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之子：一辈子不知撒娇是啥滋味

　《我的母亲杨沫》

小说《青春之歌》及其改编的电影都是红色经典。

　　母亲作为一个作家是杰出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

　　孩子生下后，她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据母亲自己说，她跟张中行同居后，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在农村，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幼小生命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母亲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放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 岁哥哥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到生第四个孩子时，母亲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到要生我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我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我成年后，妻子曾说我连擦屁股都不会，怎么搞的？因为母亲就从没教过我怎么擦，怎么系皮带，怎么剪指甲……母亲嫌麻烦，把我往托儿所一送了事。

　　母亲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抱过她，亲过她，给她过生日。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我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过过生日。更没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哥哥也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大多数人都不像现在的父母那样关爱孩子，那时人们都埋头工作，把工作当做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事，孩子的事是私事，常常排在后面。但像我母亲这样冷淡孩子，孩子病了也不在乎的却依旧是少数，并不多见。

　　我小时候曾患肠粘连，疼得满地打滚，吃什么吐什么。保姆看我痛得难受，吃药也不管用，一再去北屋向她报告，她都无动于衷，继续任我疼得呻吟，也不过来看看我。几天过去，我已奄奄一息，保姆向她通报再不看可能要出事，她才让哥哥带我去医院看病。医生检查之后马上动手术，后来对家人说，我的肠子都黑了，涨得快要破，再晚就没救了……母亲童年时得了病，父母一点不管。她拉肚子、冻伤脚、发烧感冒都没人理。所以自己的孩子得了病，她也没有去医院看的意识。她小时候得病后，都不治而痊愈。所以孩子得病，她并不着急。

　　哥哥上初中时，有一段时间肚子总疼，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左侧肚子疼。以后查了多次，也弄不清楚什么原因。母亲和父亲就认为哥哥是故意装病，以索取关爱和照顾。哥哥疼得无心上课，含着泪说：我不是装病，是真的难受，真的疼呀！母亲依旧严词批评他：一个大小伙子，不要那么资产阶级贪生怕死，娇滴滴，无病呻吟——其实哥哥是一种神经性腹疼，源于母亲遗传。

　　困难时期，我正上初一，平时住校，饿得要命，整天就想着吃，回家也吃不饱，每顿饭就一碗米饭。我只有到姑姑家，才能敞开肚皮吃饱。姑姑家很穷，没有高干补助，可从来不管我要粮票。而我家的保姆却严格执行父母的命令：不交粮票不给吃饭。

　　父亲浮肿了，他们买了不少高级糖、高级点心、高价营养品，但这些吃的都放在他们的屋，他们出门就锁门，不容孩子染指。他们认为他们是老干部，比孩子重要，先顾他们要紧。

　　我曾用报纸上的宣传，衡量过自己父母：不关爱自己孩子的人能关爱人民群众吗？对自己孩子冷酷的人，能对人民群众热情吗？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我渐渐发现，对自己孩子不好，对外人好的父母大有人在。这种父母对亲人冷酷，一毛不拔，对外人热情备至，有求必应。因为在那个时代，对外人热情，对亲人严厉，会被认为政治觉悟高，有阶级感情，先人后己，会受到媒体、单位和周围人的肯定和赞美。而对自己家人好，再好也不会得到官方的首肯和奖励。反倒会被认为儿女情长，觉悟低。儿女情长在那个时代是贬义词，表示你境界不高。

　　“文革”中，父母怕抄家，曾把一千块钱放在罐子里，埋在地下。等他们处境好些后，让哥哥去把罐子挖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父母马上怀疑是哥哥把钱贪污了。哥哥没有偷，当然不承认。一次，哥哥与母亲争执起来，母亲大骂哥哥是“愚而诈”。平时温顺的哥哥气愤至极，不知怎么迸出一句：“杨沫同志，你别这样冤枉好人！”

　　母亲哪能允许孩子当面顶撞她？立即与哥哥断绝一切来往。但哥哥还没成家，没有去处，只能住在家里。从此，父母与哥哥一句话不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一天，哥哥发高烧，连续几顿没吃饭，躺在吃饭屋的床上，盖着厚厚棉被。父母围坐在一旁的饭桌吃饭，视而不见，一句关心话没有。

　　5年，父母不跟哥哥说一句话。最后，还是经过徐然姐姐做工作，洗清了哥哥身上的疑点，母亲才与哥哥恢复来往……

　　晚年终于母子一场

　　我对母亲的感情难以用几句话说清楚，非常复杂。我病危时她拯救过我，我被打成“反革命”后，她又帮助过我，我没有工作，她还曾一口气帮我写了五封信……令我爱她。可她不关心我，不把我当回事，还动不动跟我断绝关系，让有人认为我的妈不是亲妈，深深地伤害了我，令我又恨她。

　　到了晚年，她又回归了正常的母性，我亦难忘，亦心酸。这种复杂的感觉一言难尽。如同芥末、葱头、蜂蜜、蚁酸、辣椒、臭豆腐混合在一起，无法形容。

　　但不管母亲有多少毛病，怎么缺少母爱，理智告诉我，她还是值得尊敬的。在民族危亡时刻，她没有窝在大城市北京过舒适安稳的小市民生活，却来到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个亮点。母亲战胜病魔，苦熬数年，写出了《青春之歌》，真实客观，独树一帜，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全国的轰动，这是她生命中第二个亮点。 走出极“左”桎梏，她自己虽然年迈体衰，风烛残年，却挺身而出为那些弱者拔刀相助，是她生命中最后的亮点。

　　何况，晚年她又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那么多的信任，那么多的提携。我缺钱，她给我找钱；我缺住处，她给我提供住处；我缺关系，她给我介绍关系……临终前还多次呼唤我的小名，足足弥补了过去的欠缺。

　　从75岁之后返璞归真，还原为一个完整正常的慈母，与我终于母子一场。而我已42岁，胡子拉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