在这里的投资一共是4.4亿元。即便是他想做秀一般人也不会用这么多的钱来玩这样一个游戏。我更愿意相信梁希森的这次投资行为是出于一个商人的本性，他要挣钱而且会挣钱。
第三天，梁希森主动提出来要带我一起去做生意，做生意的地点是山东省的首府济南，这次的代步工具是梁希森喜欢的“大公羊”房车，比奔驰600舒服。“舒服”是梁希森的评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这次行程他见了三拨人，哪三拨人不便告诉大家，不过晚上回到梁锥村时我说了一句话：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他很会和各级官员打交道，很会平衡各种关系，他有极高的智商和情商，他的成功并非没有道理，另外一点他的悟性极高，老乡口中的一些俚语、谚语经常会被他运用到做人和生意中，有人这样评价他：他是一汪平静的清水，任何东西落到他身上都会泛起涟漪，他对生意上的事情非常敏感，只要有挣钱的可能他会立即抓住并付诸实施，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基本上，梁希森不大跟身边的人交流他的想法。他的理由是，“跟他们说没用，说了他们也不懂。”他的改造黄夹镇的计划，至今还没有跟家里人谈过，他们只看见他花钱给农民盖房，还不知道这房子会越盖越多。家里人都叫他“傻子”。至于身边的农民，梁希森认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他的想法。进而，“我的想法谁都理解不了。”他说“你们没有这样的境界”。他还会反问你“你自己挣的钱你会往外拿嘛？”他对记者说是出于无奈，因为他想把自己的想法宣传出去，前两年他根本不愿意见记者。对于记者梁希森的看法是这样：他不太了解记者为什么总是用怀疑的语气和态度去面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过现在他慢慢了解了。他总是在不断的学习，比如：“素质”这个词他以前不懂，当他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使了好大劲将它记下来，回家后问周围的下属，在真正搞懂后在他的话语中就自然的多了一个词，那就是“素质”。在采访中杨春用了一个词“鹤立鸡群”当时他就没搞懂，不过他还是非常主动的让杨春给他解释，本来要用到节目里，后来又觉得用上后记者有点“装丫挺”（此处可略去三个字），明明知道人家认识不到200个字还非要跟人说什么“鹤立鸡群”，所以没用。他最关心的还是养牛的方方面面，比如：在采访的最后他特意提出能不能在节目里说说有人滥宰母牛的事，虽然杨春没有同意，但是我同样想用到节目里，后来因为节目长度的原因被删掉，有点可惜。他就是这样的人，在他那里有任何稀奇古怪的想法你都不要感到奇怪。
对于当地农民，梁希森的期待是，拼命干活，发家致富。他觉得大家应该以他为榜样。他自诩，如果做工人的话，他也一定是最好的工人。因为他以前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农民，同样种一亩三分地他地里的庄稼是最好的，他喜欢那些半夜起床喂牛的农民，喜欢那些白天给牛洗澡、给牛按摩的女工，因为他们在努力奋斗。仅有一次，梁希森流露出了他的奢望。“我觉得把黄夹镇这个事情弄好了，可以做全国学习的榜样。”他说自己没有政治目的，要那个干啥？他不是党员，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他不在乎那些，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带头人，希望把自己的经验推广出去，“只有老百姓都富了，中国才有希望”，另外，他很关心国家大事，闲聊时“台海问题”他时常谈起，他说要是老百姓都富了，台湾回归还有问题吗。他不懂得看报，在他的办公室问过我们一个问题“我这个办公室缺一样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答案是：没有一本图书，这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坦诚，不装，这是一般商人不具备的。但他知道大陆之外的电视频道比大陆的电视好看，他基本不看“牛哄哄”的中央电视台，但他知道中央电视台的价值。
在梁锥村，梁希森把人们的收入差距弄得很合理，工种不同、熟练的程度不同会拿到不同的工资，这一点不像《新闻调查》，更不像中央电视台还要规定什么平均工资，他也不会因为谁不高兴或者谁长得漂亮就给谁加工资。他也知道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依靠群众的力量去完成对群众的监督和管理，“简单就是真理”。
那天他的姐姐来求他给自己的外甥安排工作，但他说这个孩子不懂事，而且不孝顺，不能安排。虽然姐姐还是一个劲的求、哭哭啼啼的求他还坚持自己的看法。他的不同就在这里，那理性、也很急智，他第一眼就可以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交往，这个人聪明不聪明，“聪明人我喜欢”这是他的生意经之一。我们试图去完整理解一个农民企业家的乡村试验，我们也试图抓住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村野在现代文明影响下的变迁。南方周末的记者有过这样的思考：“村民们享受着21世界的富足生活的外壳，却有着20世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芯，这的确像是过去年代中，人们对于未来的未能详尽的想象。物质文明的进步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我在梁锥新村得到的感触。它的背面就是，文化是多么难以改变，文化又是多么制约发展。”
同时，我觉得，梁希森对农民的抱怨也有道理，他常常用这样的话评价自己的乡亲“他们吃了上顿，不管下顿”。周围老百姓大概也能感觉到梁希森的这种不满，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不过，变化还是无处不在。“老百姓的事得慢慢来”这是梁希森常说的一句话。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到了梁希森这个阶段已经不再需要把自己的骄傲和自信藏起来。威哥说：梁希森是那种“大牛×”。他很从容，这是一种境界，虽然他私下还是希望中央的自己满意的大领导能够肯定他的做法，但这种肯定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因为有了这种肯定他就真的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带头人了。一个小人物的“乌托邦”实现起来也就容易了，他很真实，也很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