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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L’Amant)讲的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故事：在殖民地，一个贫穷的白人姑娘和一个富有的中国青年的绝望的爱情故事。谁都会讲这种故事，就看谁讲得精彩了。我以为写小说就是如此，看谁把故事讲得精彩，还能从精彩的故事中挖掘出思想。
　　这个故事杜拉斯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的，剪辑其中最精彩的片断呈现给读者。在这些精彩片断中，穿插着一些叙述，作为对主要情节必要的补充。这个故事又不是一路讲下来的，中间又穿插着作者对自己家庭生活，殖民地生活的叙述，甚至还有多年以后的叙述，当然，多年以后的事情也与情人或她与情人的关系有关，总之，受这个主要故事的影响。这种安排使文章更加紧凑，似乎只是发生在作者16岁半到18岁之间的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但实际上作品的容量很大，时间跨度也很大，一直延续到作者70岁。中间很多情节和叙述，都经过了作者多年的积淀。
　　作者的家庭生活和殖民地生活的大篇幅加入，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这都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家庭，我是不会出头露面的，更不会为了钱而和中国情人来往。也许我最后也爱上了中国情人，但事情的开始不是为了爱情。殖民地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的生活对照，可以作为故事的背景音乐，也可以体现出作者对人生的观照。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完美的，都充满绝望。殖民地有很多风流韵事，作者单写了一个贵夫人，她的为了她而绝望自杀的情人。迷乱绝望的生存背景，配上一段绝望的爱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作者冷静地写这些事情，主旋律和背景都是美丽的绝望的令人唏嘘不已的。这就使这段爱情不同寻常，成为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一段爱情。同时使这篇作品没有落入爱情故事的俗套，赋予它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