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和最先轰动全国的两个万元户

作者：李贤哲来源：中国名网发布时间：2024-01-02

改革开放30年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早期，人们通常用“万元户”来形容和指称这一现象和群体。万元户，特指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他们大体上是由农村的专业户和城镇的个体工商户构成。万元户，既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也代表了当时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最直接、最明显的目标。

最先轰动全国的两个万元户，一个是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的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的甘肃兰州雁滩公社社员李德祥，另一个是同年11月17日新华社又以图片报道的山东临清八岔路镇赵汝兰。这两篇报道的作者，都是新华社记者李锦。

李锦， 1952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射阳县。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现为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高级记者。以调查研究见长，勤于思考，预见性强，9篇调查报告获国家级和省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参与报道的鲁西北包产到户、沂蒙山区九间棚、西藏甲日乡等典型都曾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著作有《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中国边境探察》、《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大转折的瞬间》等，有15篇稿件获国家级和新华社社级优秀新闻作品奖。在新闻界，他无愧于“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发现者”。

他因为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大量报道了农村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受到了小平同志的接见，并获得了小平同志“你有发言权！”的赞誉。

1976年，24岁的李锦从部队调到新华社后，一直跟随着年长他10岁的老记者南振中跑农村，从沂蒙山区到黄河两岸，都遍布了他们的足迹。他们目睹了农村破败凋零的景象，也为当时的“左”倾政策感到困惑。在那段时间，李锦去了安徽、苏北、豫东。当然，他去得最多的还是鲁西北。当时，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发起的“包产到户”已经在黄淮海平原悄悄蔓延开来。鲁西北的东明、高唐、茌平纷纷搞起了“包产到户”。

李锦在采访中了解到茌平县的农民杨成海依靠包产到户种棉花一年收入2209元，于是便拍了一张照片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篇报道被许多报纸采用后，因为里面提到了一个“包”字，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新华社收到了数十封群众来信，甚至出现了11人联名写信质问：“你们究竟要把中国引到哪个地方去？”有关部门组织了调查组，专门就李锦的报道进行调查。

说到这里，李锦停顿了一下，说：“当时，对包产到户拥护者少，反对者多，犹豫观望者更多。这篇报道给我带来很大的冲击。幸运的是，茌平县委以‘情况属实’应对了调查组。”此后，李锦仍一如既往地扎根在农村，深入实际，进行调查，不断发出报道，并利用内参向党中央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

李锦作为一个报道农村情况的记者经受的这场风波绝不是偶然的。这说明当时两种观念的斗争是极其激烈尖锐的。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他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重要讲话，吹散了迷雾，指引了中国农村发展的正确方向，把这场后来被称为“改革”的革命推向全国。后来，茌平、高唐、平原、齐河、陵县等五个县写信给党中央与新华社，表扬了李锦为农民说真话。当时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批示建议把李锦作为先进工作者的典型在全国宣传。这表明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已经得到了充分肯定。

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８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中提到，１９７９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从队里分了一万元，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农村里的高干”。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临清县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

1980年，秋天。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中国尚处于计划经济，百业待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当时的粮食价格很低，鲁西普通农民卖粮收入最高的也不超过2000元，对于急于致富的农民来说，种粮不是明智选择，而种棉花则可能有较大的收入。1980年，皮棉价格价格上涨到每公斤5.4元，并且推广种植“鲁棉一号”良种后，鲁西平原的棉花产量明显提高，当时的高唐、夏津、临清等地是山东棉花种植量最大的县份。具体到临清，全县种植棉花34万亩，单产超过50公斤，国家定购任务15万担，而当时已经交了34万担！当时的八岔路公社人少地多，棉花产量大。这为山东“首个万元户”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赵汝兰是当时有名的“老上访”，在上访未果后，赵汝兰决定带着妻子、儿子、儿媳妇“包产单干”。八岔路公社是土壤，赵汝兰是“种子”。不过，这粒“种子”长成万元户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赵塔头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因为家里人口多，轮到上修河挖渠，年年都有赵汝兰家的事，可是从没见过一分钱工资，有时连饭也不管。就在这个时候，包产到户在当地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这下愁坏了赵汝兰一家。集体欠老百姓的钱，一分钱也要不回。春天闹承包，儿媳妇还哭了一场，她不想捆在大堆里过，就像黄豆芽似的，一个个长的又瘦又长，没有好样子。她更愁队里欠的多年结余款400多元。队分了，这钱不就随黄河水淌了，没处要了。为了这事，赵汝兰没少到公社上访，公社说包产是你自个村愿意搞得，又不是上级逼迫的。如是多次，没有结果。回到村里，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劝他说，“搞集体有啥可留恋的。你住院看病，到队里支个50块钱也拿不到，那个400元就当随大水漂走了。俺一家人10个劳力，只要公家真让包产到户，说不定年底就能攒个千儿八百的。从头过日子，管保比捆大堆强。”

听儿子这么一讲，赵汝兰也想通了，说干就干！那时候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头，全家老少从早到晚都长在棉花地里，带着干粮水壶，一干就是一天。1979年冬天，村里把地承包到各户，赵汝兰全家老少一共承包了21亩地，第二年又开垦了9亩荒地，总共种了30亩鲁棉1号。当年，亩产110公斤，30亩地共收了棉花3300多公斤，每公斤棉花平均卖到5块2，总共卖了17000多块。除去棉种、农药、化肥等项投入，净落1万多块钱。头一次挣那么多钱，为给老四结婚，赵汝兰置办家具，买了缝纫机（3台）、自行车（5辆），还给儿媳妇买了手表（2块上海手表）。不过，“万元户”的荣誉也给赵汝兰家带来了不少“麻烦”，到他家参观、采访的人络绎不绝。报道这个消息的新华社记者李锦对当时采访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赵汝兰果然是个‘老上访’，见过世面，他见有客来，马上迎上前去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不过问起收入来，赵汝兰有点吞吞吐吐，连声说没收几个钱。当时县委熊干事向他解释，人家上级不是工商税务来收钱的，是了解政策好不好的，如果好，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

“后来，通过赵汝兰介绍的情况，我们经过反复计算，得出赵汝兰家种棉花的纯收入是10239元，另外，他家通过套种、间种和补种等种的花生、芝麻、绿豆、地瓜，随收随吃，我们都没有计入收入。”就这样，山东第一个万元户诞生了。

“万元户”在我国一度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名词”，这一话语的诞生源于这两篇新闻报道。

李锦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仅只是这些。1982年12月24日，李锦正骑着自行车在鲁西北的商河县农村采访，突然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12月31日晚，他作为新当选的共青团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全国优秀青年的代表，受到了小平的接见。

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锦涛把他介绍给邓小平。站在一旁的万里说，他去过200多个村庄，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邓小平就对李锦说：“你有发言权！”

小平问：“现在农民生活怎么样？”

李锦用了一首顺口溜来回答：“粮满仓，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娶新娘，村村都喜洋洋。”

邓小平又问：“吃上肉吧？”

李锦回答：“农民差不多天天吃肉，五天赶一次集，每次拿五六斤，用大锅煮好，撒上盐，每天炒一点，下次赶集再去买。”

小平又问：“农民住房怎么样？”

李锦回答说：“现在盖新房的很多，一般是五间房，三间正屋，两间偏屋。”

邓小平听到这些具体情况后，连声说：“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