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

　　随着后来有关此段路回忆或同行者回忆的增多，就可以丰富、复原此行的细节。

　　1923年西北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后，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派代表到平津，邀请著名学者暑期到该校演讲。

　　鲁迅先生也受到了邀请，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

　　逛街买古董

　　鲁迅在西安讲的是《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在女师大开的就是此课，并整理成中国小说史研究经典，但也惹出了学术是非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此来就带了此书，并把它送给同来的考古学大师、领导发掘了殷墟的李济先生。

　　讲这个内容，对鲁迅来讲简直就是驾轻就熟。鲁迅前后共讲8天，12小时，分别是:7月21日上午和晚上各一个小时，22日上午和晚上各一个小时，23日上午讲演两小时，24日到26日连续三天都在上午讲演一小时，28日上下午各讲一个小时，29日上午讲一个小时。

　　鲁迅他们面对的是些什么样的学生呢？蒋廷黼先生的回忆是:“在西北大学夏令营演讲是很辛苦的。那儿的学生比平津的年纪大，像人面狮身像似的坐在教室里，他们太没有礼貌，不是喧闹就是打盹。我简直弄不清楚，他们是否还知道有我这个人在。”这一记载与今天的很多课堂教学也相差不大。

　　鲁迅是7月14日到的西安，8月4日离开的，讲课时间也就集中在7月下旬那9天，还有那么多时间鲁迅又干了什么？精通收藏的鲁迅先生非常喜欢逛街买古董古籍艺术品拓片，并舍得花钱。

　　除了上课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拉着人“阅市”。一到西安，虽然旅途很累，但当天晚上就去了附近街市。讲完课当天，虽然下了雷阵雨，但雨一停他就让孙伏园陪着去南院门市。鲁迅为买古玩等东西共花去32元。表面上看去，这个数字不大，但鲁迅回程路上，8月8日经过潼关时，买了10斤酱莴苣才花一块钱。以此作比，32元就是个不小的数目了。

　　8月1日上午孙伏园陪他逛古董店，“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鲁迅把猿首又送给了李济。当天鲁迅又“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之前的7月29日鲁迅花4块钱买了一枚小土枭和一具弩机。

　　看来鲁迅对弩机有独特的兴趣，并为此给蒋廷黼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鲁迅7月16、17日两天都曾和蒋一起逛过街:

　　“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们在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在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

　　蒋的笔下鲁迅是那么可爱，同时也写出了鲁迅收藏的弩机的材质与年代(由于蒋的回忆录是他当年在美的口述历史翻译过来的，此处的玩具炮应该就是鲁迅笔下的弩机)。

　　一个“感人”的故事

　　鲁迅先生虽然只讲这几天十多个小时的课，却给了他300元大洋。28日，虽然课还没讲完，即奉上了100元，8月3日，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学校又送来200元薪水及路费。再比照当时的物价及蒋廷黼笔下河南陕西一带民生的困苦，这个待遇不能不说是相当优厚的。

　　关于这个待遇，后来又流传了鲁迅一个“感人”的故事。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到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

　　孙伏园在说这个故事时还拉了两位先生作陪衬，一位不愿捐一位不愿多给。这件事后来载入很多鲁迅传，并把它当做鲁迅慷慨人格的例证。

　　但我们看鲁迅日记，并没有看到将钱全花在陕西和多捐的记载，相反，第一笔钱拿到后，第二天他即托孙伏园到邮局给北京寄回86元还新潮社的账，第二笔钱拿到后，当即托陈定谟寄回北京50元。如说鲁迅给陕西留钱，除了买古董古籍花了那32元外，他确实给易俗社捐了50元。其余并没有看到鲁迅为什么东西和什么人花去大数目。

　　易俗社1912年7月成立，宗旨为“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鲁迅在西安时，曾五次观看该社演出，可能有感于陕西人的慷慨，有感于易俗社的宗旨和现状，鲁迅在临行前捐了钱，这个数目也不少，也能表现出鲁迅的慷慨，但非要说鲁迅要把钱都花在陕西，我们还是应该从史料出发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这样可能更符合鲁迅朴素的面孔。

　　给陆军学生讲小说史

　　鲁迅课讲完后，又应邀于30日到讲武学堂给陆军学生讲演了一次。

　　关于这次讲演，又流传出了鲁迅一个不愿替军阀粉饰的故事。据林志浩先生《鲁迅传》记载，“统治陕西的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了沽名钓誉，粉饰门面，托人请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演，题目嘛，希望换一个，不要再讲小说史。他妄想鲁迅会像半年多以前康有为来西安讲学那样，借题发挥，替他吹捧一番。但鲁迅却机智地回答说:‘讲演，可以，但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给了这个封疆大吏一个软钉子，碰得他十分气愤，就要撕下‘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后经人劝解，才告平息。”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也持此说。

　　在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这样的事，相反，在临行前一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如果鲁迅真要像上面描写那样，为什么还会收下这等东西呢？

　　鲁迅回到北京下车时，“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连这种让人气愤的小事都用冷峻的笔简洁记下，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景，以鲁迅性格，我想他会在日记中有所流露的。

　　今天看来，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小说史，他们中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呢？鲁迅日记里记载，此次讲演只讲了约半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小说史又能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如真有上述情景的话，我倒觉得鲁迅还真不如换个题目的好，比如说说一个好的士兵应该如何保家卫民，非要去讲小说史，则应是鲁迅的不近情理的执拗吧。

　　鲁迅一小段人生历程，就有那么多人为拔高的附加。看来如果真想让鲁迅走下神坛，或让鲁迅研究走向深入，在历史背景下从史料出发“还原”他的任务还很艰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