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庸：博学笃志自高远

艰苦岁月，靠抄书点亮梦想

    在周克庸网易博客的 “个人简介”栏里，写着这样一段话：“我的人生信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迷失了自己……”这是他用60多年的人生经历总结出来的智慧。
    1951年出生的周克庸，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人生诸多的困苦磨难： 15岁，他告别北京舒适的城市生活，远赴新疆成为建设兵团农一师的一名 “羊倌”，稚嫩的脸庞经受了塔里木盆地如刀的风沙和冰雪； 19岁，他回到庆云老家的农村，在结满盐渍的贫瘠土地上流淌自己的汗水； 25岁，国家落实政策，他到德州工艺美术厂做了一名造型工人； 26岁，他迎来恢复高考的喜讯，虽考出了山东省语文分数第一名的好成绩，却历经几次反复才得以进入大学。
    然而，所有的坎坷崎岖都未能让周克庸迷失掉自己，在 “文革”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靠读书让心中的梦想继续飞翔。当时，书籍大都被扣上了 “封、资、修”的帽子，被扔进熊熊大火，偶尔有幸存下来的书，其主人也不愿借人。对书籍如饥似渴的周克庸，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抄。在新疆建设兵团放羊时，周克庸借到了一本 《唐宋词一百首》，他如获至宝：一边放羊，一边抄书。新疆的冬天天寒地冻，风卷狂沙，吹到脸上像刀割一般。周克庸把吃饱了的羊群赶到一起，挤成紧紧的一团，自己钻到羊肚子底下躲避风沙，把身子半埋在流沙中，用冻僵了的手把整本书抄写了下来。
    除了 《唐宋词一百首》外，周克庸还先后抄过 《聊斋》 《唐宋名家辞选》 《少年维特之烦恼》 《巴尔扎克研究》 《拿破仑年表》 《声韵字表》等等。抄写《聊斋》时，周克庸已经回到庆云老家种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远亲家发现了一套12册线装木版印刷的 《聊斋》，好说歹说，人家终于答应借书给他抄，但一次只借一本，还旧借新。这位亲戚住的地方离周克庸的村子有三四十公里，那会儿也没有自行车，只能腿着来腿着去，光借书还书12个来回跑下来，周克庸就走了四五百公里。那会，一天得下地干活十几个小时，只有晚上才有空抄书。当时是冬天，周克庸把窗户纸全扯下来，让风呼呼地往屋里灌，好多人说他 “抽疯犯神经”，其实他是怕自己犯困。因为冷，周克庸一冬天没脱衣裳，身上的虱子多得滚成了蛋。就这样，他把一套《聊斋》抄了下来。后来，周克庸虽然有了铅印本的 《聊斋》，但这套手抄本一直保存着并珍爱有加。
    抄书之外，周克庸还和别人换书。上个世纪70年代的农村，仅存的一些书被当成废纸，用来在过年时换鞭炮。但鞭炮作坊更喜欢用报纸做鞭炮，同样分量的报纸可以换到更多鞭炮。周克庸就用自己订的报纸换旧书，收获颇丰,他用这种办法，先后换到了《袁了凡王凤洲纲鉴合编》、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有民国初上海广益书局的 《言文对照新式初等论说指南》等等。后来，国家给周克庸部分落实了政策，他有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便时常走进书店买书。当时，周克庸日子过得非常抠门，舍不得吃舍不得花，但买书却非常大方，攒点钱大都花在买书上了。

