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给中国书法“打分”?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灿烂的国粹。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被誉为现代“草圣”的于右任先生曾推出草书标准化,创立标准草书社。最近,著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王根权的《中国书法品评》一书公开出版,引起热烈反响。有关专家认为,王根权创立的“中国书法评判标准”少主观、多客观;少唯心、多辨证;少派系、多共识;少鬼神、多科学,是中国书法品评的良方。为此,本报就这一话题刊登专版,以期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最近,一种被誉为书法“国标”的“中国书法评判标准”,受到媒体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其评价不一,有说是中国书法评判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也有人说用这种办法来评判书法优劣“门都没有”。
对此为何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呢?近日,笔者专访了“中国书法评判标准”的提出者王根权先生及有关专家、学者,以探究竟。
书坛“怪圈”是起因
笔者从多年来从事中国书法研究、被西北大学艺术学院聘为研究员的王根权处了解到,他提出此评判书法标准的起因,是书坛诸多的“怪圈”。
第一个“怪圈”是“泡沫市场”。盛世崇文,乱世尚武。当今很多人热衷于书画收藏,期待升值,但书法市场泡沫太大,其价格波动违背了价值规律,离了谱。普通人无法评判书法这一特殊商品的艺术水准,故而难以确定其价格,往往只注重品牌和包装。一些利欲熏心的书画商抓住买家的这一心理,用优美的外包装掩盖低劣的质量,对购买者实施误导,次品成了上品,赝品成了真品,废纸成了宝贝。
王根权发现的第二个“怪圈”是“功夫在书外”。 这些年在书画界的展事、赛事中,参展、获奖的不一定是好作品,出局的不一定是差作品。一些评委,完全不考虑书作艺术水平的高低,只认门子,将一些平庸者说得好上加好,结果书坛注水大师满天飞,一些书法“家”,热衷于走门子、拉关系,而不在提高书艺上下工夫,这就是备受有识之士抨击的“功夫在书外”。
第三个“怪圈”是以“职”定价。有人一幅书法作品过去只卖500元,头天晚上宣布成为书协领导,第二天就升到5000元。一个人的书法作品的价格显然不可能一夜之间翻十倍。有家省级书法家协会曾按照会员在书协里的级别排列他们的作品价位,一般会员每平尺作品为300元至500元,书协主席每平尺达到2000元至3000元。一些“聪明”的书画家已不在艺术上动心思,而是在“官位”上下功夫,他们认为这是一条投入少、奏效快并能获得暴利的捷径。
第四个“怪圈”是“以丑为美”。王根权说,书坛不知从何时起兴起了丑书,趋之若鹜者甚多。有个人写的字没有一笔写到位的,但还被说成有特色,打破了传统,有创意。
“自古就是橡皮筋”
王根权毕业于空军雷达学院,学理工科专业,后又获得了西北大学文学硕士,长期在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工作。近十年来,他“打入”书法界,结识了上至全国书协领导、下至一般书法爱好者大量人士,对我国书法界的历史和现状比较熟悉,对我国书坛的健康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
王根权认为,书坛产生上述“怪圈”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书法没有严格的、客观的、具体的评判标准,传统的书法评判标准,实际上是一把没有刻度的橡皮筋尺。这就给书坛一些名利钻营者留下空子。王羲之就曾被南北朝时期不同的著名书评家授予不同的地位,魏晋时期曾被列为第51位书法家。200年后,唐太宗李世民独赞王羲之,才有了尊王的书风,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一直影响至今。
“王羲之被公认‘书圣’虽然时间长了些,却终有出头之日,那些遇不到贤者和“伯乐”的书法家,岂不是淹没于喧海了?”王根权叹息。
文学评论家、西北大学教授陈鸿儒说,中国古代的文论、书论中的学术语言,多是类比的办法。像《文心雕龙》提到许多文论标准,你说那不是标准吧,他谈的有道理;你说是标准吧,不好应用,操作性不强。王根权提出的书法评判标准比较科学,也有可操作性。
移植作文打分法
王根权在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工作了20年。陕西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制订出了一个作文评分标准,分为:立意构思、布局谋篇、遣词造句、卷面书写等四个基本项目,再将每一个项目具体划定出不同的给分范围。这样一来,作文的评分有了详细的、明确的评分标准,有效地抑制了评卷老师的主观随意性。这一科研成果被全国自学考试委员会评为二等奖,先是在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推广应用,后来又被全国高考采用至今。
王根权认为,要铲除书坛“怪圈”,书坛品评必须有一把刻度分明的“金刚尺”。书法作品的品评与作文评分很相似,如果也能采用这一方法,书法作品的滥评、乱评、妄评、错评现象就会得到遏制和纠正。于是,他将书法作品的评分标准分为点画基本功、结字造型、布局谋篇、表情达意四个方面,分别按照0至30、0至25、0至30、0至 15分评分,每个方面又分为三至六个层次,每个层次的打分差距限定在5分之内。这样,就把评委打分的范围,缩小在0到5分之间,不像过去浮动范围在0到100分之间。
不少人认为,相同艺术水平的书法作品,由于作者知名度不同,其在市场上的卖价必然不同。如果用王根权提出的评分标准,显然在市场上无法使用的。对此,应该如何看待呢?
