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崖边的贵族: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
《悬崖边的贵族———蒋友柏: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周为筠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5月
“第一家庭”的“家庭日”
蒋家有个沿袭多年的家规--“家庭日”,这天是一大家人团聚的时间。爷爷蒋经国在世之时,每周四中午都是友柏全家去见爷爷的家庭日。蒋友柏叫爷爷蒋经国为“阿伢”,叫奶奶蒋方良为“阿娘”,按照原汁原味的奉化方言叫法。
在蒋友柏的童年时代,爷爷蒋经国在台湾政坛的地位早已十分牢靠。
蒋经国于1978年5月顺利当选为“总统”,但一直低调的他就职当日即对外指示: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刊上,因为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领袖”,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和公民。也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蒋经国不光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也真的放下架子,出现在普通百姓之中。他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以“新人新政”鼓舞日益低落的台湾士气,改变民众对蒋家及国民党的恶劣印象。
蒋经国与蒋介石风格不同。蒋介石保持的是传统帝王领袖作风和派头,从不轻易与人握手,从不与民同乐,非自家厨师的饮食不吃。个人在公众面前比较严肃刻板,处处要显示出不凡的领袖气势与风度。
而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早年在苏俄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使蒋经国拥有超凡的吃苦精神。上世纪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他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就算后来贵为“总统”,每次外出视察也直接到小饭馆吃盒饭。为视察建设中的一条公路,他竟可以进山21次。在1980年永安矿难发生后,他可以做到挨家挨户地慰问。
蒋经国的“亲民秀”绝非一般政治人物可以做到,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
在众人眼中严厉却又亲民的蒋经国,在蒋友柏看来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纵使他贵为万人尊崇的领袖,在友柏面前也只是一个普通家人。
在年幼的友柏眼里,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经常穿着素色的夹克外套,戴着鸭舌帽,穿着布鞋,整日在外面奔波。他与士兵拼酒、与少数民族一起嚼槟榔;他不结交商人文人,只有民间友人。他就像台北街头巷尾的老爷爷,没有丝毫大官架子和官僚气息,吃的用的和其他家人一样。他可以跟小友柏开玩笑,可以经常讲故事给他听,甚至趴在地上给孙子当马骑。
虽然蒋经国没什么架子,但对孩子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从吃饭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蒋友柏兄弟每周都要陪爷爷用餐,但是用餐礼仪完全是军事化管理。
例如,大人没动筷子前,小孩子不能先动筷子;吃饭时不能讲话,手肘也不能放在餐桌上;饭菜放进嘴里后,嚼东西时嘴不能张开;一定要把自己碗里的菜肴吃完;吃完后要把空碗收拾好,放在盘子上;大人动才能动,大人停也要停;离开餐桌时,一定要说“爸爸、妈妈,我吃好了”,等大人说“可以”之后,才能在说完“大家慢用”后离开座位……
这个规矩蒋介石以前是这么教蒋经国,蒋孝勇小时候蒋经国就这么教他,现在蒋经国又这么教孙子。俗话说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蒋家的规矩这样代代相传,到了第四代真的有些贵族的教养了。
蒋经国非常疼爱友柏,对小孙子的脾性摸得一清二楚,认定他做事不喜欢按牌理出牌,喜欢剑走偏锋。俗话说三岁看老,蒋经国在友柏和友常两兄弟还小的时候,就和蒋孝勇夫妇提过:“友柏,将来会在事业上面有所发展,是属于开疆拓土的性格;友常,将来会是个将才。”
蒋经国阅人无数,果然预见非凡。他的两位孙子多年后的确如此,哥哥蒋友柏为事业负责开域,频繁曝光;而弟弟蒋友常则镇守一方,鲜有露面。
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可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尤其是那个前恭后倨的李登辉。一种压抑的气氛开始向蒋家靠近,早晚这股怨气会发泄到他们头上。
在蒋友柏幼小的心灵中,从这时起就隐约地感触到政治的险恶,但又不知道这么大的变化究竟为什么?
蒋友柏知道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他和妈妈朝夕陪在父亲身边,希望他能稍微高兴点。这段时间蒋孝勇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蒋孝勇自己的话说:“我失去最多,因为我失去了父亲;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为我只失去父亲!”
的确,父亲蒋经国的离去,让蒋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因为蒋经国在世时,蒋孝勇整个生命重心都在父亲身上,父亲说走就走,这让他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加之李登辉上台掌权后,急于摆脱两蒋在台湾政界的影响,纵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蒋”的活动,开始对台湾政治体制大动斧钺,实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蒋化”改革,岛内的气氛与蒋经国时代如同隔天换日,大家都有预感———台湾要变天了!
昔日两蒋被塑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而他们身后的政治冤案如孙立人案、雷震案等纷纷出笼。民进党“民间代表”逐步反攻倒算,在不同场合控诉两蒋的暴行。面对岛内一日甚过一日、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作为蒋家第三代“硕果仅存”的实力人物蒋孝勇,面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前后才几个月时间,让蒋孝勇仿佛感觉换了人间,尝尽世态炎凉。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虽然蒋孝勇一直身处权力的顶峰之上,但他深知变化莫测的政治险恶。他不想儿子友柏和友常日后也置身漩涡之中,过早地背上政治的包袱,被别人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和自己一样身不由己地遭遇政治的浊浪。蒋孝勇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对政治有所批评,但绝对不卷入是非圈里!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免不了还要趟政治这潭浑水。若能就此离开台湾,去个单纯的环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来,思考要往何处去了吗?
蒋家过去和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总是连在一起,但终究有一天要有一个休止符。蒋孝勇希望这个休止符由他来画。
其实在这个家庭里最先动了移民念头的是方智怡,她在1984年蒋经国尚在人世时,就因为蒋友柏小学即将毕业,为了大儿子的教育问题,曾向丈夫真诚地探讨过,由她来带着孩子出境读书。但是当时蒋孝勇是死活不答应,认为一家人要走的话也是一起走。父亲蒋经国需要他侍奉,而且政治上也决不容许。
时过境迁,蒋经国已溘然长逝,李登辉虽然假惺惺地邀请蒋孝勇入主新政府,担任个一官半职,但蒋孝勇感到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在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下,蒋孝勇决定“逃离”台湾。
对这个决定方智怡是十分支持的,她和蒋孝勇相识8年才结婚,婚前就把很多问题想得很清楚,知道政治这东西远比想象的还要复杂,如今丈夫要决定远离是是非非,她自然是无条件地选择配合。
恰好方智怡姐夫张春旺在国外,曾经在加拿大东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留学并且工作过,对那遥远的国度和陌生的地方相当熟悉。因此,去加拿大的念头在蒋孝勇的心中萌生……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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