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性转折

一、书画真伪， 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


研究中国古代书画鉴藏资料，我有两种感觉比较强烈。


第一种感觉是：灾难深重。中国古代的无数书画珍品曾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浮，有的收来藏去难逃厄运，有的灾去祸来险中传世。历代书画名家的精品流入宫廷庋藏，好似进入了封建帝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全之地，其实大都后患无穷。且不提宦官内盗和昏君用其陪葬之事，就说改朝换代难免的血光之灾，有多少书画作品由此遭浩劫。再说内乱与外侵，又有多少书画珍品毁于战火、失于掠夺。至于民间私藏的书画珍品，因家族衰败而散失和因天灾人祸而损毁的多得无法统计。中国古代不缺少书画创作者，也不缺少收藏鉴赏者，但缺少书画艺术品保护的研究者，更缺少艺术品典藏的良好机制与环境。因此，由于保护不善渐渐“老死”的书画艺术品就多得无法统计。然而，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复杂而曲折的历史，却给当代造假售假者提供了编造传奇故事的丰富素材和想象空间。所以，不管是传世的还是新伪造的古书画赝品，几乎每一件都被当代人编造了一个动听的历史故事。欺世的名人伪作加欺世的传奇故事，所造成的社会恶果必然会更严重。


第二种感觉是：真伪难辨。我们的祖先不仅创作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众多原本，而且也制造了数不清的临本、摹本、仿品、赝品。临、摹、仿曾是中国古代书画学习的主要方式，也是其作品传承的重要途径。许多古代临本、摹本、仿品流传至今，也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文物价值。例：现存的王献之《中秋帖》被当代书画鉴定界人士考证为宋人临本，而其依然为难得的重量级文物。不过，若把古人的临、摹、仿之作故意或无意地误为原作，也就变成了赝品。很久以前中国就有了书画作伪者，我曾试图考证中国书画赝品的第一个制造者和第一次书画真伪鉴定的实践者，由于历史的某些脚步是不留痕迹的，仅凭尚存的历史文献不能准确查清，所以至今对此不敢断言。其实，书画造伪与辨伪的历史起点能否考证准确，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不断深入研究，找到更多更准确的历史记忆和科学依据，全方位地正确认知中国书画创作与鉴藏的历史真面目。


我从中国书画历史资料的研究中发现，元代之前的临、摹、仿行为多数是为了学艺，甚至还为了有利于作品的传播与传世，恶意制造名家书画赝品者较少。因而，书画临本、摹本、仿品与鉴藏活动之间的道德冲突、利益冲突较少，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较少，其欺诈性与对抗性也较弱。自明中期开始，以“苏州片”为主要产地的书画作伪业开始泛滥，临、摹、仿、造、改、配、添、代种种手段兼用，并由个体作伪演变为分工绘制、作坊生产、商业销售。于是，中国书画作伪由此开始愈演愈烈，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不断升级，逐步社会化了。其利益方面的对抗性越来越明显，欺诈与反欺诈的手段越来越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在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不断较量过程中，鉴定工作者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之“眼学”。当然，此“眼学”并非中国书画鉴定学。虽然曾有人力图将以“眼学”为主体的中国书画经验鉴定专业提升到学科层面。但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经验积累到建立学科，还需要有更多学术支撑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特别是面对书画真伪这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所有研究者都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专家曾于上世纪80年代巡回全国各博物馆、图书馆、大专院校、文物商店，共同鉴定了数万件古代书画藏品。他们对其中的部分作品真伪虽然持有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去统一意见，而是将每个人对每件作品的不同意见都记录下来。我曾见到一份针对235件元代以前作品汇集成的表格式资料，题名为“元以前传世书画作品专家不同意见”，并在表后说明：“以上只是就手中的资料简略的列表，便于浏览。从中可以看到对元以前书画鉴别，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见解，可知这中间存在的难度。工作艰巨，有待继续克服，更有望于来者不断攻关。表中对国外收藏古书画的小部分，附加一点意见。所有国内外私人藏品不在此列。表中各家意见，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结论。特此申述拙见，伫候各方专家、读者有以教之。”[1]老专家们的求实态度确实令人敬佩。


二、正难压邪， 当代中国书画赝品泛滥成灾


我们曾对中国当代书画鉴藏的现状做了调研，了解到的情况令人又喜又忧。


令人欣喜的方面首先是，中国艺术品鉴藏机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尚存的历代书画珍品越来越多地流入了国家专业鉴藏机构（故宫、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书画珍品由国家专业鉴藏机构收藏，在先进的典藏环境中由专业人士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保护，这无疑是书画鉴藏历史中的一大幸事，社会文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并且也是世界各国艺术品鉴藏事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当然，流入故宫和各省市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海内外相关艺术收藏机构的艺术品，并不一定都是原创真品。一些收藏机构不仅收藏确定无疑的书画名家原作，同时也把那些疑似名家原作的作品和有历史研究价值的临本、摹本、仿品、伪作等妥善收藏起来。这种将其先收入专业鉴藏机构再逐步深入考证分析的做法，正体现了一种最大可能地保护中国书画艺术资源的负责态度。


艺术品鉴藏不仅仅是国家的事，也是民间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书画艺术创作步入了发展最快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和空前繁荣的局面。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日益繁荣。书画创作者、生产者、经营者、爱好者、鉴藏者、研究者越来越多，目前总人数足可以号称“千万大军”。画廊和经营书画的拍卖公司已遍布全国各地，公开营销的书画作品成交总量和成交总金额已难准确统计，何况还有众多书画家与经纪人私下直销的书画作品，其交易量多得无法准确估计。2009年是中国书画作品拍卖创出成交新纪录的一年，单件过亿元人民币成交额的有4件（吴彬的《十八应真图》手卷成交价1.6912亿元，徐扬的《平定西域献俘礼图》手卷成交价1.344亿元，曾巩的《局事帖镜心》成交价1.0864亿元，朱熹、张景修等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手卷成交价1.008亿元），单件超过5000万元的还有6件。若按单件超过1000万元、超过100万元统计，其作品数量与总金额就更多了。近些年来，民间收藏热不断升温，甚至到了火爆的地步。虽然这里既有繁荣进步的一面，又存在问题与危机的一面，但是，我们应着眼大局，看清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藏宝于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民众热心参与艺术品投资与鉴藏，是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标志之一。这也正是民间艺术品收藏热令人欣喜的一个方面。


