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介祺的金石缘

                          以心相契,以书相通以厚不遗,以直不饰 
                                         陈介祺的金石缘  

　　人生的成功,除了自身刻苦进取外,许多方面是靠了缘字:机缘、人缘、物缘,甚至姻缘。

　　

　　金石良师缘

　　被《清史稿》尊为金石收藏研究“近代之冠”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便是在各方面都占尽了这个缘字。首先是师缘。阮文达(阮元)是清代前中期的一代学宗,也是当时的金石收藏研究大家,官至大学士(相国),竭力倡导收集研究我国历代的金石文物,带动了一大批高层文人互相传递古物出土及收藏信息,互相馈赠金石文字拓本,把金石学研究推向高潮,在他周围聚集了一个以官员和学者为中心的金石圈。

　　早在阮元任山东学政的时候,就收取陈介祺的父亲陈官俊为门生并亲自授学；陈官俊不负所望,不仅先后做过五部尚书,还兼任协办大学士(副相国)。陈介祺后来以小门生的身份向德高望重的阮元大学士求教,得到过阮元的称赞赏识,使他从年青时备受鼓舞,坚定信心,一生痴迷于金石学的研究。陈介祺在数十年后给亲友写信时还多次提及阮元的教诲,可见陈介祺的金石师缘之深切。

　　翟云升,山东掖县人,嘉庆举人,道光二年进士,做过粤西知县。掖县是清代莱州府所在地,当时潍县隶属莱州,为东莱首邑。陈介祺之父陈官俊在后来为翟云升编著刊行的《隶篇》序言中说:“我十三岁到莱州府参加童子试时,就住在翟云升家。”翟云升大陈官俊六岁,但考荐博士等乡试,俩人都是同年,一直到考上进士。俩人互相切磋,友情甚笃。翟云升后来成为著名书法家,尤以隶书著称天下；陈官俊在京城做官时,翟云升每逢晋京,都要住在陈府,两人朝夕相谈,像年青时在家乡相处时那样推心置腹,欢喜快乐。翟云升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陈介祺的良师益友。陈介祺十九岁考入莱州府的郡学,翟云升特地为他用隶书写了一副折扇祝贺:“一鸣从此始,相望青云端。”两人成为忘年交,那时陈介祺刚刚开始爱好金石,比他大三十七岁的翟云升对他的点拨传教自然十分重要。

　　吴式芬,山东海丰(今无棣县人),道光十五年进士,做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著名的古物鉴赏家和金石学家。道光十年,吴式芬便开始与京中的金石学家们交往。由于吴式芬是山东乡友,陈介祺自二十三岁便随从吴式芬游学,考证金石,研究古文字,并开始收藏金石古物。后来,吴式芬在外省易地做官十余年,先后赴广东、河南、河北、贵州、陕西任职,两人仍频频书信来往,通报新近收藏的古物信息,探讨对这些古物研究的心得。陈介祺寄给远在广西右江道任道台时吴式芬的信中说:“十五年来,神驰心结,惟君一人,想易地有同情也。”足见他与吴式芬的师友情深。吴式芬不仅是影响陈介祺步入金石学的关键人物,也是他终生的师长和友人。

　　诸城刘喜海是陈介祺的同乡。他是乾隆时期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曾孙,体仁阁大学士刘墉的侄孙,同样出身于名门相府。刘氏比陈介祺大二十岁,与其父和其岳父李璋煜曾共同在京任职,既是父辈又是乡亲。因刘氏字燕庭,所以陈介祺以“燕翁丈”相称。刘喜海一生对金石收藏到痴迷程度,为此丢掉官职都毫不在乎,他在金石学与收藏方面对陈介祺青年时期影响甚大。

　　刘喜海历任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福建汀洲知府,陕西延榆巡道、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等职,一生酷嗜金石碑版。刘氏在陕西做官时得到吴中出土周代铜器、秦诏版、汉封泥、新莽十布古钱等珍品；在四川任按察使时,收集到宋代多种铜钱和保存于巴蜀的历代碑刻拓本等。陈介祺拜之为师,以同乡和晚辈与之交往,获益匪浅,并转手得到他收藏的许多古青铜器及古玺、封泥等。陈介祺四十岁的时候,刘喜海因病去世,陈介祺将刘氏的《海东金石苑目跋》和《论泉绝句》等都交给金石好友鲍康刻版,并极力敦促刊登在鲍氏出版的“观古阁丛书”中；另外,陈氏还在民间搜寻到刘氏未刻完的著作《长安获古编》,也交给鲍康重新刊刻。此后,他给鲍康多次去信催促,并称“弟与燕翁丈至交,甚念甚念。吾兄当亦同,有可刻者,必勿掩之。”希望能为刘氏留下著作,足见他对刘氏情深谊厚。

