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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周恩来已76岁高龄，患癌症已经两年，每天还工作十几个小时。华国锋和国务院的其他同志经常在夜里被叫到周恩来那里开会或研究工作，大家都习以为常。1974年4月18日凌晨2点半，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找华国锋谈话，要华国锋复查贺龙的案子……本文选自《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
    
周恩来是贺龙的引路人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当时，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重兵在手。此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他的背向影响当时的时局。蒋介石派李仲公等人到武汉做贺龙的工作，许以高官厚禄，拉拢贺龙。刚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做贺龙的工作。
    
    贺龙出身穷苦，倾向革命，支持工农运动。他对周恩来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遵照共产党的命令，贺龙率部到九江，再次拒绝汪精卫上庐山的邀请，同叶挺一起到南昌。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到南昌后，请他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在会昌，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宣誓仪式，并发表简短讲话。
    
    起义失败后，贺龙逾越险阻，经香港到了上海，当时中共中央派叶剑英等许多干部到苏联学习，名单中也有贺龙。贺龙觉得自己熟悉湘鄂西一带的地形和民情，如果回到湘鄂西，在那里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没有问题。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要求，特别派周逸群做他的助手。
    
    1928年春，贺龙、周逸群等20多人回到湘鄂西，迅速拉起一支队伍，后来发展为红三军，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会师后，贺龙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坚持北上。1936年10月，到达甘肃静宁，红一方面军、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贺龙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林彪身体不好，贺龙和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把矛头对准了贺龙，从1966年8月起，散布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谣言。中央文革积极配合，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讲话，说：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1966年12月，周恩来将贺龙夫妇保护在西花厅。由于林彪下决心要打倒贺龙，又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不得已决定将贺龙夫妇送走。为保证贺龙安全，周恩来找到杨成武，让他负责贺龙住地外面的保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周恩来所在支部的书记杨德中负责贺龙的生活。贺龙夫妇住在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
    
    1967年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为组长，叶群为副组长，负责人还有黄永胜、吴法宪、张秀川。专案由军队负责。林彪是唯一的中央副主席，直接插手，周恩来自然不能过问。这个专案组下设十几个分组，审查对象共有23名。其中，省、军级以上干部有19名：内有政治局委员2名（贺龙、邓小平），中央委员1名（许光达），中央候补委员1名（甘泗淇）。甘泗淇已故也不放过。贺龙专案组作为主专案，对各分案组负有联系指导的责任。邓小平专案就在其列。11月，康生、叶群主持讨论、批准《关于贺龙专案开展工作的设想》，叶群要求专案组“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多次要求专案组“要在九大以前定案”，对“案犯不能有任何同情、动摇、犹豫、怀疑”，“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要“全部把他们打倒，全部挖出来”。1968年，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专案组成员，说：“要抓现实问题。”
    
    专案组将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1967年夏，专案组借口水源困难，断水45天，每天只有一小壶饮水，其他用水只能接雨水解决。此时贺龙7l岁，抬雨水时，扭了腰，18天不能动。
    
    国庆节，贺龙病重住在卫戍区的医院，周恩来下令让薛明陪床，并派杨德中和一师师长到医院看望，尽量保护贺龙夫妇。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唯一副主席的地位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并在党章中写明他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肆无忌惮地迫害贺龙。1968年6月14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监护。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身体越来越坏。1969年1月，专案组规定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从此连必要的药品都不能保证，强令他们搬家，离开周恩来安排的住地。贺龙的糖尿病急剧恶化，6月8日出现酸中毒，却注射葡萄糖，6月9日死于301医院。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医生是不敢注射葡萄糖的。为了掩盖罪责，贺龙住院，不准薛明陪同。第二天，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开专案组会议，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专门有医生照顾，我们尽到了责任”。
    
    1969年11月下旬，专案组将贺龙夫人薛明从陆军转到空军，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军队干校，给她改名换姓，派一个班的人看守，强迫她从事繁重的劳动。
    
    1971年5月17日贺龙专案组向康生、叶群、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专案组秉承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这些人的意志，《审查报告》以专案组报告的形式出炉了。
    
毛泽东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周恩来要华国锋复查贺龙元帅的案子
    
    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繁忙之中，周恩来一直记挂着贺龙、薛明。他派人找薛明，几经周折，在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区找到。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1年10月薛明回到北京，周恩来派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刘西尧看望她，让他们一家人团聚，薛明这才见到失散5年的孩子们。1972年恢复了薛明的党籍、军籍。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撤销了中央专案组“二办”，“二办”是专门负责军队干部专案的。1972年开始解放干部。解放中央管的部级干部或中央专案组管的干部都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为贺龙平反一事迟迟没有进展，原因就在于“四人帮”的阻挠。薛明和叶群是中学同学，在延安整风时，薛明揭发过叶群的历史问题。“文革”期间，叶群帮助江青整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人，江青帮助叶群整薛明。打倒贺龙是江青同林彪、叶群勾结在一起做的。林彪折戟沉沙，江青对贺龙夫妇仍不放过，不依不饶。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得以开始。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1973年底，特别是1974年1月“批林批孔”后，周恩来处境困难。“四人帮”是不同意为贺龙平反的。另外，专案组整了一大堆材料，要平反就要复查。死人无口，无法辩护。专案组给贺龙加了无数顶帽子，编造了无数的罪名，要一一澄清、排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胆大心细，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否则，不但不能为贺龙平反，还会给“四人帮”造成整周恩来、整国务院的口实。
    
    周恩来和华国锋谈话后，很快派总理办公室的小纪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