不管是国家藏还是民间藏，藏之前必须有鉴，令人忧心的就出在这个“鉴”字上。目前，我国私人收藏的和艺术品市场上的各类书画作品中会有多少赝品？真品赝品各占多少比例？这是一个无人能准确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将专业的、业余的书画鉴定者们曾分别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书画商品、礼品、藏品所做的鉴别结论统计起来，就必然会对当代书画真伪比例有一个整体推测，或者说有一个总体印象。那么，这个整体推测和总体印象则是，当代书画赝品已经泛滥成灾。其实，广大书画爱好者、消费者也都知此灾情严重。我曾召集我单位“中国画艺术生态研究”课题组成员并某些省市的特聘调研员，对当下书画真伪双方的利益冲突及“实战”规模进行了初步评估，大家一致认为，可以将中国书画真伪的当代较量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目前局势并不令人乐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正难压邪。其根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书画的造假、售假群体不断扩大，而且已由暗中小批量造假、售假发展为公开的大批量生产、销售，其手段变得更加恶劣和猖狂。赝品制造销售方为了促销，给赝品出画册者有之，给赝品配发假鉴定证书者也有之，这些招术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各类假鉴定证书中竟然有“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鉴定证书”，此种鉴定证书鉴定结果一栏写着：“此作品为作者之真品，特此证明。”并在下方盖有伪造的“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专用章”或“国家文物局书画鉴定中心专用章”。有的鉴定证书在鉴定人一栏中还假造了已故鉴定专家的签名和名章。还有许多鉴定证书上贴有伪作和原作者的电脑合成照片。此类配有假证书假照片的书画赝品涉及到吴冠中、林风眠、李可染、黄永玉、欧阳中石、韩美林、刘大为、冯远等一大批现当代书画家。


2.中国书画的复制技术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科技含量和复制水平越来越高。目前常见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有仅凭临摹基本功手工绘制的，又有凭借木版水印技术、石版或丝网印刷技术生产的，还有以木版水印（或石版印、丝网印）后再手绘加工的。就其图章与签名的复制方式而言，利用电脑复制技术已成公开的秘密。就画面的复制技术与作旧手段而言，赝品制造者已引用了多种现代科技成果。光学仪器、化学试剂、印制手段与喷绘技术已在作伪的天地中大显身手。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以新型颜料墨喷墨打印复制的中国书画高仿品，仿真程度极高，让原作者面对原作和同尺寸复制品进行分辨，都感到困难。所以，将此类复制品装裱或装框后送到画廊或拍卖会，当原作出售成功的案例就不足为奇了。更严重的是，此类高仿真中国书画复制品的产销源头与渠道不仅仅在国内，而且有的是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其利用现代科技新成果制造赝品的水平，在某些方面不仅更高一筹，而且还在不断创新。这种新技术与设备正在我国迅速推广，喷墨打印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正在我国各地迅速蔓延。那些依据个人风格、时代风格以及绘画水平辨别作者真伪的鉴定者，在此“走眼”就必然在情理之中了。


3.当代造假技术使中国书画的传统防伪系统（主指图章、签名与题字）功能与作用大减，甚至失效。由于照相机、扫描仪、电脑、拷贝台、投影仪的广泛使用，致使签名和印迹的防伪功能日益衰减，必然迫使人们去探寻新防伪方法。曾有人请造纸厂为自己特制隐藏着个人姓名、标记的限量专用纸，结果是这种纸被生产者额外生产，暗中销售。可笑的是有位定做此种专用纸的书画家本人还没拿到所定的纸，结果用此种专用纸制造的赝品已流向了市场。这位书画家只好向世人宣布，他决定拒收拒用此种专用纸，凡用此纸的画都不是他的作品。又有人在墨色、印泥中暗自添加某种中药粉末，或是添加作者的DNA。还有人采用荧光、化学、微量元素等科技手段在作品画面中添加隐藏的标记。然而，这些防伪方法往往都存有被他人破密并盗用的隐患，从而使书画鉴定工作面临更加复杂、更加混乱的局面。用照相机对书画作品画面拍照备案比对的防伪方法，曾一度使人们感到可以信赖。但是由于喷墨打印技术提高了书画复制品的仿真程度，使照相放大比对作品细节的方法遭遇了难题与障碍。更让人无奈的是，有些拍卖出或销售出的书画作品被证实是赝品后，买主向卖主提出还钱退货的要求，卖主竟诬告买主调换了作品，并以此拒绝买主的要求，使买主有口难辩。我国的书画艺术品交易过程缺少权威的、可信赖的交易备案环节，而这个环节又缺少行之有效的科学备案见证方法。


4.中国书画经验鉴定系统应对当下赝品侵害新挑战的实力不足。我国书画鉴定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本来就不多，而今有的已去世，有的年高体衰，他们应对各类赝品的专业能力和精力必定是有限的。目前，全国的书画鉴定专业人员数量偏低，其专业整体实力有限，即使他们竭尽全力苦苦奋战在一线，也没有能力击退这四面袭来的赝品大潮。由于每一位鉴定家对中国书画的研究都是有限的，甚至对自己最熟悉的几位书画家的作品研究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多数仅凭经验的鉴定者，在鉴定高仿真作品时都缺乏自信，时常不敢明确断言，习惯用留有余地的鉴定语“我看问题不大”“我看有点问题”“你再找人看看”等。即使如此谨慎，有些经验丰富的鉴定大家还会因“走眼”招惹麻烦。而那些普通的书画鉴定者发生“走眼”事故，就好像必然在情理之中了。至于书画家及其家属参与鉴定，也存在明显问题，他们不可能对书画家一生中的每一件作品都记得非常清楚，偶尔鉴错作品也难免。何况确有一些书画家别有用心，故意不承认自己的作品，被人戏称为“掐死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伪劣“鉴定家”，以营利为目的，在社会上招摇撞骗，破坏了书画鉴定的群体形象。总之，在专家鉴定、书画家本人鉴定、家属鉴定都备受质疑的舆论声中，中国书画鉴定界陷入了正难压邪的困局。