　　刘氏留下的重要藏品也被陈介祺相继收购,其中刑仁钟、兮仲钟、纪候钟、虢叔旅编钟等,成为陈氏著名的“十钟山房”藏品；刘氏的秦诏版、铜泉范、唐善业泥佛造像等珍品也都被陈介祺继承。

　　

　　金石姻亲缘

　　再说亲缘。李璋煜,号方赤,诸城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做过刑部主事、常州知府、扬州知府、广东惠潮道台、浙江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等职。李氏与陈氏父子是同乡,起初又同为京官,自然来往密切。他是京城金石学界活跃的人物,多次倡导和组织文友聚集唱和,并主持校勘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成为文化界翘楚。他非常赏识陈介祺的才学,对其偏爱金石学尤为称赞,觉得凭陈介祺的学问功底和悟性,必将在深奥的金石学领域大堪造就,因此在陈介祺二十岁时将女儿许配给他。李氏陈夫人从此在陈府相夫教子四十年,直至1871年陈介祺五十九岁时,其妻与长子陈厚钟同年去世。李璋煜实际上成为陈介祺一生专注金石学的决定性人物,从学识和物质上都为这位得意的乘龙快婿提供了终生赞助。

　　吴式芬的二儿子吴重熹,是陈介祺家族后半生的一个重要人物。由于吴、陈至交,陈介祺将长女许配给吴重熹,他们是在吴式芬去世三年后才成婚的。吴式芬死后,陈介祺敦促其长子吴重周邀请他的老师、日照人许瀚整理校勘吴式芬的遗著,终将吴氏的《据古录金文》等著作付梓刊印；并将吴氏所藏封泥考释稿《汉封泥考》,再加上自己收藏的封泥并入该书,叮嘱吴重熹合编并考校,于光绪三十年刊印成书《封泥考略》。吴重熹每逢赴潍住岳父家,陈介祺必与之谈论治学之道,授以作字之法；吴重熹还多次为陈介祺整理缮写金石文字的著录。陈介祺对这位女婿寄予了厚望,陈介祺曾在吴重熹为他抄写的《潍县陈氏宝物簠斋藏器目》题跋中说:“我对于女婿寄予的希望大且重,仲饴(吴重熹之字)勉之哉,勿以此夺志也。”吴重熹出身于官宦世家,又深受陈介祺点拨教诲,年青时就追随长兄吴重周宦游各地,恪守庭训,好古而博综经史,后来步吴、陈先辈之足迹,与潘祖荫、王懿荣、鲍康、左宗棠交谊颇深,并拜潘祖荫为师,与王懿荣结为亲家。他先后任陈州知府、江安督粮道、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等要职,民国后寓居天津。在他的荫庇下,陈介祺的嫡裔多寓居津门。他生前留下《石莲庵山左人词十七种》等六部著作。

　　陈介祺的另一门金石姻缘亲家是李佐贤的长孙女嫁给他的长房长孙陈阜。李佐贤是利津人,曾任福建汀洲府知府。他擅写诗词,勤于著述,并爱好收藏研究金石书画,对古钱币尤有研究。道光十五年(1835)中进士后在京翰林院由庶常到编修,与陈介祺既是同事又是乡友,并与吴式芬、刘喜海、戴醇士、吕尧仙交往颇深。陈介祺归潍隐居后,与外界多年不再联系。同治九年,他给李佐贤去信,李佐贤惊喜若狂,并于当年秋天到潍城专访陈介祺重叙旧谊；李的两个儿子枚卿、韦卿也爱好收藏古物,都经常与陈氏频频书信往来、探讨研究学问。后来,李佐贤的长孙女嫁给了他的长孙陈阜,两家缔结了婚姻。在婚礼上,陈介祺专门书写了“富俭贵勤直德妇,理明辞达是文人”的对联,赠给他们作为勉励。当时,人们把陈介祺、鲍康和李佐贤并称为“三高士”,陈氏曾在李佐贤书写的金刚经手卷上题过一首诗:“归田卅载岂师陶,不学今衰日月韬。把卷自思增俯仰,惭闻知我拟三高。”足见他们在金石学界的威望与影响。

