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党报的理论体系及其构建者

      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作：《宏观新闻学》、《基础舆论学》、《当代舆论学》、《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态》、《天理民心》、《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媒介批评通论》、《社会舆论原理》等。

    1964年毕业于辽宁省师范大学，80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先后获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曾任记者、市级广播电视局局长兼总编辑，国际关系学院新闻系主任。多种学会理事，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北京市政协学委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长期从事新闻学和舆论学研究，主要著有《宏观新闻学》（2001）、《科技新闻传播理论》（2001）、《科技新闻理论与写作》（1998）、《基础舆论学》（1988）、《当代舆论学》（1990）、《当代中国社会舆论形态》（1989）、《天理民心》（1998）、《邓小平宣传思想研究》（1990）、《第二次革命的伟大旗帜》（1993）、《穿越舆论隧道》（2001）、《邓小平后的中国》（1990）、《传播学总论》、《现代新闻理论》（1999）《媒介批评通论》（2001）、《社会舆论原理》（2002）专著、合著17本。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词典》、《应用写作大百科》两部辞书。
   20年来，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新闻学、舆论学、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等论文530多篇，11种论著获优秀成果奖。
     徐培汀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一书提出“甘惜分新闻思想”的概念，认为“甘惜分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反映了甘先生在新闻学领域的显著成就和重要影响。甘惜分教授对党报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对党报理论的论证模式，为我国新闻学的发展和教学开拓了道路。 
　　(一)党报新闻学的探索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宽松的理论环境使甘惜分教授深受鼓舞，他重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党报和人类新闻活动的论述，于1982出版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成为全国有深刻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在10多年发行的高峰期，《新闻理论基础》销售20多万册，许多新闻学者大都引用过该书的观点。 
　　《新闻理论基础》把经过实践检验的党报思想纳入一个个理论范畴，通过严密的论证阐释了党报的重要原则。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党报观点还没有在演绎体系中再现其理论前提和完整的逻辑，甘教授则把这些观点整合为一个理论框架，论述了这些观点的必然性和相互联系。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三者关系（作者称之为“小三角”理论），引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作者称之为“大三角”理论），然后进入对党报理论体系的深入阐释。在今天看来，书中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引起歧义的观点多是由于忽略特定历史环境而产生的误解。 
　　1988年6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书，针对有争议的问题，甘先生进一步廓清党报的理论是非。其中《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报纸和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三篇论文以新的高度概括了作者的党报观，对“报纸的阶级性”、“党报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做了更深入的论述。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党报一直坚持报纸的“阶级性”或“阶级专政工具论”。甘教授阐释了这两个被搞得极为混乱的概念，澄清了“左”的歪曲，提出在“在社会阶级区分最后消灭之前，不管新闻事业的作用和任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多大的变化，它们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手中，分别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和观点来观察社会问题的。” 在阶级社会中，政治类报纸必然具有阶级性，各阶级都可能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甘教授认为，今天的报纸“除了一部分与阶级斗争有关的新闻与评论之外，还有大量与阶级斗争无关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斗争、自然科学的研究与实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都与阶级斗争无关”。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很多时间是处于阶级和解状态，求同存异，这是常有的事情。他揭示报纸的阶级性并不是主张报纸在任何时候都要搞阶级斗争，否定不同阶级的合作或和解，而是提醒人们在特殊条件和特殊时期，对政治是非问题要注意报纸的阶级倾向。 
　　他对列宁提出的“报纸不像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的观点，也作了准确的解释，即“报纸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甘教授引用列宁的话说，专政并不都是暴力手段，报纸没有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付诸思想影响来巩固政权。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残酷斗争来曲解“专政”的多种含义，必然把专政和镇压划上等号。在今天的西方国家，执政者借助媒体制造同意、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来维护政权，是普遍现象。西方批判学派长期批判这种新型的阶级关系，只是他们很少使用“专政”这个概念。当年列宁要求把报纸办成专政的机关报，主要不是指反对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俄国已经被打倒，而是指反对共产党员、工人队伍中的消极怠工、懒惰和多取报酬少干活的行为。“四人帮”的“报纸专政工具论”正好与此相反，他们用报纸诬陷、打击主张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为改善国家落后面貌而重视业务、积极肯干、勇于直言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以法西斯暴政来曲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2005年甘先生在香港未名出版社出版了新著《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并与王永亮发表了《方家论语的访谈》对话，对自己一生走过的曲折的学术道路进行了总结，全书显露出甘教授关注新闻事业发展、心怀坦白、对新闻工作疑难问题勇于探索的渴求，体现了一个正直学者的诚实和信念。 