从以上调查分析中可以看到，近十几年来，中国书画鉴定群体的整体实力及发展态势尚不能驱退书画赝品的泛滥之势。而且，这场举世罕见的书画赝品泛滥之灾中潜伏着极大的破坏力。它对中国文化整体形象的蚕食与扭曲，对社会文明与和谐的影响与危害，还有对赝品受害者造成的经济损失，都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今人缺少对当代书画赝品泛滥的防范意识，对此种危机的管理措施不得力，当下的书画赝品泛滥就有可能引发更大的灾难与危机，其结果不仅有愧于我们的时代，而且还将有愧于我们的后人。


三、当务之急， 发明中国书画防伪的新方法


我国文化发展的“十一五”规划中就有了“推广艺术品登记认证制度”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的内容。在“十一五”规划即将结束之际，计划中的艺术品登记认证制度尚未得到推广，知识产权保护和文化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依然存在，其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行之有效的书画防伪方法。登记认证书画作品的工作没有令人信服的防伪技术支持，被登记认证的作品就易被人偷换，这种登记认证岂不是毫无意义，甚至更糟？中国书画加盖印章和签名的传统防伪方法，其防伪功能在当代已日益衰减，甚至已在当下失效，这必然会给书画造假者和售假者显露更多可乘之机。现在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虽然天天都有一些原创书画作品产生，但也天天都有许多赝品问世并流传。日积月累的辨伪需求将使鉴定行业的未来不堪重负。所以，尽快研究发明行之有效的中国书画防伪新方法并迅速推广应用，是目前书画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能否为现实和未来负责的一个重要举措。


我曾对各类书画防伪新方法做过调研，又对许多书画家的防伪观念、心态和习惯以及为其作品防伪的客观条件也做了调研，通过这两方面的调研，我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凡是在原作上由别人添加防伪标记（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都会让原作者难以接受。特别是涉及指纹、DNA的防伪方法，恰恰是在泄露作者隐私，明智的书画家都拒绝此道。因此，我们明确了科研方向——研发不在作品上添加任何防伪标记或物质成分的防伪方法，也明确了技术路线——从书画作品材质的微观世界中探寻防伪新方法。我们利用光学仪器对书画材质进行检测时发现，宣纸类中国书画纸具有像指纹一样独特的纤维状态。于是就对这类书画纸的微观状态并结合墨色、印迹进行了大量的检测实验，并证实了以下三点。第一，每一张宣纸类中国书画纸的任何一处微观纤维状态都是唯一的。人们能复制出同类的纸（即同年代、同地点、同原料、同方式、同批产的书画纸），但无法复制其纤维结构的微观状态。这种纤维结构状态的差异性，主要由其特殊生产工艺所决定。切割工艺中的切割方式决定了纸浆纤维的长短不一，捞纸工艺中无序组合的纸浆纤维被竹帘捞出水面，各微小纤维都是以偶然状态凝聚形成纸张。于是，宣纸类书画纸在这种生产工艺中就必然形成了纤维结构状态的处处差异。第二，墨、色、印迹融合在独一无二的纤维结构上，其微观形态也必然独一无二。在微观视野中，每一幅使用了宣纸类书画纸的原创作品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纸纤维结构状态和独一无二的墨、色、印迹状态。这两个独一无二的状态之结合，形成了该作品无法被仿制的物质形态（见图一至图六）。第三，书画作品的物质形态是由纸、墨、色、印泥等材料结合构成的物质结合体。这些材料往往因其历史变异、品种差异而使其内部物质成分发生变化与差异。每一种不同物质成分的纸、墨色、印泥往往都具有不同时空的烙印，都能成为防伪、辨伪的依据。所以，用光学仪器对书画原作的物质成分进行定点检测并取证备案，也具有一定的防伪意义和作用。基于以上三点发现，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观察到书画作品的微观形态并将其清晰地微拍备案？如何能检测到并记录下这些材质的内部物质成分信息？利用何种检测仪器才能方便快捷地适用于此项检测，并对作品画面毫无损伤？人们常用的放大、照相、扫描等设备，在此均无法胜任。我们经过反复调研和试验，最终选择了光学显微仪器和拉曼光谱仪、X射线光谱仪等光学仪器，以其对宣纸类书画作品进行多点检测，再将各检测点的纤维、墨色微观状态图像和物质成分数据存入数据库，用于日后比对、辨别真伪。书画作伪者面对采用这种防伪方法的作品，不管使用多么高超的造假手段，也都无法造出可以乱真的赝品了。而且在此防伪备案基础上的辨伪既便捷又无可争议。此项发明已于2010年5月12日申请国家专利。此种防伪方法在内部验证阶段就受到一些书画家和收藏机构的采用和称赞。他们一致认为，此方法与世界各类艺术品的各种防伪方法相比，具有不影响画面并最有效的优点。它可以使中国书画防伪系统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最佳的艺术品防伪系统。