　　此外,由于吴式芬的二儿子吴重熹是陈介祺的长女婿,吴重熹的儿子吴崶(两淮盐运使)是陈介祺的外甥,而吴崶又是国子监祭酒、有甲骨文发现之父称誉的王懿荣的女婿,所以他们之间自然有了姻亲。陈介祺字寿卿,因此,王懿荣尊称女婿吴崶的外祖父陈介祺为“寿丈”。王懿荣比陈氏小三十二岁之多,他是经鲍康和潘祖荫介绍,于同治十二年才开始与陈氏通信交往的,之后频频传书,探讨金石文物,交流鉴赏心得,两人遂成忘年之交。根据现有的资料推算,四年中二人往复书信和赠送拓片资料的函件竟达贰佰余封,足见关系之密切。

　　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人,祖辈为科举世家,年幼时就随父亲在京师居住,顺天乡试考为副榜第一名,为当时副考官潘祖荫赏识,就拜潘为师；光绪六年成进士。王氏追随潘氏,嗜爱金石碑版与古籍。在京为官半生,有时竟典衣当物搜寻购买古物。光绪七年二月,王氏由福山故乡返回京城,途经潍县,专门到陈介祺家居住三天,遍赏陈府丰富的金石藏品,与陈氏详细研究探讨,当面求教。尔后,在潍县又遍访收藏鉴赏家。为他日后发现断识甲骨文,奠定了坚实基础。

　　陈介祺的外甥女婿徐会沣(字东甫),也是一位热衷金石研究的学者,潍坊诸城人,光绪七年进士,累官礼部侍郎(副部级)。戊戌变法时,徐氏曾被革职,政变后重被启用,官至兵部尚书。陈介祺生前与外甥女婿徐会沣的往复通讯也多达百余封,他们除了切磋当时国家时局变化及政务对应外,多数涉及金石收藏研究课题。这个时期正是陈氏金石收藏研究的鼎盛时期,也是清朝国运回光返照相对平安时期,陈、徐之间对金石学的共同兴趣加深了他们翁婿之间的共同语言,他们书信往复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在一些涉及国家大事问题的信件中,陈氏有时注上“付丙”(阅后销毁)字样。

　　此上述事例可见,由金石收藏研究产生的亲缘,不仅贯穿了陈介祺一生,甚至贯穿了他的子孙后代,这也是他“金石之冠”事业的重要基石。

　　金石益友缘

　　许瀚,字印林,山东日照人,自幼博读经史与金石文字,道光五年选为拔贡,次年进入京城国子监,道光十五年中举。他是山东学政何凌汉提拔起来的人,深得何凌汉赏识与信任。他曾寄住在何氏寓所与何凌汉的两个儿子何绍基、何绍业朝夕相处,切磋金石训诂之学,并广交京都有学识的文人学士,被龚自珍推崇为“北方学者第一人。”许瀚与陈介祺是同乡同科举人,又都是京城金石好友圈子里的人,所以交往至深。陈介祺早期于咸丰元年出版的《簠斋印集》就是由许瀚、何绍基、吴式芬共同审定并出资刊印的。在这期间,许氏住在北京郊区,陈介祺则随其父居住在京城中心皇城根的“经板库”,许氏每逢进城办事,都要顺便到陈府相聚叙谈,年青时期的陈介祺从这位兄友知己那里学到大量金石知识。

　　鲍康,是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九年举人,做过内阁中书和夔州知府,并且是著名的古钱币专家,有多种古钱币著作传世。他客居长安时,刘喜海恰在长安做官,便与刘氏朝夕相处,遍观刘氏收藏的古钱币和关中古器物。后来,他辞官居京,与远在齐鲁的陈介祺飞鸿传书,频频交流探讨金石学识,二人互相为对方的著述提供实物拓片,以补不足；并刊刻对方的论文作品,所以,当时世人将他、李佐贤和陈介祺并称三高士。鲍陈两人互相往复的一百二十多封书信已成为古钱币学、金石文字学及书法研究的重要历史资料,被收入多种著作。

