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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书店，看着满满当当的书，熊召政在心里轻轻感慨：“汗牛充栋啊！熊召政，你如果想让自己的书放在这里不是当填书架的摆设，就回去好好写。”
从1993年下笔写《张居正》到2002年完稿，上面的场景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每当灰心、疲惫、写不下去的时候，熊召政就到书店来一番这样的自我激励，再回到书斋，拉上3层窗帘，开了台灯继续埋头在稿纸上。这样坚持了整整10年，他成功了，2005年，《张居正》一书获得了当年的茅盾文学奖。如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开始热播，熊召政站在了万人中央。
明朝只有一个宰相
提笔写《张居正》时，熊召政正处在自己的一个转变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了20年的愤青，已经不再轻易喊着要改变世界，而开始沉下心来去想，推动社会变革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他扎进历史书里，把史上有名的改革者一一找出来重读，读到张居正，目光就再也无法离开。这个人太与众不同了。
张居正是典型的草根出身，他的祖父是个看大门的，不想让子孙重复自己的老路，就省吃俭用培养独子张文明读书入仕。张文明20岁考中秀才，第二年有了儿子张居正。张居正更厉害，13岁考上秀才，16岁就和父亲一起到省城武汉考举人。
湖北的抚台顾东桥担任主考官，他看了张居正的文章赞赏不已，与张居正一番谈话后，顾东桥解下自己的腰带送给他，告诉他说：“年轻人，你将来要为国家承担责任，我这根腰带送给你，但你将来不会系这根腰带，因为这只是省级官员的腰带，而你是要佩戴宰相腰带的人。”
后来，张居正果然当上了宰相。上任的第二天上午，他给一位官员写了一封信，诉说心志，这封信的内容，让熊召政印象深刻：“他说，自己当宰相不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改革弊政，富国强兵。他写道：‘我知道改革非常艰难，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哪怕所有的明枪暗箭朝我射来，哪怕所有的陷阱在前面等着我跳，我在所不惜！’”
张居正上任后首先整顿吏治，从中央部门开始，3个月裁了6000人。“当他宣布打发这些人回家的时候，人家气得想要挖张居正家的祖坟。想想看，这些高级干部混了一辈子才坐上今天的位置，你一上来，人家什么都不是了。”很多人跟张居正的仇怨就这么结下了，甚至延续到今天。熊召政就曾亲身经历过一回。有一次他应邀到一个地方讲张居正，一个听众站起来说，“你说张居正是一个改革家，可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奸臣。”熊召政下来一问才知道，这名听众的祖上在明朝时是个大官，被张居正革职回家了，临死之前立了一个家训，世世代代都要记住张居正是奸臣。
张居正领导的改革，不但得罪了强势集团，也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两大集团对张居正的态度是一致的：或者尽可能地贬低，或者干脆绝口不提。直到近代，才有梁启超为他说了句话：“明朝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朱元璋，也只有一个宰相，是张居正。”
“我就是张居正转世”
1998年的清明节，熊召政从武汉到荆州拜祭张居正，一路打听，却几乎无人知道张居正是何人。熊召政到当地文物局询问，才最终确定张居正的墓地所在。
走过泥泞的道路，到达墓前，熊召政愣住了。那只是一个小坟堆，已经被水淹得十分松垮，周围堆着大量垃圾。张居正生前为国家民生励精图治，死后被抄家削爵，子孙或自尽，或被流放，连家乡的百姓都无人记得他。熊召政在墓前站了许久，无法平息心头的震惊，他对着坟墓鞠了一躬，发誓“我一定要让人记住你”。从墓地走出来，熊召政看着自己满腿的泥浆，忽然间对张居正心有戚戚，“我感觉他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在这个时空点上交叉，我就是他的转世。”
回家后，熊召政在书房写下一行字：文学大三峡工程开始。从此，他不再出席应酬，每日深居简出，甚至将家具摆设都换成明朝的风格。有5年的时间，一个人在书斋，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和外界联系，白天也将三层窗帘拉上，打开台灯用钢笔写作。
熊召政把写成了的37万字手稿给朋友读，朋友很快还了回来，“他告诉我，写得很像学术研究，实在读不下去了。”熊召政深受打击，拿着书稿反复思量，最后拿起打火机就点着了，“我非烧了它不可，因为人都有惰性，要是我留着稿子，在这个基础上改，根本就改不出来。必须重写。”第二稿完成后，他印了很多份，从教授到下岗工人，一一请教意见。拿回来之后，他又一把火烧掉，信心满满地提笔写第三稿。一气呵成写到最后一章，熊召政知道，这部书，成了。他放下笔，在书案前大哭：“我和你风雨相随，整整10年，现在你要离我而去了。”
为张居正正名
如果早20年，熊召政或许很难对张居正有这么深的认同。那时他志得意满，“人往往阅历越浅，越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时，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画了一个圆圈，觉得这个世界都应该按照这个圆圈去运转才行。”
今年57岁的熊召政，算是个成功者。17岁开始写诗，25岁时，凭借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全国首届中青年优秀新诗奖。30出头就当上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杂志《长江文艺》副主编。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到广州参加笔会，买不到软卧车票，托朋友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朋友告诉他，现在卧铺车票只有高干和有钱的个体户才能弄到，当作家很难有这个待遇。熊召政听了，走到垃圾桶前把车票一点点撕碎，转身下海当了商人。他做过高尔夫俱乐部，也当过房地产商，样样都做得风生水起。等他再写作时，已经没有衣食之忧，心态也变了，“经历过事情，懂得换一个方式和角度去看问题，想想别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这么做。”
武汉大学教授昌切曾评价熊召政，“周旋于官场与商场之间，对官商两界的内幕多有了解，深有会心。一旦重新操笔写小说，自然会推己及人。”熊召政告诉记者，写张居正，他下意识地将自己对官场文化和潜规则的所见所想融入其中，当记者请他举例说明时，他停顿一下，淡淡说了一句：“太多了。”
理解张居正的过程，熊召政也在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把道德观放在第一，我也算是读书人，也曾经承袭了这样一种道德优越感，但后来我慢慢反思，一个人做人很好，和他能否担当责任，是两回事。张居正用人，主张用循吏，不用清流。循吏是既让皇帝放心、又让百姓获利、造福一方的官员。清流官员的个人品质非常好，清廉一世，但也—事无成。”
张居正以强硬的手段革除利益集团，又打破读书人的道德优越感，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来的结局不会乐观，但仍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我写书为他正名，不是要提倡做官可以不讲道德，而是想让人们明白张居正的苦心。因为读书人很难放下身段，而做事情往往会和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这就需要变通，一味坚持道德标准，往往做不成事。张居正就是主张不要顾忌个人名声，要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心态来做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