目前，这种中国书画防伪新方法已由专业人员在实验室内外（包括美术机构办公室、书画家工作室）做了200余件案例。同时，我们还给个别书画家配备了便携式光学仪器，让他们自我操作其作品的防伪备案。经大量的实践验证，这种防伪方法十分有效，而且便于操作，又不妨碍作品画面，深受书画家好评。这项发明将对书画家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具有保护作用，并可以成为“推广艺术品登记认证制度”的技术支撑，还将对古书画、古籍文献等文化资源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特别是此项发明对司法鉴定和艺术品拍卖、投资、抵押贷款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总之，这项防伪发明的意义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它将在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较量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科学发展， 启动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着当代社会的日新月异，并为诸多行业注入了新鲜活力。海外艺术品科技检测成果与成功经验，就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1965年，慈善家保罗·梅隆（Paul Mellon）把一幅据称是1440年绘制的世界地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50多年）捐给了耶鲁大学。这个古代地图事件公布于世后，因其空前精确的地理位置绘制，挑战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说，其真伪立即成为业内人士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后来美国的凯瑟琳·布朗（Katherine Brown）用拉曼光谱仪对地图的物质成分做了检测，在碳黑墨水下发现了锐钛矿物质成分，而锐钛矿是1925年才被开发启用的，根据此地图内部含有的物质成分，最终断定了此地图是1925年后的绘制品。再例，1985年，加拿大文物保护协会利用X射线衍射仪对梵·高的一幅油画作品进行了分析，发现画面中的白色颜料成分主要是金红石。金红石启用于1938年，而梵·高生活于1853年至1890年，根据这两个不同的年代可以断定，这一幅含有红金石的“梵·高油画作品”肯定是赝品。一些国家率先利用科技手段检测艺术品并成功鉴定真伪的诸多案例，在国际间逐步形成了艺术品科学鉴定的大趋势。


在艺术品科学鉴定的国际大趋势和注重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国内新形势共同影响下，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促进与指导下，中国书画鉴定由经验主导阶段走向科学发展阶段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由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实施的国家科研项目——“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经过两年的人员、设备等科研条件筹备，于2009年进入了该项目的课题研究阶段，各课题研究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目前已取得了初步的科研成果。


主要成果之一：针对喷墨打印技术应用于中国书画复制所产生的正负效应和发展僵局，发明了鉴别此类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有效方法，从而既可对其实施有效管理，又可促其业务推广。


从古至今，中国书画的复制技术总是伴随科技进步提高与发展的。最古老的复制方式是“临”，即对照原作画面，仅用手写手绘的方法进行复制。这种方式既慢又难准确复制，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摹”的复制方式，将透明性较强的薄纸覆盖在古帖或字画作品上再进行复制；或者利用从后背射来的光线，将原作画面透射在纸上再进行复制。后来又出现了木刻雕版复制书画的技术，特别是木版水印中国书画的复制方式出现后，使中国书画复制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代胶版彩色印刷、丝网印刷等技术与设备被推广应用于中国书画复制后，虽然其复制量空前提高，但由于此类印品明显有别于原作，所以并没有产生以假乱真的社会危害。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喷墨打印技术与设备由美国、日本传入中国，历经设计绘图、广告喷绘、摄影与油画复制之后，于上世纪末开始了中国画复制的研发。1999年，此技术的国内第一批先行者之一林诒洪用染料墨复制了一批中国画作品，其画面效果起初还不错，但由于染料墨的耐久性差，一年后明显褪色。自本世纪初开始，美国、日本的喷墨打印技术与设备、材料有了重大变革，喷墨打印机使用的“染料墨”革新为“颜料墨”。这对喷墨打印中国书画复制品而言，是一次使复制级别空前提高的关键性变革。它使中国书画复制品与原作在色墨质感方面更加相近了，而且美国惠普公司和日本爱普生公司都宣称其“颜料墨”长期不变色。这项新技术尚处在不断研发、提高的阶段。2004年，故宫博物院引进了日本爱普生公司微喷数字写真机，开发了图像数字写真系统，启动了本院藏品陈列替代品的研制工作。2005年10月，中国古典名画《清明上河图》真迹在北京故宫博物院80周年院庆藏品展中展出数日，然后就换上了喷墨打印技术复制的替代品，当时还针对该复制品向观众做了实情说明。这幅《清明上河图》复制品从图像数据的采集数据、微喷技法等多方面都已走入了喷墨打印中国书画的较成熟阶段。2006年5月12日，“清宫散佚书画名品与仿真品对照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该展由两部分展品组成，一部分是辽宁省博物馆提供的数十幅馆藏书画真品，另一部分是北京东方博古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时为深圳东方之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喷墨打印技术“克隆”的数十幅原色原样同尺寸仿真品。难得一见的书画真品与高精度的书画仿真品对照展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次展览原定为期60天，但是开展仅15天后，即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当时有关部门还对喷墨打印仿真品提出了多项限制：不得原色原样同尺寸复制，需要在画面中加盖藏品单位与复制单位的监制章等。较早利用喷墨打印技术开发书画复制品的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一直在不断扩大喷墨打印产品生产规模，不断提高该产品质量，目前已是喷墨打印技术的生产大户，但仍在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而且特别注重研究中国书画材质与品质特色，并从图像数据采集技术、复制技法、复制品表面加工与装裱各环节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书画复制生产流程，而且在复制材料方面有3项发明已申请专利。2010年6月，我携6幅中国画原作请雅昌公司制作了复制品。从这6件喷墨打印复制品下机后的情况可见：喷墨打印书画复制品在没有剪裁画面边缘并装裱之前，很容易识别。先从正面观察画面边缘，喷墨打印的画面边线像刀切似的齐整，与原作手工边线明显不同。再从反面观察喷墨打印复制品，墨色无法渗透到雅昌特制并专用的3层宣纸后背，即使是从后面撕去一层宣纸，其透墨色状态与原作透墨色状态也有明显差别。但是，此种复制品若剪裁掉边缘并托裱后，特别是再装入画框后，就不易识别了。我曾将数幅喷墨打印书画复制品或托裱、或装框后，与原作并挂陈列在办公室，凡是来我办公室的客人，特别是那些鉴定专家，我就让他们鉴定哪幅是原作，哪幅是复制品，其结果是鉴定专家的水平与一般人的水平差不多，都主要是靠猜。有位经验丰富的书画鉴定家，猜错后真诚地对我说，这种能把书画艺术品“克隆”到乱真程度的高科技复制技术的出现，是对依据时代风格、个人风格以及绘画功力分辨真伪鉴定方式的一个严峻挑战。以“颜料墨”喷墨打印复制中国书画的历史，虽然在国内尚不足10年，但是此技术的传播速度极快，目前已遍及全国各省市。我曾对此进行了调研，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以“颜料墨”喷墨打印的技术将成为中国书画复制的主流技术，或者说以此技术生产的书画高仿品将在乱真程度和产量方面都大大超过手工高仿品。这项还在不断进步的新技术，就像一把双刃剑，能给社会带来正负两方面效应。一方面，它可以将历代名家名作完美地“克隆”，作为馆藏陈列的替代品，既有利于原作的保存，又无妨观众目睹完美的画面信息，甚至可以向观众传递更有利于目睹的视觉信息。因为目前我国各地展厅与家庭陈列的环境，往往要受画框玻璃反射灯光的干扰。有了此种“克隆”品后，就可以去掉干扰观众视线的玻璃及反光，让观众获取更完美的画面信息。这样，就可以更方便、更无干扰地满足更多人观赏与收藏的需求，满足教学与科研的需求，满足出版事业发展与艺术品消费市场的需求，为传承和弘扬中国的书画艺术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喷墨打印书画复制品问世后，曾有一部分被某些人变为赝品充当原作，给社会带来了一定危害。特别是赝品制造者还可以将喷墨打印书画复制品作为母本，进行第二次喷墨打印制作，甚至在第二次微喷复制中去掉微喷的印迹，换上沾印泥盖制的复制印章，或者修掉个别画面内容，再以墨色手工添补画面内容，使其变得更难辨别真伪。由于这些不法之人已将此种高仿品当原作推向了拍卖会、推向了市场，所以许多书画家、鉴定家认为此种技术太可怕了，并主张抵制此种技术及业务。针对喷墨打印技术导致的正负两方面问题，我的观点是，现代科技复制技术生产的书画复制品，无论多么逼真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无能力鉴别及管理失控。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针对喷墨打印技术产品的识别技术。为此，我们利用先进的科研设备，在书画原作与喷墨打印复制品之间的分析比对中，发现这种仿真程度极高的复制品与原作之间有明显差异。例如，原作色墨是手工调和后绘制在画面上的，在显微镜下观看局部色墨，其状态和人眼所见的书画色墨状态基本类似，而喷墨打印的中国书画复制品是将多种不同色相的颜料微喷在画面上，在显微镜下能看到红、黄、青、黑各色的微喷色点。另外，原作与喷墨打印复制品的色墨物质成分、纸面微观状态也有区别。据此，我们终于成功研发了识别中国书画复制品的方法。此项发明已于2010年11月18日申请国家专利。有人根据我们的这项科研成果，称我们是喷墨打印书画高仿品的“克星”。我说，我们首先是喷墨打印技术的“福星”。能识别此新技术复制的高仿品，并对其加强监管力度，一方面能够限制这项技术被造假者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此项技术得以正确运用，得到更好地推广。

