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内容简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新版）是章含之迄今最完整版的回忆录。此新版很多照片是首次公开发表，图说均由洪晃亲笔撰写。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乔冠华的妻子、新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和外交官。史家胡同51号，因着它的几位主人而著名。他们的荣耀与屈辱，连同四合院曾经的“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一起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阴晴变幻，共和国岁月的悲欢离合、人生的起起伏伏……

　　章含之，从毛主席的英语教师到外交部翻译，从亚洲司副司长到外交部部长夫人，其间卷入并见证了多少政治风云。这位美丽、优雅的名门女子曾梦想做一名话剧演员，却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置于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演绎悲欢起伏的传奇人生。

　　章含之同乔冠华，曾活跃在联合国的外交历史舞台上，见证了中国外交史上辉煌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她用自己特殊的经历记录了章士钊、乔冠华的精神世界，忠实记录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讲述大红门里三代人的恩爱情仇。

旧版序

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即将出版。最初是和老友肖关鸿谈到出这本集子的想法。这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但是我总是拖拖拉拉，到了最后一个月才紧张起来，日夜赶写，血压都升高了。这都怪我自己，我的一生好像总是很被动地被别的人或别的什么力量推着走。

　　不过出这本集子我是很高兴的。起初，关鸿说我在上海出的两本集子都早已买不到了，但读者还有兴趣，问我是否可以重出一版。我马上同意了，因为我也常收到读者来信，问我何处可以买到，书店没有。我就从自己所剩不多的“书库”中寄给读者。但是，我与关鸿都认为不要简单地重版，要有点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所以，我把《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收进了集子，并以此为书名。此外，我又赶写了一篇《昨日旧事残梦》。我承诺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但却从未真正涉及的阶段。但到我落笔时却百感交集、举笔艰难。1971—1983年这十二年，浓缩了我一生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奉献。大概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短短的十二年中经历了从天堂到炼狱。这十二年中我得到的耀眼光彩使我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而我所获得的爱情令世人羡慕，不仅因为乔冠华当时是叱咤风云于国际舞台的佼佼者，而且我们这样年龄相差二十二年的忘年恋爱得这样深、这样真，也这样艰难。但是也就在这短短的十二年中我所得到的这一切又消逝得这样快、这样残酷。从光辉的顶峰一夜之间我和冠华被推进了可怕的地狱深渊。我失去了一切……最后失去的是我唯一的财产——我的爱，我所爱的人。那时我的肢体还健在，但是我的灵魂却是空的。人生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那年上海的冬天是那样冷，彻骨地冷。雨是那样多，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一个一身黑衣、头戴黑巾的幽灵多少次在黄浦江畔徘徊……

　　在生与死的关口，使人活下来的不仅仅是生的欲望。在那年寒冷的冬天，对于我来说死的诱惑更大。但是我不甘心就这样沉默地从人间消失，不甘心历史就这样被歪曲。于是我活下来了。

　　这段逝去的岁月在我写完《十年风雨情》之后就深埋在心底了。我竭力去寻找新的生活、新的激励，甚至新的情感。但是，当我开始写这篇《昨日旧事残梦》时，我才知道，那伤痛依旧存在，它只是被轻轻地掩盖而已。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薄薄的纱布，再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真的无法再一次直面那原以为已成过眼云烟的过去，最后我选择了逃避。我必须向读者致歉，那篇文章写得很不充实，很零乱。我竭力想写得轻松，竭力想避开伤痛，结果我自己也很不满意。我只能承诺，在我有生之年，如果我的感情真能变得坚强一些，我也许可以给历史、给广大读者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当我坐在这座我生活了四十二年的四合院中重写这里发生过的一切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遗老”两个字。这使我自己十分震惊，不知不觉中，难道我真的变成了沉湎于过去的“遗老”，只能絮絮叨叨地讲述这院子中过去发生的事了？！我的生活就真的只有过去，没有现在和将来了？这本集子题目为《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我一直想的是这大红门是从门外跨进来，展开这院中的历史画卷，揭示这院中曾经生活过的人们的悲欢离合。但是此时此刻在我匆匆逃离昨日的残梦时，我却猛然醒悟，也许这大红门也应当是从里面往外跨出去。我也许应当把自己的情感跨出这大红门，寻找新的生活起点，那时再回头看这两扇大红门时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呢？