王根权告诉笔者,他的这一标准,只是衡量作品的艺术水平。一个作品的价值,是由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声誉价值等三部分组成,一位有重要地位的名人和普通高中生写的书法作品,其史料、声誉价值显然不同。他的这个标准主要是想帮助人们区别书法作品艺术价值高低,杜绝以次充好,同时让人们清楚,名人书法作品能卖高价,是因声誉价值所至,不等于其艺术价值就高。
“怪圈”根源究竟在何处
出现王根权所说“怪圈”的根源,是否是因为缺少“金刚尺”?
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杜中信认为,书坛“泡沫市场”的主要原因是受商品经济影响,书法多元化。如今搞书的,有的是为了研究,有的是为了娱乐、消遣,有的是为了修身养性,有的是为了靠卖字谋生。就像厂家一样,他肯定要夸耀本人的产品最好。
“这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购买者大部分都不太懂书法,不是按照书法艺术水平在买作品,而是买名,看谁的名气大,”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薛铸说,“有人名片打上著名书法家,实际上我在陕西从事书法管理工作三四十年,都不知道这个人。有些人就是为了多挣点钱,所以不实事求是地推崇评价自己”。
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董建平认为,“泡沫市场”、“以‘职’定价”等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真正懂书法的人少,加之许多人的官本位思想严重,买、送书法作品时,过多是看职务,而不是看艺术水平,也分不清书法行道中是专业书法家,还是职业搞书法工作的官员。
董建平提醒,关于“以丑为美”的问题,要注意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真正好的书法家,写一些华丽过后一种回归平淡的“丑”字,是以稚拙来取胜,实际上有些字确实写的很好、很耐看。当然不能把此当做书法的标准。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连基本功都没有,他看丑怪容易夺人眼球,直接就去学。仔细看,他字里行间的线条、质感、造型基础都很差。这是不可取的。
打分能否消除书坛上的“怪圈”
王根权想用打分的方法,像消除硬盘中病毒常用的方法一样消除书坛“怪圈”。但能否奏效?
陈鸿儒觉得,最起码参照这个标准,能够杜绝关系作品、贿赂作品和没有水平的作品获奖、参展。
“按‘职’论价,以庸俗的社会关系学取代艺术的审美标准,不光是对书画本身有损害,对国民的素质、审美趣味和取向都有不良影响。”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陕西省书法协会名誉主席茹桂像大多数书法界人士一样对书坛这些现象深恶痛绝。但他认为,靠打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弘扬正气,提倡健康、新颖的书风。
董建平认为,书坛不良现象,是当前社会上一些功利思想在书坛的反映。只要社会上这种思想没有根除,就不可能彻底解决。目前需要解决的是提高人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如果大家欣赏水平都很高,那些靠钻营的人就没有了市场。
薛铸说,别看有些人职高字价也高,但真正能够传世的作品,还是那些安心搞艺术研究和长期苦练和实践的人的作品。
有些书法家认为,打分的办法是可以的,关键是评委的档次问题,水平高了,打分的准确程度就高一些;评委水平低了,准确程度就低一些。就像读诗,他自己还不太懂,怎么评诗?
“王根权提出的中国书法品评标准的有关见解和学说,对普通老百姓欣赏、评论书法作品有很大的借鉴帮助和参考价值,对于一般参展、参赛作品来讲,也是绝对客观适用的。”西北大学教授刘建勋指出,对于一些大家、大师级的作品就不一定适用了,应另当别论。
杜中信说,从技法上可以对书法作品打分,用笔到位不到位,笔下有没有力度,但是整体的精神,很难量化。像评歌唱演员一样,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只能是大致的,在哪个阶段,属于高层次的,或者是低层次的。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风格,没有办法绝对地去评。这和打乒乓球不一样。
董建平说,对学生书法课评判、打分还可以,但对于真正的书法作品行不通,书法中的艺术含量,你拿什么来评价?如果按这种思路去推理,把世界上著名的画家达芬奇、梵高、毕加索等等拿来评,谁比谁高多少分?
虽然有人称王根权的“中国书法评判标准”是投向中国书坛的一枚“重磅炸弹”,然而王根权却承认,他的书法评判标准固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炸开 ”。过去谁找评委,谁就得奖,如果推行了书法评判标准,评委的主观随意性就受到了制约。当然许多评委觉得原来的橡皮筋尺子好使,对自己有利,不想丢掉。但社会总要向公平、公正方向发展,早晚书法评判标准会为人们接受。
在书坛,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但有一个人却一直支持王根权,他也是对王根权“中国书法评判标准”理解最清楚的人。他就是西北大学教授陈鸿儒。
在王根权的这一标准未正式面世前,陈鸿儒就仔细研究过,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这个问题,书法界好多人采取绕着走的办法,王根权有头一次吃螃蟹的精神。你不敢说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这个难题,要靠一个人解决也不现实。如果好解决,中国这么多的能人,不可能这么长时间还在这放着。王根权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让大家来关注,共同来解决,这就够了。这虽是一家之言,但能提出解决书坛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这就是一种学术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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