主要成果之二：建立了第一个国家级的中国书画真伪鉴定实验室，并沿着新的科研技术路线，以科学的方法与程序对中国书画的各种材料进行了检测研究，成功获取了一些具有时空定位意义的书画鉴定依据。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实验室，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引进了拉曼光谱仪和红外吸收光谱仪、荧光光谱仪、正立透反显微镜、金相显微镜、X射线光谱仪等各类科技检测设备，并与首都师范大学的相关专家及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检测分析业务方面进行了合作，共同对纸、墨、色、印泥等书画材质进行了研究。中国书画纸历史悠久，在造纸工艺、原料成分、品种样式诸方面，因地域不同而存在区别，又随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有着许多随时空变化而产生的特征与规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检测不同年代不同种类的书画纸，捕捉其规律性特征，是鉴定中国书画作品的一条科研途径。中国书画的色墨品种也十分丰富，各有其时代烙印和规律性特征。特别是中国画用色，有矿物质颜料、植物颜料、化学颜料三大类，诸多品种与品牌。研究各类颜料的不同成分、产地、启用时间，也是鉴定中国书画作品的一条科研途径。中国书画用印是一大特色，各类印章和所用印泥品种也十分丰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印泥。印泥盖在书画作品上，其印色将贴附着书画纸纤维渗透和蔓延。研究印泥成分和印迹在纸张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特征，又是鉴定中国书画作品的一条科研途径。沿着以上3条科研途径，可以用光学仪器检测到历代书画材料方面的深层信息。不同时空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材质特征，一方面不同朝代的书画材料不完全一样，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纸、绢、墨、色、印迹也都会发生变化。通过大量检测历代书画材质的有关信息，可以掌握各时期书画材质的共性与特点。如果在鉴定工作中发现某书画的纸、绢、墨、色、印泥以及胶矾等添加剂的材质特征与作者署名及创作年代信息不相称，就可以判定作品有问题。利用科技手段检测书画作品的纸、墨、色、印泥等，并根据各类书画材质随时代变迁的历史痕迹和特征进行断代分析，可以成为古代书画作品辨伪的重要依据。例如古代作品的墨色中不会含有近现代才有的丙烯类绘画色。再例如，中国画颜料中的普兰即普鲁士兰，它传入中国的时间就可以成为断代的鉴定依据。实践证明：只要检测出书画材质与作者署名、作品年代不符的一项“铁证”，就可以否定该作品的真品归属。这种通过科技检测寻找“铁证”的方法，颇具学术价值和“实战”作用，它往往是不容置疑的一锤定音的最佳方法。但是，科技检测不是万能的，这些科技检测的初步成果更不能解决书画鉴定中的所有问题。特别是遇到与古代原作同时期的赝品，以及后人用老纸、老墨等老材料制作的高仿品，以科技检测识别真伪就会备感困难。我们正在努力寻求各收藏机构及藏家的支持，更广泛地检测历代书画作品。这将是一个文化与科技相融合的巨大工程，绝不是三五年就可以完成的任务，更不是仅靠一班专业人员的力量就可以做好的工作，它需要更多专业人员参与，需要相关单位的密切合作。它还需要有一个十年大计、数十年大计……面对如此浩大的文化科技工程，我们不应等到获取全面科研成果的那一天再将科研与实践相结合，而应该在边科研边实践的道路上发展。目前，科研人员正在构建书画材质的时空坐标，它不是以朝代为单位划分，也不是按照世纪为单位划分，而是汇集纸、墨、色、印迹等数条演变脉络于一线，并根据它们在不同时空所初显的各种变异特征设立间距不等的时空坐标。