　　（二）党报理论体系的建构与观点论证 
　　甘惜分认为，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留下一部新闻学专著。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不从卷帙浩繁的马列著作寻章摘句去整理出尽可能符合马列原来的体系，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建立过体系。“这个体系是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研究、揣摩、构思出来的”。
　　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甘教授在论述了一般新闻学原理后说：“我们将转入另一个领域，集中研究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根本矛盾或根本关系。新闻事业这一舆论工具，处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它在这多种社会关系之间奔腾跳跃。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之好坏，作用之大小，就看它能否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他认为这些关系主要是：“一、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二、新闻事业和群众的关系；三、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甘惜分的党报理论体系正是围绕以上三个范畴揭示党报的基本原理。 
　　第一，他首先从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阐释了党报的唯物认识论，论证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与反映世界真相的要义。他认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忠实地向读者报道客观事物，敢于说真话，不说假话。他把新闻的真实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反映事实的真相，对每一件事实的报道是真实的；二是，反映时代的真相，不但反映的一个个事件是真实的，而且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基本面貌；第三，反映时代的本质，从整体上把握现实，通过大量事实的报道显示出时代的趋向或主流。甘先生在列举一些事例后，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 显然，党报的理论核心就是坚持唯物论反映论，把坚持事件真实、事实真相和反映时代本质统一起来。 
　　第二，《新闻理论基础》重点论证了新闻事业与群众的关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一原理。甘惜分教授写道：“党是领导，而人民是母亲。没有党，人民会迷失方向，而没有生我养我育我的母亲，我们就会灭亡。当然这里所指的党，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党，而不是‘四人帮’控制的那种党。我认为新闻事业要适应人民的需要，但不能迁就人民中的落后思想。新闻事业要教育人民，同时党要通过新闻事业以接受人民的监督，要欢迎来自人民的批评。” 接着，甘先生强调：“我们的新闻事业，如果不受人民欢迎，如果得不到人民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受到人民的反对，这个新闻机构最后只有关门。”  
　　甘惜分教授笔锋一转，由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转入党报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论证。他写道：“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最讲党性的，是坚持党性原则的。而我们的党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坚持新闻事业的人民性，就是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一张不受人民欢迎的报纸，不受听众和观众欢迎的广播和电视，不能给人民以最好的精神食粮的新闻事业，是谈不上无产阶级党性的。”
　　最后，甘教授揭示了党报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关系。他说：“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可以得出结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成为真正人民的新闻事业。我们办报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报纸的材料来自人民，报纸的所有权属于人民，报纸办得好不好，评判者是人民。在战争时期，人民用生命保卫我们的印刷厂，为把我们的报纸送到敌占区去而英勇献身，在白色恐怖下的人民群众冒着被捕和杀头的危险阅读我们的党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依据历史事实的论证，是对“三贴近原则”最早、最深邃、最生动的阐述。 
　　第三，《新闻理论基础》的第七章集中论述了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提出“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和党保持一致，这样它才能在每天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下掌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人民朝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就需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我们的新闻事业，要每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地对国内外重要事件作出科学的解释和阐述。要有政治上的坚定性，要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决不动摇。”同时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传达党的政策。他认为： “党的新闻事业，特别是党的报纸，是传达政策和掌握政策的重要部门。由于党的新闻事业是每天同群众交谈的最灵活的机构，所以它能够最迅速、最广泛地把党的政策传达到群众中去，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做到家喻户晓。然后，群众对党的政策有什么反映，是拥护，还是反对，各级党的组织是怎样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是否正确执行了，执行的好不好？······所有这一系列过程，在相当大程度上都要依靠党的报纸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党的路线政策和党的报纸结成了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 
