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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曾的虚与实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郭庆祥此次揭批范曾，自称“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 

范曾：画分九品，我是坐四望五 
 
      我不确定什么时候知道“范曾”，但我确切知道，无论美术界，还是学术界，对“范曾其人其画”（更不用说其诗作与书法）评价很低，言其虚伪炒作，是我所知的常识。收藏家郭庆祥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一文，不点名批评范曾“自我吹嘘”和“过度包装”，要旨也是指范曾虽然搏得“名满天下”，虚而不实。 
      然而，单纯以一个“虚”字来论范曾其人，是片面的；其实，范曾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范曾”，还有其“实”的一面。我们应当认识到，正是在“虚”和“实”两面运转操作，范曾都禀赋了超人的才能，才造就了今天在业内有识之士多以之为“虚”的“画家范曾”，却又是被媒体无奈感慨为“撼山易，撼范曾难”的“范曾大师”。 
      在《范曾自述》中，范曾自诩说：“当我有了这样的明确的发现之后，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在范曾的公开自白中，这样的自诩不胜枚举。读这些以地质灾害为表征的文字，你会以为范曾心目中的自我，是与我们的地球结了大仇隙，一味放肆于天崩地裂的梦想，是“务虚”。 
      然而，范曾又从“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受到启发”，官分九品，也将画分九品，将自己排在“坐四望五”之列。何谓“坐四望五”？范曾说：“第四是大师：前足以继往，后足以开来，一个朝代大概有十数人。他们的作品真正能够使你心旌动摇，能够使你在灵魂上有所升华；第五是巨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为不世之才，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第六是魔鬼，古往今来，中西画坛，仍付阙如，一个还没有。”（《语文报·高中版》2009年第33期）此说又让我们看到，范曾的“直插云天”，决非虚言，而是有算数有历史地把自己编排在“五百年一出”的“画王”之列，是“实求”。 
      以画名攀附官阶，这当然是范曾画家观的独到和务实追求。不过，无论官品，还是画品，古人均以一品为高；范曾反以一品为低。老子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在中国文化中享有至尊地位，何以在“国学大师”范曾的眼中如此卑贱呢？我以为，范曾是用了儿童算数“从小到大”的“实”的眼光看待古人眼中的“一”。 
      明人李开先有言，“画品论人皆逝者”，“以盖棺始定”。范曾自定画品，活人死说，当是五千年一出的绝响，其预支身后声名而用心之苦，若古人黄泉有知，定令“全古人震惊”。 

沈从文：范曾教育我懂得“损人利己” 

     1962年，24岁的中央美院学生范曾就胸有别裁地将自己的毕业创作奉献给郭沫若，为其“在特殊背境下”美化曹操的剧作《蔡文姬》画剧照《文姬归汉》，赢得“看此画后竟激动得夜不成寐”的“郭老半夜题诗”，青年范曾顿成大名。 
      听其言，观其行，说50余年来的范曾“求名若渴”，还不足以表达其生命意志。范曾是“虚名实求”，把“身外之名”当作“分内之事”来做的。然而，范曾对自己的声名，在事关人格大节处，又分明“以虚对实”，将黑白真伪都“虚拟”了。 
      沈从文在其生前未刊发的《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一文中指出，“文革”时写大字报“揭发我最多的是范曾”，“过去老话说，十大罪状已够致人于死地，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范曾还捏造当时已“被发落东北”的丁玲诸人到沈从文家中秘密聚会，“即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是收获之一。” 
     针对沈从文该文的披露，范曾撰文《忧思难忘沈老》，一方面坚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相信沈从文先生的人格，他不会将当时同为釜底游魂的我作为鼎脔奉献给造反派的”，认定该文是他人“虚拟”；另一方面又表示为自己给沈从文写了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深自懊悔”，而“懊悔”的内容却是：“我只是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其间发生的一切，原因非止一端，然而大家同样概莫能外地在层出不穷的运动中颠簸，须要你表态，排队、坚定立场、表示忠诚等等，这其中包括我，也包括沈从文。”（《读书》，1999年 10期） 
      范曾既然声称自己给沈从文写的是一篇“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为什么还要“深自懊悔”？既然“深自懊悔”，又为什么要将自己的行为简单归罪于“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普遍受到左的路线的冲击”？沈从文所指范曾大字报“捏造罪名”、“损人利已”，与范曾自称的“假揭发，真包庇”，恶毒与善意之别，是水火不容的。如范曾自述，沈从文对范曾有“恩师”之义；据沈文所指，范曾对“恩师”的回报却是在其遭难时“损人利己”，这是个人品格大节之失，是不能以归罪于时代来开脱的。 
     画家黄永玉曾与年轻14岁的范曾在中央美院有师生关系。在写于1990年的《蝜蝂外传——为黄永玉画像》一文中，范曾说：“在四人帮猖披天下之时，我与黄永玉曾相濡以沫，那些动人情景，我是不会轻忘的”。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正是声称“我记得黄永玉的好处”的范曾，以万言书之势，从“十五个角度”，“虚实相生”地将黄永玉刻画成“欲壑难填”、“灵魂丑恶”的“矮小动物”――“蝜蝂”。范曾此文让今天“不知有文革”的读者见识了“文革大批判”中“致之死地”的毒辣。试想：1990年，文革已结束14年，经历了“拨乱反正”、年逾花甲的范曾尚且对师友如此不惜袭用文革旧技；在40余年前的“造反有理”时代，“追求进步”的青年范曾写出令沈从文痛感“损人利己”的大字报，是情理自在的。 
      这篇被范曾“裁定”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沈从文遗作《读范曾揭发大字报有感》，在范曾“辟谣”三年后，再次被正式刊载于岳麓书社2002年版《沈从文别集·顾问官》一书中，标志着对范曾的“虚拟说”的“否定之否定”，而且至今还广被传播、引用。范曾既然声称“确证”沈文是“虚拟”的，该文“主观恶意”又如此昭然，为何不“依法维权”，追究“虚拟”和刊载该文的责任人，并要求责任人消除影响，撤销此文？此事可忍，范曾何事不可忍？ 
      更重要的是，范曾如果真心要证自己的清白和善良，为什么不将自己写的这张“假揭发，真包庇”的大字报公之于众，以正视听呢？然而，时值今日，范曾对自己的“好人大字报”的具体内容只字不宣。这就让人看到，面对堪称对“范曾人格大节”作“历史否决”的“大字报事件”，范曾并非真心勇于正视，而只是障人眼目地虚拟是非。
      事关人格大节都可“虚拟”，范曾还有什么不可“虚拟”呢？ 