五、学术创新， 重组书画鉴定专业研究架构

启动“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的目的，不是要在传统的经验鉴定系统之外再建一个与其不相干甚至与其相对立的新系统，而是要在充分肯定传统经验鉴定所拥有的生命活力前提下，注入更多的科学观念与科技手段，共同构建中国书画科学鉴定的新系统。既然要共同构建一个新系统，就必须改变保守的书画鉴定观念，重组书画鉴定专业的研究架构，共同建立成熟完善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科。“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项目启动后，虽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对这个新生事物不理解，认为书画鉴定是建立在书画艺术研究基础上的学问，运用科研设备检测书画材料不会有多大作用。书画真伪这个错综复杂的千古难题，靠引进先进的科研仪器解决，纯属异想天开！总之，曾有相当数量的人不知“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绝非是一个简单引进国外科研仪器及方法的项目，它是中国书画鉴定走向科学大道的起跳板，是中国书画鉴定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书画鉴定体系的目前状态有点像当年的中医看病，常用手法是望、闻、问、切，凭直觉、靠经验诊断病情，其结果难免出问题。现代医学带来了全新的知识结构、更多的诊断治疗方法，中西医相结合便成了我国医学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至今，当代中医大夫也都认真研究现代医学知识，决不排斥使用CT、X光等先进科学仪器和技术。以往的中国书画鉴定者主要靠经验，所以就有了“经验鉴定系统”的称谓。此“系统”的大家杨仁恺曾说：“鉴定的本质是经验。”[2]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经验的作用是有限的，有时候仅凭经验办事是会导致失误的。杨仁恺的书画鉴定经验非常丰富，这方面难得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可是，他晚年却在“河南石鲁假画案”中看走了眼，当时看走眼的还有其他几位书画专家和收藏者。这个制售石鲁假画多达千幅的大案，在6年前已被河南警方成功破案。此案真相大白后产生的影响力，对中国书画经验鉴定系统无疑是一次重创。此案造假售假的那几位涉案人员，若与当今的书画造假售假高手比，还算不上真正的高手。何况杨仁恺还是石鲁先生的同乡好友，他对石鲁其人其画颇有研究，更有经验。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几位专家的“走麦城”而否定他们的一生业绩与英明。正是这类靠经验导致失误的教训，使书画鉴定工作者们开始反思。书画鉴定的过程就像司法领域的破案过程一样，要注重证据。取证的成败往往决定了破案或鉴定的成败。所以，“科学取证”应是中国书画鉴定工作的重中之重。每一位书画鉴定工作者都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为此，我们曾以“科学取证”的理论与案例，与一些书画鉴定专家共同研究探讨书画鉴定观念问题，后来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书画鉴定的未来之路，一定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两年来，我们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举办讲座、发表论文等方式，大力宣传科学鉴定，促使人们转换思想观念。所以，而今的许多书画鉴定工作者希望有科技手段协助，希望有书画鉴定的“X光”和“CT”。这些书画鉴定工作者的愿望，也正是“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系统”这一国家科研项目的目的所在。

中国书画鉴定专业一定要走学术创新之路，要尽早创建成熟完善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的理论体系。当然，这一学科建设在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需要重新设立专业研究架构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书画鉴定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种，其内容大都是一些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业内人士期盼的书画鉴定学著作至今尚未出现。这是因为中国书画鉴定研究者的视野长期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迈向学科建设的科研条件一直不够成熟。杨仁恺著的《中国书画鉴定学稿》，曾力图将中国书画鉴定专业由经验积累的层面推向更高的学科建设层面，虽然这部书在理论设计方案和学术观念方面都还存在不足，但是这部10年前问世的书画鉴定学稿开山之作，无疑是当时中国书画鉴定专业的巅峰之作。杨仁恺在此书中将书画鉴定的种种方法概括为四个字：“科学论证”。由此可见，他想让中国书画鉴定专业由“经验+直觉”的层面向“科学论证”的层面转换与提升。当然，他的这个美好愿望是无法在传统鉴定模式中实现的，反而会使人们在其转换与提升过程中逐步觉悟——鉴定的本质是科学的态度与方法，而不是经验。在经验的基础上“科学论证”高仿级的赝品是危险的，是难免出错的。“科学论证”的前提或基础是“科学取证”，而书画鉴定的科学取证之“证”，往往来自绘画材料方面的微观物证，而且这种微观物证常常具有无可争议、令人信服的特点。传统的书画鉴定在从艺术风格与绘画功力方面进行鉴定分析时，常会因笔墨的偶然性及作者风格、水平的不稳定性而感到困惑，甚至导致失误。所以我们决不可以轻视从书画材质中取证的重要作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书画鉴定途径。

中国书画艺术研究者分析作品的惯性思维，一直决定着他们的双目与视线。一条视线注视着书画作品所呈现出的艺术形态，另一条视线注视着书画作品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我认为，中国书画作品的学术研究架构，不应是一分为二的架构，而应是一分为三的架构。特别是在中国画的鉴定研究方面，一分为三的架构尤其必要。因为，任何一件中国画作品都必须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物质形态部分，包括纸（还有帛、绢、布、陶、瓷、壁等）、墨、色、印泥等；其二是艺术形态部分，包括题材内容、图式形象、笔墨色彩、题款印迹、风格特点等；其三是意识形态部分，包括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人生观、道德观、美学观，以及作品所呈现出的意境与格调、品位等。我曾一直建议把中国画作品的研究架构分为以上三部分，其理由、目的、意义没有必要在此文细述。在此，我要特别针对书画鉴定专业说一分为三的架构。它不仅为书画鉴定学科建设提出了合理的理论研究框架和新的学术支撑，而且为书画鉴定工作提供了新思路。书画作伪者为了以假乱真，就必须在赝品的物质形态和艺术形态两方面力求与原作最大程度地相似。而书画鉴定者也必然要在书画作品的物质形态和艺术形态两方面寻找疑点，科学取证并论证。由于当代书画高仿技术可以使赝品的艺术形态达到很高的乱真水平，原作与复制品在艺术形态方面的差异，几乎到了被彻底清除的地步。许多赝品从笔墨、印章、落款、质地等方面很难找到疑点，从个人风格、时代风格以及所呈现的绘画功力等方面比较，也几乎与原作完全相同，甚至作者本人来分辨都会感到困难。所以说，现实不仅挑战了传统鉴定者依据风格、功力从事鉴定的观念与理论，而且在今后的书画鉴定工作中提出了新需求。我们一定要借助现代光学仪器，使其成为书画鉴定的第三只眼，并将视线投向书画作品物质形态的微观世界。在这个微观世界中，我们已经找到了书画防伪新方法和书画辨伪的一些依据，破解了识别当代喷墨打印书画复制品的难题。今后，我们还将在书画作品物质形态的微观世界中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