　　最后甘教授指出，报纸贯彻党性原则还要坚持党的组织路线。“一切党的新闻工作者都必须牢记：党报不是一种普通的工作，它本身就是党的工作，它是党组织的一个部门。它不同于其他部门之处，只在于它是党的舆论机关，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发言人·······组织上必须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委手中。” 
　　在谈到党报的职能时，《新闻理论基础》强调了媒体正面报道的作用。书中说：“我们的新闻事业要特别注意建设一座思想上的长城，关心人民的精神状态，关心一代人的成长，特别是下一代的成长。要矫正社会风气，注意人民的道德风尚。我们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我们的新闻事业要力矫时弊，发扬正气，克服邪气，要提倡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要提倡集体主义，要提倡雷锋精神，要增强人们心中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里，甘教授提出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并把它写进新闻教科书，对培养学生认识党报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新闻改革的理论闯关 
　　“四人帮”粉碎之后，报纸成为一张真正的党报，报纸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恢复，是党报最重要的变化之一。但批评还有禁区，新闻界和学术界对此议论纷纷，甘教授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为媒体开展健康的舆论监督提出新的见解。 
　　早在1979年，甘先生在《打破报纸的批评禁区》一文中提出：“报纸上的批评要不要划定一定的范围，就是说，能不能批评到同级党委头上。”他分析了报纸开展舆论监督的两个禁区：一是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二是舆论监督批小不批大。当时维护这两个禁区的理由是：“报纸是党委的机关报，是党委的耳目喉舌，它只有代表党发言的义务，而无批评党委的权利。”甘教授否定了这个理由，并进行了论证：第一，省报是省委机关报，省报不能批评省委的问题；市报是市委机关报，不能批评市委的问题；县报是县委机关报，不能批评县委的问题······这样一来，报纸上对重要的领导干部也就没有什么批评了，批评的只能是下级。第二，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是不能批评党委会呢还是不能批评个人。按理讲，应当指的是不批评党委会，但在实际上，是连各个党委成员也不能批评。这样，个别党委会成员就代表了党委会，个人代表党了。 
　　由此，他提出一个理论判断：“党报不能批上，只能批下，只能批小，不能批大。权利越大，享受免于批评的特权也越大。”“于是群众讥讽我们的报纸 ‘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甘教授的这一观点指导了党报的舆论监督，在实践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近些年以成克杰为代表的一批高层贪官被惩办，证明这种理论改变了持续多年的党报“批小不批大”的传统，推动我国的舆论监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1986年起，媒体提出新闻改革的问题，抓住改革的根本，就可能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关键是要改什么，如何按照新闻事业的固有规律去改。从1987年起，甘先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创办多种体制的报刊，为报刊进入市场提出大胆的设想。 
　　他说：“我国现在的报纸体制完全继承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时代的传统，即清一色的党报体制。那是战争岁月，敌我生死较量，非高度集中统一无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报纸都在党委统一的领导之下，统一宣传口径，对全局性问题中央表态之前，任何报纸不得任意发言，这一切做法在那时是完全必要的。” “在新形势下党怎样领导报纸，怎样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值得认真研究。”他提出：“我国新闻改革要从几个重要问题着手：一、恢复一二家非党报的大型日报，这里说‘恢复’，因为解放前和建国初都有这样的报纸。后来‘左’的领导思想，把它们砍掉了，只剩下清一色党报体制。今日恢复，正是正本清源。如有困难，可先在北京试办一种，也可在现有首都日报中选一家就地改组，去掉党报头衔，改称民间报纸。这种报纸不是什么‘同人报’，在政治大方向上与党报并无二致，但身份不同，说话较为灵活，不代表党和政府，完全站在民间立场发言。有时党报不便说的话，可由这张报来说，以试探舆论反映。报纸总编辑应慎重遴选，必须是政治上既可靠又开明、业务上精通的人，报纸编辑部由共产党员作骨干，以保证报纸的大方向。”甘先生的这一建议，为90年代初党报办子报，都市报、生活报和独立的专业报刊纷纷问世，提供了理论根据，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甘惜分教授把他的上述新闻改革理论概括为“多声一向论”。他说：“一言以蔽之曰：‘多种声音，一个方向’，简称之为‘多声一向论’。‘一个方向’，即社会主义大方向。一切新闻改革，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其他。凡违反社会主义方向之言论，是应当反对的。”　　

      在1987年，甘教授就指出：“从报纸的经营管理来看，报纸要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等，也和普通的工商业相同。”这一结论为报刊进入市场奠定了正确的理论。1988年《新闻界》杂志开展关于“新闻是不是商品”的讨论，编辑部来信要甘惜分教授写篇文章参加争鸣。在《精神产品不能提倡商品化》一文中，甘教授在论述了报纸是商品这个正确的命题之后，提出三个非常有益的观点。这就是：一、新闻是商品只能限于一定范围，即新闻机构发表的新闻；二、新闻是商品，这虽然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但新闻的商品性不是新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三、对新闻这种“商品”如果不作具体分析，不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在社会中的不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必然会掉进“新闻既是商品，市场上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结论里去。他强调：“报纸、广播、电视等都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价值和物质产品的价值是不可用同一个尺度来衡量的。”这里，甘教授告诫我们的是，新闻是商品，但不能为了挣钱而忽视媒体的政治导向与思想导向；新闻学也不能变成一味研究媒体如何赚钱的学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甘教授的这些观点不仅被实践所证实，而且将越来越显示出深刻的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