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半个世纪的战斗情谊

　　毫无疑问，这是完全不同于常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爱情誓言，而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们虽未一起上断头台，却为革命利益牺牲了很多很多。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没有仪式，也没有宾朋。第二天一早，这对新婚夫妇就分别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聚少离多的生活似乎一开始就已注定。不久，邓颖超怀孕了，因正逢大革命，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她竟然偷偷打掉了孩子。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大肆搜捕共产党，此时临盆的邓颖超在广州难产，因为孩子体重超标，使用产钳后不幸夭折。谁也没有想到，为逃避敌人抓捕的邓颖超没能好好休息，身体过于紧张疲劳，从此再也不能怀孕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为了革命永远失去了做父母的机会。

　　作为杰出的革命家夫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和婚姻始终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邓颖超曾说，他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因为信里谈的往往是革命，是给对方的勉励。他们的爱情总是与革命交织在一起，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出生入死，总是患难与共、悲喜分担。他们有时一起战斗，有时分散两地，但总是那么坚定，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消减。

　　“我们的思想受到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中，邓颖超如此写道。

　　的确，在长期的革命生涯里，周恩来与邓颖超总是心系国家命运，在他们的通信中，很少看到情侣之间的甜言蜜语，他们更多的是交流思想，讨论革命工作，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即便是彼此的关心，也是含蓄而理性的，互相敬爱，显得朴素自然。

　　1948年初，邓颖超在河北阜平二区细沟村参加土改工作，由于当地情况比较复杂，她又缺乏经验，便写信给远在陕北的周恩来，想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接信后，在2月2日和2月9日两次给邓颖超回信，除了表达殷切思念外，还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党的土地政策，对如何具体做好土改工作提出了建议。

“我觉着你的确是在摸索，是在当小学生，但你还缺乏足够的分析能力，因此，你还未把问题的中心抓住去求解决。你不同意别人的性急去强求轰轰烈烈的场面而主张稳进是对的，但你却缺乏创造精神去打破群众中倚赖的观念。在这里，有两个观念束缚住你，一个是一切要以土改平分为中心，另一个是撤换坏干，搬开石头……”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邓颖超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土改工作。

　　周恩来为革命事业日夜奔忙，心中充满了对邓颖超的愧疚之情。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总理一职，工作更为繁忙，邓颖超对他给予了理解和大力支持，经常用小纸条表示关心，提醒工作和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1971年3月，周恩来即将出访越南前夕，邓颖超又像往常一样给他递上条子：“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卅小时，如再延长，就逐时增加，不宜大意，超过饱和点，以至行前，自制干扰，那你应对人民对党负责了！！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从字里行间，可以读出邓颖超的良苦用心，他们之间的爱情因共同的理想志趣而摆脱了庸俗，因共同的事业追求显得崇高，他们也因为互相学习勉励，让有限的人生绽放出无限的光华。

　　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生育，却收养了不少烈士遗孤，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周爸爸”、“邓妈妈”。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邓颖超的指示下，办起了一个托儿所。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有几十个人，部分同志带着孩子，对大家造成影响，周恩来与邓颖超注意到此事，于是有了这个托儿所。10多个孩子分成大小两个班，妈妈们轮流带班。

　　刚开班时，托儿所只有一个滑梯、一个压板和一个自制的秋千，孩子们常常因为轮不到玩而哭闹，有时还打架。周恩来知道后，就动员警卫班、公务班、厨房等部门的同志为孩子们制作玩具。在周恩来的动员下，大家做出了手枪、步枪、小卡车、布娃娃、小皮球等各种玩具，每个孩子都分到了好几个。

　　邓颖超非常关心孩子们，要求各位妈妈了解和研究儿童心理，不要大人喜欢什么就干什么，要根据儿童不同年龄、不同特点进行教育。

　　最多的时候，托儿所有30多个孩子。荣高棠和管平的大儿子几个月大时，就跟随父母来到了重庆，周恩来夫妇常逗他玩，因为孩子爱笑，周恩来说他是个乐天派，就叫他“小乐天”。

　　“小乐天”经常跑到大门口接邓妈妈，有一天，周恩来写了一首《题双乐天图》的诗：

　　大乐天抱小乐天，

　　嘻嘻哈哈乐一天，

　　一天不见小乐天，

　　一天想煞大乐天。

　　从此以后，同志们都叫邓颖超“大乐妈”。1948年，“小乐天”和弟弟辗转到河北读小学，邓颖超来到当地，还专门骑马几十里路去看孩子们。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