六、战略思考， 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转折

由于中国书画鉴定一直停滞在以“眼学”目鉴的层面，缺少科技支持，而且鱼龙混杂的中国书画鉴定群体，缺少正规的行业机构与组织系统，更缺少行业人员资质、行业标准、行业法规等方面的管理与保障，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没有一家真正权威的、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书画鉴定机构，所以有人曾质疑中国书画鉴定行业是否真正存在。或者说，中国书画鉴定群体的目前状态是否可以称之为行业，是否具有社会公认的行业形象。若有，又是什么样的行业形象呢？我曾用八个字来形容：“赤手空拳、散兵游勇。”这样岂能应对赝品泛滥的严峻挑战！所以说，中国书画鉴定群体的自我更新，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我曾与一些人讨论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人建议迅速扩充鉴定群体，请专家们多办培训班，尽快传授经验、培养人才。但是这个建议受到了质疑，且不说专家面对赝品泛滥的大潮有无妙方与良药，他们各自识别赝品的水平与业绩如何，就说书画鉴定家的成长需要熟识大量书画原作这一点，中国书画的古代经典藏品散布在海内外各地博物馆及藏家手里，当代书画家的作品往往也并不都保留在创作者手中。所以，不管是古代作品还是当代作品，有机会能多看到一部分就很不容易，欲看全部毫无可能。辨伪需先识真，识真的程度也在一定层面上决定着辨伪的水平。因此，一个人有可能成为某一类作品、某一时期作品的鉴定专家，也可能成为某一个书画家或者数量有限的某几个书画家作品的鉴定专家，但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书画鉴定超人。由此可见，培养一位真正的书画鉴定专家很难，若要培养出一批就更难了。也曾有人建议：让专业院校扩大书画鉴定专业招生，尽快培养书画鉴定专业人才。这个建议也受到了质疑，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科尚缺或残缺的背景下，即使有几家院校开设了书画鉴定专业，老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专业素质能达到什么水平呢？这些学生走向社会后应对赝品大潮的实际工作能力能有多大呢？面对赝品泛滥的严重灾情，若等待新人成长等得起吗？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每天都有赝品问世、销售、流传，日积月累将使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要切实抓住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并要拥有更高一筹的战略思考与举措。

我曾经发问：古代的、现当代的、近30年的中国书画作者和作品各有多少？未来又有多少？这都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我曾与同事结合中国美术史以及历代人口资料进行了推测，最终认为：就书画家总数与作品总量而言，古代2000年不及近百年；而近百年来，前70年又不及后30年。可以肯定，未来会有更多的书画家和书画作品。现当代中国书画艺术焕发出了空前的生命活力，不仅在空间方面具有了全国性、人气方面具有了全民性，而且从不同渠道、不同层面向世界各地伸延，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中国书画已拥有了悠久的历史时空，还将拥有更大更远的未来时空。我要进一步发问：古代的、现当代的、近20年的书画复制品与赝品现存量各有多少？未来的书画复制品与赝品又将会是怎样的产量与水平？这又是一个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但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资料推断，我认为：古代的临、摹、仿之作并赝品的现存总量，远远不及而今一年生产的复制品加赝品之总量。而今一年的复制品与赝品产量，也许未来用一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就可以完成。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因此，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代转型务必要注重科技的作用。如果我们尽快推广中国书画防伪新方法，启动为中国书画科技备案工作，我们就可以在未来书画鉴定工作中占据主动地位。如果我们针对高科技复制中国书画作品推广了识别方法，而且采取了有效管理，那么这方面的问题将会减少很多。中国书画防伪、辨伪的科技新方法如何推广、实施，应该是当前文化市场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为了尽快改善中国书画鉴定界的被动局面，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要注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服务，打造中国书画鉴定的“航空母舰”，组织实力强大的“联合舰队”。何为中国书画鉴定的“航空母舰”和“联合舰队”呢？就是指科学化、信息化、现代化的中国书画鉴定专业团队，也就是指中国书画鉴定数据库和与其连接的中国书画群体。任何人的思考与判断都是以信息为基础的。所有的书画鉴定成功案例，都是在掌握了可靠信息基础上取得成功的。书画鉴定的经验积累也是一种信息储备，以往的中国书画鉴定大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都是因为其头脑中储备着大量的书画鉴定经验与知识。但是，任何一个人头脑中的信息储备都是有限的。能把众多人的经验与知识存入一个大容器，能把一人一地的信息仓储与他人他地的信息时空相连接，能把一个人的思维与众多人的智慧联合起来，这就是数据库与信息化的优势。正在建设中的中国书画鉴定数据库，要充分发挥数据库的海量存储优势，把与书画鉴定相关的各种信息归纳整理存储起来。为此，该数据库内设了多项子库：中国历代画家及作品谱系资料库、中国历代书法家及作品谱系资料库、中国画备案数据库、中国书法备案数据库、中国书画材料数据库（包括书画纸资料库、书画颜料资料库、非手工书画工艺与材料资料库、书画印泥资料库）；还有针对书画鉴定应及时把握赝品产销实情与动向，既要知真又要识假的工作需求，设立了书画赝品研究资料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将面对众多的文化资源与历史遗产，还将不断迎接未来的书画新作及新材质信息与数据，因而需要有长远的工作规划和持久的科研努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文化科技工程，仅靠一个课题组或一群专家是无法承担这项重任的。目前参与该数据库建设的学术力量严重不足，尚需加强。尤其是对古代书画作品数据信息的采集工作，需要文博系统各单位以及收藏界的大力支持。数据库信息采集人员使用光学仪器对作品进行无损伤检测，所获取的作品材质微观图像和物质成分信息，既可以用于数据库建设和相关科研工作，又可以提供给被检测作品单位及拥有者作为防伪备案资料，这是一件书画鉴定科研与文物保护共同受益、一举两得的好事。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中国书画鉴定者、典藏机构及私人藏家，可以在中国书画鉴定数据库及相关信息网络的大平台上广泛联手，共同打造出中国书画鉴定的“航空母舰”，共同组织起实力强大的“联合舰队”，在天南地北撒下中国书画科学鉴定的天罗地网。

