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绝代钱钟书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战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钱钟书的一生，是以生命的极限去探索人文写作和人文学术的极致的。他解放前出版了集幽默睿智于一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描绘旧中国知识分子百相的长篇小说《围城》，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的《谈艺录》；解放后出版了《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石语》、《槐聚诗存》等，待出版者还有《〈宋诗纪事〉补正》，等等。他还参与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并翻译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60年他又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的工作。到1972年，他从干校返京后又于1974年参加了英译工作，终于使《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得以出版。1998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今年11月是钱钟书先生100周年诞辰，作者撷取钱老一生中的几个片段，以飨读者。
被清华校长破格录取
钱钟书，生于江苏无锡世家，科学家钱学森、学者钱穆都是出自这一家族的名人。钱钟书之名的由来，在于他周岁时抓周抓到了一本书，因而取名“钟书”。也许是天意吧，他也就名副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他数学考试极差，可英文、国文却是特优，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一入清华，钱钟书便开始开创一项又一项的“纪录”：读书数量第一，发表文章第一。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钟书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做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做笔记。他的同学饶余威在《清华的回忆》一文中写到钱钟书时说：“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
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他才开始做读书笔记。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4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做笔记，摘出精华，指出谬误，写下心得。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1939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72年3月，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学术巨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读过的东西还能记住，在现代中国学者中，除了史学大师陈寅恪外，没有第二人能与他相比，外国学者说他的记忆是“照相机式”的记忆。钱钟书先生尚且做读书笔记，对于记忆力一般的人来说，读书做笔记就更为必要了。
钱钟书是博学的。到清华后，他立志“横扫清华大学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读书之多，中英文功底之雄厚，远远超出了他的同龄人。他的博学，使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成了老师的“顾问”。吴宓教授就曾推荐他临时代替教授上课，所有课上涉及的文学作品他全都读过。钱钟书还有读字典的兴趣，而且深得其乐，许多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在清华，他勤奋刻苦，几乎足不出户，也很少参加学生活动。他的同班同学许振德在《水木清华四十年》一文中回忆说：“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群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钟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著名学者吴宓曾对其有一段很高的评价：“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吴宓的这一称赞，使钱钟书便因此而获得了“清华之龙”的雅称。
在清华，他还以专挑教授学者的错而出名。钱钟书在清华读书期间，清华大学在文史方面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教授，如文学家朱自清、哲学家冯友兰、版本学家赵万里等，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一代大家。但钱钟书却并不屈服于这些权威，他时常会在谈话中批评和纠正他们的一些失误，见解之独到，论断之深刻竟使这些大家对其刮目相看。在清华，文史方面的几乎所有专家都被钱钟书品评过一番。
郑朝宗在《怀旧》中说：“他随时都在动脑筋，读书的时候是他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所以每读完一书，其精神实质全被吸收。最难得的是好学不倦，不论处什么环境都手不释卷。他好比一个精神世界的美食家，什么品种的美味都要尝一尝。”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此言极是。
与夫人杨绛的清华之恋
在清华读书期间，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情发生了，他认识了正在清华读书的杨绛。
杨绛1911年生于江苏无锡，本名杨季康。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清华大学的女生很少，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就更少得可怜。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容易得很。杨绛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大律师杨荫杭先生的女儿，名门闺秀，气质上是有些“与众不同”。她不像一般女生那样爱打扮、爱显摆。她身材窈窕，衣着朴素，面容白皙，“清水出芙蓉，天然去粉饰”，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是众多男生梦寐以求、穷追不舍的女孩子。
那是1932年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见到了杨绛。杨绛见到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子不高，面容清癯，显得瘦小，虽算不上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机智和自负。
而研究生杨绛呢？娇小玲珑，温婉聪慧，活泼可爱，朴素典雅，别具一格。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无不兴致大增。
钱钟书很有魅力，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诙谐幽默，使得他光彩照人。交谈后，两人才发觉确实很有缘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就曾跟母亲到过钱钟书的家，当时钱钟书没在家，自然没法见面，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了“前缘”，这不能不说是缘分。再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都是无锡的名士，同被誉为“江南才子”。借用一句过去才子佳人小说里的话，真可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分还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学上的共识与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这些，无不促使南国佳人杨绛与清华才子钱钟书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杨绛与钱钟书相爱了。但他们并没有陶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消磨时光，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默契交融，文学更是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采，热恋期间，他给杨绛写了很多情诗。有一首诗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他最为得意，称“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诗中有一联曰：“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蜒动荡却捉摸不透；心中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众所周知，宋明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钱钟书却化腐朽为神奇，把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算得上是独一无二。
1933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清华早就有意让他留校或攻读硕士学位，可是他一口拒绝了。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召他赴上海光大任教，这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侵占东北，华北危急，清华的教学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钱钟书这一届毕业时，许多学生都纷纷离开学校，投入到社会的洪流之中去。华北的局势越来越不安定，可以说是导致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33年初秋，钱钟书在家度假，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仍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不料杨绛寄给钱钟书的一封信，被钱父看到了，老先生不打招呼擅自拆阅。这种庄重严肃而又带有封建家长的作风很有点像《围城》中的方遁翁。但老先生看过信后，对未来儿媳大加赞赏。因为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认为杨绛大方懂事，能体贴理解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合适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高兴之际，也不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亦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很赏识钱钟书。尽管两人是自由恋爱，但是还得返回来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过场”。钱父领着钱钟书去见杨绛的父母，正式提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媒人，再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一家大饭馆举办酒席，宴请双方的族人及至亲好友，男女分席，订婚礼也颇隆重。
订婚后，杨绛就是钱钟书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了，不过她还要上学，仍要回北京清华读书。钱钟书则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
1935年夏季，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