　　吴大徵,字清卿,江苏吴县人,三十四岁中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一直做到广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后来,他由于钦慕陈氏的金石学识,与陈介祺成为至交,两人互相赠送出土器物的文字拓片,交流信息,共同赏析。凡是鼎彝、古陶、封泥、玺印上的文字析疑解难,唱酬答和,乐此不疲。往往一月当中就有数封书信往来,长篇累牍,甚至一封信能写上上万言而不止。兴会所致,除了论及金石文字之外,连朝野时事、治兵赈灾、谋国方略都多有涉及。吴大徵曾深有感触地说:“海内真知真好,唯长者一人；知我者,亦唯长者一人。”足见两人推心置腹的友谊何等深厚。后来,吴大徵将陈介祺寄赠的三代古陶器上的八百种古陶文拓片编著成《古陶文考释》,认为这些古陶文“足补说文之缺,与鼎彝并重乎……”,他们共同把陶文的发现与研究提到了与青铜器文字研究并重的高度,将中国文字起源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吴云,字少甫,浙江归安人,官至苏州知府。同治元年罢官以后,闭门著述,并以金石书画为娱。太平天国起义后,江浙许多收藏家遭灭门之灾,藏品散落民间,吴云凭自家的经济实力,重金搜求,将先辈阮元、张廷济和曹载奎旧藏重器收归己有。因获得阮氏和曹氏两家的大中齐罍收藏,所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两罍轩”。他一生考古著作颇丰,金石收藏名声显赫。他与陈介祺年青时在京都就有金石馈赠交往。陈氏归隐后,连年战乱,彼此断绝音讯二十七年之久；六十多岁时又重新通信,相互庆幸欢欣之情溢于言表。陈介祺致信给吴云说:“吾两人三十年前踪迹虽疏,行年俱过六十,非以心相契,以书相通,以厚不遗,以直不饰,何以异于流俗耶。”此后,两人在晚年书信频传,相赠物品,除通过传差传递外,还通过在苏州做生意的潍人韩伟功捎递。如果有一个月不见对方信札,就惦念不已,从而大大推动了相互间的金石研究与著述。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官至工部、刑部、礼部、兵部尚书。自幼爱好金石文字。潘、陈两家是世交,潘氏之祖与陈介祺之父曾同朝为官,且又同为京官,潘氏叔父潘季玉也曾在年青时与陈介祺有交情。潘祖荫祖辈都在朝为官,势大财粗,搜购的国宝重器既多且名贵,如邰钟、史颂鼎、郾候鼎、盂鼎等等。潘氏崇尚道义,凭他的财力,不仅自己著书刊行,而且为先贤和时人刊刻印行了近百种遗著书籍。陈介祺六十岁后出山论道,释古传今,与潘氏又恢复了书信交往,也是书信拓片互赠交往最多的一位。潘氏得到陈氏论金石文字的书札,极为珍惜,特意为他刻版刊行了《陈簠斋丈笔记附手札》和《传古别录》行世。

　　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与陈介祺同年中举,道光十六年进士,历任国史馆协修、总纂、提调、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其父何凌汉任户部尚书时,陈介祺之父陈官俊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所以两家是世交；他们年青时候频频交往,在金石与书法上都有共同爱好和造诣。陈介祺三十四岁时,何绍基曾请他在自己珍藏的《张黑女墓志》拓片孤本上作题跋,足见二人关系密切。何绍基博学多识,曾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后回长沙任城南书院山长；晚年居苏州,与吴云交谊深笃。他的老师许瀚与陈介祺是同乡,交情极深,志趣相投,陈氏以金石见长,何氏以书法见长。俩人从小随父辈在京城居住,中进士后都供职于瀚林院,并都以阮元为师,崇拜阮元,深受阮元碑学思想的影响,书学观点极为相似,并且都嗜好金石文字,对经学、古文字学都有深厚研究。后来各以其长成为我国金石学界和书法界的翘楚大家。

　　陈介祺生前的金石益友多达十几位,都是当时国内著名学者,他们肝胆相照,切磋真知,各有造就,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