　　从这里我又想到，我写的四合院总是停留在我们两代人——我的父亲和我与冠华。我从来不曾想过这院中还有个第三代，女儿妞妞。我一直觉得她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妞妞不赞成我把自己埋葬在这院子里，埋葬在早已逝去的情感恩怨中，我却觉得她完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人沉重的心路历程。前不久在上海福寿园为父亲的铜像揭幕，学者们都认真地论述父亲的一生，妞妞最后讲话，却说“我觉得我爷爷特别‘酷’，他我行我素，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说些什么”，还说“我不喜欢老讲继承，我喜欢多讲创新”。听众里老一辈的摇头，中青年却大为赞赏。回到北京，这件事总在我的脑中盘旋，我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四合院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一个第三代。我们家这一百年中的三代人似乎浓缩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一百年前，父亲是反清战士，参与辛亥革命。五十年后我造了父亲的反，成为共产党员。今天，又是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妞妞是这院中的新一代，她也正在造我的反，试图把我从过去拉进现在。她降生在这个大红门内，十二岁时从这个大红门中跨出去，但她保留着大红门的情结，十多年后又从大洋彼岸重新跨进了大红门。只是她带进这大红门的已是崭新而陌生的气息。她经营的新概念媒体刊物、她的生活方式都太超前，使我无法完全理解和接受。她的“离经叛道”在我看来已不属于这个院子。但这些天，我却不能不问自己这难道不正是四合院变迁的一个新的里程吗？我凝望着院中那棵最老的海棠树，它的年龄和妞妞相仿，我们搬进5l号时，它刚刚栽上，如今已是枝茂叶盛，给了我们半院子阴凉。四十年来，海棠的老枝已经枯死不少，如今旺盛茂密的多半已是新枝。老干新枝交叉在一起，构成了这棵充满沧桑感的老树。历史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还想到这大红门中的第一代人我父亲，他的结局是完好的，因为他一生遵循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信念，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第二代人的我却是个最大的悲剧。也许那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我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信念、自己的梦。现在到了第三代人妞妞，她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在挑战这四合院的过去。她不会再让任何这院中的悲剧重演。我终于心情开朗起来，似乎在陈旧的院墙中看到了新的生机和未来。但愿这大红门内的四合院会随着妞妞这一代人往前走，周而复始，永不停息！

史家胡同51号

　　洪晃

　　我的关于过年的所有记忆，都在史家胡同51号。至今，我心里的家还是史家胡同51号，虽然，这本再版的书几乎是纪念我最终和我母亲的骨灰一起被赶出了史家胡同51号。

　　我外公在的时候，过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躲在他的太师椅后面看所有来拜年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个老头，像电影里面的地主，穿着大马褂，外面还有个棉背心，头上顶着瓜皮帽，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老爷子印象特别深，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学者，“文革”的时候被斗死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我的干妈，小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干妈姓周，她每次来拜年都要带好多好多衣服，每件都是她亲手给我做的。她就是个上海太太，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那时候就她的花样很多，烫了个蜜蜂窝的高高的头发，穿着很紧身的花棉袄，一扭一扭地走到外公面前说：“章老爷子，晚辈给你拜年了。”每次我干妈这身打扮都能把外公逗笑了。大概解放后这种女人实在太少见了。

　　“文革”的时候，史家胡同51号是最热闹的，这里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大部分是我爸爸的家人，有我小叔叔，北大一个数学系的高才生，学校武斗了，他就躲在51号陪我外公聊天，给我讲小人国的故事。我六岁那年，大人允许我和他们一起熬夜，我就逼着小叔叔给我讲了一晚上的故事，一直到他讲着讲着自己睡着了。后来，小叔叔被分配到贵州去了，他是老三届，我们想了各种办法不让他去，好像都不行，因为他大学毕业了，要服从分配。小叔叔从史家胡同走的那天是阴天，我跟着他屁股后面哭哭啼啼的，拉着他的衣服边儿。他昂首挺胸，背着一个军书包，我爸爸走在他旁边，帮他拎着一个旅行袋，不时地拍拍他肩膀，安慰他两句。我们就这样从史家胡同51号走到北京火车站。

　慢慢地，人都走光了，新年也越来越冷清、凄凉了。我外婆是在1970年新年后过世的，所以那年的春节，可怜的外公一个人躺在床上，只有阿姨给他端点年夜饭，其他人都到医院里去陪外婆了。年三十那天，外婆精神非常好，年夜饭的年糕还吃了不少，大家都觉得她也许马上就能回家了，结果没几天，人就没了。大夫说，年三十晚上是回光返照，说老人走之前经常会有一天特别好，为了和亲人最后聚一下。那天晚上，医院破例让我们在外婆的病房里支了一个她最喜欢吃的菊花锅。

　　外婆走了之后我也被送进了寄宿学校，平常就我外公一个人在家，一定非常寂寞。之后，外公身体不好，记得那时候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医院过年，我们做好了饭菜，拿棉被包好，带到医院病房和外公一起吃年夜饭。我那时候很胖，但是巨能吃，家里人都不许我吃，只有外公，躺在病床上说：“让妞妞吃嘛！”

　　1973年，外公去世了，我9月份去了美国，史家胡同51号院就成了乔部长的家。据说那些年间的春节，51号又热闹起来，回到我小时候那种气象，来拜年的能踩破门槛。那年头没有大款和老板，所以部长是非常值钱的，不像现在，说什么北京的部长能拿箩筐装。但是那几年我不在，我1977年夏天曾经回来休假，可以体会当时史家胡同51号的盛况。我家旁边的55号是外交部宿舍，一天回家，突然从那院儿里出来一个阿姨，手里拎着一筐苹果，冲到我的面前，死活要把苹果给我，嘴里说着：“问你妈妈好，问乔部长好！”