 
胡云鹏：范曾翻脸如翻书 

     但是，对沈从文虚拟以待的范曾，却“实对”郭庆祥。他不仅对号入座声称郭庆祥的不点名批评是对他人格的“诋毁污辱”，使他的“精神极其痛苦”，让其“社会评价下降”，而且以“侵犯名誉权”起诉郭庆祥。 
     其实，郭庆祥的“涉案文章”《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中的主要观点，即批评范曾“人物画如连环画放大”，“自我机械复制”和“虚假炒作”，并不是郭庆祥的原创，是数十年来业内很流行的看法。然而，范曾数十年来，对于甚至远比郭文犀利尖刻的“诋毁污辱”均“无知无觉”，将它们一律“虚”掉了。因为这个“虚”的妙用，在郭文之前，范曾让公众感到，他目力所及，全是被他的“不世之才”所震惊的“全社会”、“各阶层”，“每一位龙的传人”对他的“喜爱”。 
      郭庆祥的批评之所以使范曾的“精神极其痛苦”，非诉诸法律追究不能偿失，独特处在于，他用“范曾的流水线作画”证据坐实了多年来文化界一直诟病范曾的“对艺术不真诚，对社会不负责任”。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多年盘桓于“去国－归国”的“历史范曾”，是不可与2008年以后的“新生范曾”同日而语的，当今范曾有本钱对容忍多年的“诋毁污辱”不忍不容。因此两条，范曾对于郭文，就不能“虚了”，而定要“实对”。所以，虽然同样遭受“诋毁污辱”，应对以“虚”还是“实”，范曾是在自己的历史际遇中做选择的。 
      1991年10月25日，台湾名人画廊负责人胡云鹏，在中正机场当众拳打乘机来台的范曾，事后他向警察供称，此举是因为范曾为了商业利益，向他卖画后，又公开诬称他所购其画为假，“范曾的画是托人家的命而活”，当众打范曾就是要让世人知道“范曾翻脸如翻书”。记者询问范曾如何看待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暴力侵权”，范曾只以“遗憾”二字回复记者；而对于胡云鹏的“两人当面对质”的要求，范曾则只是一个无回应。（竹繁《画家范曾去台遭打》，载《炎黄春秋》，1992年01期）在法制社会，被当众施暴，是受了很实在的伤害和污辱，“不容诋毁”的范曾竟然不怨不咎，真是“翻脸如翻书”。当然，如果敢与胡氏对质，证明自己清白无欺，范曾此番雅量是可以照亮他的人格史的。 
      郭庆祥大概不很了解范曾其人在“虚”和“实”之间“翻脸如翻书”，只以“实”的精神去揭露范曾的“虚”，即所谓“扒光他的外衣”。其实，数十年来，大家都看得清楚，范曾作为“画家”中的“大师”，本来就没有“外衣”可扒的。放开讲，当今在风云之上走光的诸多“大师”，实是无视伦常的“文化裸奔”一族，若施以“扒衣”，无异于“扒皮”，实不可取；为纯化文明风气计，既然不能实行“取消大师”，我们就应当帮助他们学会“穿衣”。 
      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论画说：“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范曾其人，虚实相反，翻转无则，违人情伦常之远，实如其所言“六品魔鬼”之难为世间认同。范曾的口碑很低，除了业内人士普遍不看好他的书画品格（更不用说其诗文），恐怕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范曾在虚实翻转之间，让人不能把握他究竟是真爱名，还是假爱名；是爱真名，还是爱假名。一个人格，范曾虚实反用，给人的却不是“妙”。 
     北京昌平法院一审范曾起诉郭庆祥案，绕过郭文所指“范曾流水线作画”之“实”，而以郭文“贬损范曾”之“虚”，判决郭庆祥对范曾“名誉侵权”，根本是“越法评文”。不知在这个避“实”就“虚”的判决中，昌平法官是受了范曾的启示，还是偶合？

（载《东方早报》，2011－06－27，版面原因，见报文字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