2.要建立科学、公正、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书画鉴定机构。有些人认为，中国书画赝品制造者和销售者之所以如此猖狂，赝品泛滥的灾情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就是因为我国至今尚无权威的书画鉴定机构。甚至有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文化部门不作为。其实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有关部门不想作为，而是能否作为或如何作为。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打着“鉴定中心”招牌的单位并不少见，标有书画鉴定业务的部门、自称书画鉴定家的人也很多。但是，他们鉴定高仿真书画赝品的结论往往很不统一，说真者或说假者都拿不出一锤定音的“铁证”来。凭经验靠直觉推测出的鉴定结果，是不能让人们信服的，更不应具有司法效力。法律面前要重证据。法院岂敢依据推测出来的鉴定结果判案！虽然早就有人呼吁建立权威的、具有司法资质的书画鉴定机构，但是在书画鉴定科学取证的技术条件不成熟时，不过早地、盲目地给书画鉴定机构司法资质是对的。如今，有了上述科研成果做技术支撑，应该尽快建立科学、公正、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书画鉴定机构。

3.要为书画原作科学备案，并建立认证、验证系统。古往今来的书画作品都缺少记录诞生与流传的科学备案系统，以致如今无法情景再现其诞生与流传的历史轨迹。后人只能根据某些遗存信息与证据去考证，通过分析研究人为地去接近事实原貌。这确实是又耗精力又费时间的事情，其中有些悬案可能永远无法破解，有些争议也可能永远没有结局，但也只能如此。好在目前有了书画防伪备案新技术的支撑，我们可以及时地为在世的书画家作品防伪备案，这将节省日后辨伪工作的诸多困难。我们当代人要为后代着想，不要把现在容易解决的问题留给后人，并使其变成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由于新的防伪备案方法可以锁定任何宣纸类的书画作品，所以应将其尽快应用于拍卖会、画廊等交易环节。有了此项技术支撑书画交易备案工作，便可以提议修改拍卖法中不承担真伪责任的有关条款，禁止赝品进入拍卖会、画廊等交易环节。凡使用此技术备案锁定的书画作品，若在日后查清其赝品身份，就可以依据锁定作品的备案数据作证施行追讨赔偿；为了维护书画古籍等文化资源的安全，文博系统以及各收藏单位和个人均可以采用此技术，防止利用喷墨打印复制品调换原作；司法部门可以采用此防伪备案新技术，先锁定有争议的作品，再逐步审理案件；金融领域可以采用此技术解决书画作品抵押贷款、典当等业务所需的认证、验证问题。所以，科研部门要尽快研发便携式书画防伪检测仪，并尽快转化成商品生产销售，为书画创造者和收藏者以及经营与监管方面的使用者提供必要的服务。

4.要尽快推广应用鉴别科技仿真书画复制品的新方法。有关部门应加强其监管力度，并建立相关的法规与制度。以新技术复制中国书画的科研活动早已在海内外联手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科研团队，其技术还在不断提高。所以，识别中国书画复制品的科研工作也应该不断推进，必须跟上形势发展，这是一场仿真与识别的科技竞争，各有关部门应给这项科研工作更多的支持和重视，增大其科研经费，增强其科研力量。

要尽快推广应用鉴别科技仿真书画复制品的识别方法，首先服务于拍卖与画廊交易，还要在全国各地普及识别此类复制品的方法，防止此类复制品充当赝品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有关部门应对以科技手段制造高仿真书画复制品的生产单位加强监管，并在制作过程的各个环节（特别是要审查复制客户是否具有复制该作品的合法权利、生产者的复制数量是否遵约、作品数据是否安全等问题）都要加强监管力度，防止此类复制品被作伪者利用。

5.需要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综合治理书画赝品泛滥之灾。书画赝品在当代中国泛滥，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不只有国内因素，还有国际因素，情况十分复杂。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书画鉴定界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关注，需要各有关部门齐心协力、密切配合、综合治理。我曾与一位司法系统的专家一起谈到某些书画赝品产销情况，这位司法专家对我说：“这是个案件，够得上经济案件，也够得上刑事案件，可以进入我们的业务范围了。”艺术赝品是社会公害，它的产生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有关，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们在与书画赝品做斗争的实践中，必须将其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连接在一起，将其与反腐败的斗争连接在一起，将其与打击假药、假食品、假名牌货等伪劣商品以及假学历、假学术论文、假唱、假的政绩工程等造假行为连接在一起，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击退书画赝品泛滥的大潮。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观察，无论当前中国书画真伪之间的“战争”如何激烈、如何复杂，邪不压正，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不断前进，中国书画鉴定的未来局面一定会越来越好。从中国书画鉴定的历史发展轨迹观察，过去的是一部人文的经验鉴定史，未来的是一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科学鉴定史，历史的转折点就在我们的脚下。

注释：

[1]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418—426页。

[2]杨仁恺：《中国书画鉴定学稿》，辽海出版社出版，2000年，第127页。

作者简介：

尹毅，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书画真伪科学鉴定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