　　但是不到一年，我就在51号过了我这辈子最惨的一个春节。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乔冠华的部长被撤职了，他和我妈妈都被隔离审查，就是现在的“双规”。我妈妈被关在老外交部楼里一个储藏室里面，乔冠华被一个十二人的学习班关在史家胡同后院，我从半个高干子弟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四人帮”爪牙的后代。春节前，驻联合国的使馆把我们从美国人家招回来，告诉我们一周内回国，我知道是因为我家里出事情了，其他四个孩子多少是陪我回去，因为其实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还没有结束。我们春节前回到北京，外交部没有让我去找我父亲，而是在史家胡同的前院把司机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住，让我也好好交代问题。回来以后他们轮流找我谈话，问我知道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说不知道，这绝对不是我犟嘴，或者有斗争意识，只是我那时候是个十六岁的孩子，除了觉得这些大人完全像美国电影里欺负人的恶霸，对其他事情都毫无概念。后来，这些问话就越来越不友好，再后来，干脆把我外公的图章、烟枪、部分书画，我妈妈的照相机、录音机都摆在我面前，以命令的口气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收了。至今这些东西没有还给我们。这天是1978年农历的腊月二十九。

　　第二天大年三十，我跟学习班的人要求去见我父亲，他们笑嘻嘻地说：去吧，去吧，随便去。你又没被隔离。我问他们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在什么地方，他们都哈哈大笑，说：你还以为你是高干子弟，我们得替你找你爸！之后，乔冠华带来的保姆梅阿姨就差我出去买点虾，她说不管怎么样，是过年，她想给乔部长做点好吃的。再说，作为“黑帮”子弟，我也应该学会干点活儿。

　　我拿着供应本跑到东单菜市场，已经快关门了。但是还是买到了点虾。走到家，大红门关着，我使劲按铃，就是没人开门，我开始喊，还是没人。我突然意识到，也许“黑帮”子女在大年三十就是卖火柴的女孩，冻死在门洞里。我开始真的害怕了，坐在门墩上开始嚎啕大哭。最后是邻居杜大妈救了我，看见我哭，把我拽到他们家去过的年。

　　也就是那天晚上，杜大妈和她一家给我讲了乔冠华是部长的时候，51号有多少人来拜年。“多得吓人，比你外公在的时候多！”杜大妈说，“那好日子你可没赶上。”春节过了以后，我决定去找我父亲，或者干脆搬到杜大妈家去住，要不就去朋友家。我打好了包裹，从51号出来，真的没感觉我还会回来。胡同里，我又碰到那位苹果阿姨，她瞪了我一眼，吐了我一口吐沫，恶狠狠地说：“四人帮爪牙！”我的吃惊和半年前她塞我苹果的时候没什么不同。我开始长大了，开始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政治。

　　1979年春节前，我已经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那天是周六，我上中班，办公室来了一个女的，说是外交部的，找我。我两年没有回51号，更不想跟任何外交部的人有来往。所以对这个阿姨我态度很坏。她却很耐心地把我拉到一边，说：你妈妈回家了，乔伯伯也在家，快过年了，你回去吧。

　　“你是谁？”我问她。“我是你妈妈学习班的，看她的。但是现在我们俩是好朋友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马上回去，缓了两天，心情很复杂。后来那个阿姨又来了，说：你怎么还不回去？你妈难受死了，以为你不认她了，要和她划清界限。听到这个我马上回家了。

　　1979年的春节我们又是在史家胡同51号过的，那年特别热闹，因为我妈妈刚被放出来，所以大家都决定要好好过。我舅舅一家过来了，带着我的表哥和表妹，我们买了很多鞭炮，说要把外交部学习班的晦气用鞭炮赶走。几个小孩对东西的贵重毫无概念，拿了一个巨大的玻璃盘子放鞭炮，结果一个火花进了盘子，里面所有的鞭炮和盘子一起炸得粉碎。那年大人都心情好，没有骂我们。后来才知道那是基辛格送给乔冠华的礼物，是水晶的。

　　妈妈放出来之后，我只在51号住了两年，就又自费出国上大学了。当时去的是纽约州立大学，我妈妈还挺不高兴，一是我爸爸联系的，二是她觉得我应该上个好学校。可是我当时男朋友在美国，所以怎么可能听妈妈的劝，再等等出国，火急火燎地走了。

　　这一走就是五年，就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乔冠华去世了，我妈妈没有告诉我，我是在《纽约时报》上看见的。我往51号打电话，没人接，怕妈妈想不开，出事。后来才知道妈妈去南方在黄宗英阿姨家住了一阵子，51号对她来说也是很伤心的地方。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