厚积薄发，学术成就斐然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读书对周克庸来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他当时从来没有想过靠读书得到些什么。但不经意间，读书却回报给了周克庸人生的精彩。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周克庸，在高考中考出了山东省语文第一名的好成绩。次年，他被德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录取。
    1980年，走出大学校门的周克庸，成为德州七中的一名初中老师。十年抄书、苦读，给了周克庸厚积薄发的底蕴。上学期间，他就在 《国内哲学动态》《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了自己的哲学、美学文章，在 《山东文学》 《花城》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工作后，在努力做一个好老师的同时，他不断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勤奋和努力，为他带来了人生的又一次转折。
    1984年，中共太原市委党校面向全国招聘教师，专科毕业且无高校教学经历的周克庸被破格录取。 “我到太原后上的第一节课，差点给学校带来麻烦。”周克庸笑着说，当时要求教师需有5年大学教龄，学历最起码也要全日制本科毕业。学生听说来了一位大专毕业的中学教师给自己上课，都有点不服气，声称如果讲课不好就罢课。结果，第一节课下来，所有学生都翘起了大拇指。
    在太原，周克庸开始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转移到社科理论研究上，并以此成就了他个人的人生高度。他的作品和研究成果，多以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为特色。1988年，他在 《求是》发表 《科学地把握 “生产力标准”》一文，在疾呼 “整体性和历史动态性是生产力作为衡量社会生活活动尺度的两条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全国范围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将“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的倾向及社会短期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1989年，针对 “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 “民主浪漫主义”的模糊认识，他撰写了 《“民主”的含义与民主建设的条件》一文，从阶级属性角度阐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先进性和基本特征，并对我国民主建设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出发点，作了令人信服的剖析；而在次年撰写 《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第四编的 “民主建设”一章时，为了扭转时人将阶级性视作民主唯一属性的认识偏差，他不顾出版社的不同意见，甚至宁可放弃出书机会，也要据理力争，并最终坚持阐发了 “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工具形态和国家形态双重本质”的观点。
    1996年，周克庸参加了全国第三次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与来自全国各省、各部委、各兵种的专家一起探讨交流。作为100名参会者中唯一的地市级市委党校代表，他受到中央党校校长的称赞。
    周克庸的个人材料，先后收入了 《科界凡人——太原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简介》 《曙光：山西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简介》 《三晋英才录》 《政协委员风彩录 （山西卷）》 《中华人物辞海·当代大文化卷》 《中国当代学者大辞典》 《中国专家人才库》 《中华国际英才研究院专家名录 （光盘版）》 《当代中华英才大典》 《世界名人录》等多部名录。
    1993年，周克庸领到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鲜红大印的证书。 “为了表彰您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特决定发给政府特殊津贴并颁发证书。”——证书上的这段文字，是对他最好的褒奖。

村口的大杨树，是浓到化不开的乡情

    小时候的周克庸，对自己老家庆云县周辛村的牵挂，只限于对爷爷奶奶的依恋。那时放寒暑假，他总要回老家陪爷爷奶奶几天。然而，经历了 “文革”那段人生低谷的周克庸最终体会到，只有这里，才是走投无路时，唯一能够让自己借以栖身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现在，每次回老家，周克庸总要到村边的河堤上，看看那棵足有成人两抱粗的大杨树。 “那该是我种下的吧”，周克庸说，1976年离开周辛到德州工艺美术厂上班时，这棵杨树还只有胳膊粗细。在离开村子的前一天，他专门去为杨树修剪了枝桠。后来，河堤上的杨树大都被砍伐了，但村里的乡亲说，这棵杨树是小周的，一定得留着，谁也不能动，只要树在，他回来就有个家。
    乡亲情深意重，周克庸同样是一个乡情浓厚的人。每次回德州，他都要找自己在德州的老同事、老朋友叙叙旧。他在原德州工艺美术厂呆了两年，后来每次回德州都要找机会与当年的工友们见见面。在德州七中，他带了一届高中班，学生们至今对他念念不忘。互相失去联系20多年后的2005年，当年的学生终于与周克庸取得了联系，并在德州举行了一次近40人参加的师生聚会。学生们还记得1984年周老师带他们全班爬泰山时许下的诺言： “30年后，我们再一起去爬趟泰山。”不久前，周克庸高兴地与学生们相约，明年一起爬泰山，再圆一个青春梦。
    在周克庸的内心深处，一直认为位于冀鲁边界的家乡，是个英才辈出、人杰地灵的地方。尤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冀鲁边区的乡亲们，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要用自己手中的笔，为这里英雄的人民树一座纪念碑。在经过多年的构思后，他于今年夏天开始着手创作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电视剧 《英雄冀鲁边》，计划以40集左右的篇幅，反映家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 
    今年5至10月，周克庸在德州呆了5个多月。他走访了宁津、庆云、乐陵、陵县、临邑以及沧州、滨州部分县市的一些战争遗址、烈士陵园，为创作电视剧进行采风。 “越是深入了解，我越是为家乡人民感到骄傲。”周克庸说，自己的电视剧将着重描写冀鲁边抗日军民的群像，不但要写众多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更要写那些普通战士、普通民众对抗战的坚持和贡献。
    我们采访周克庸时， 《英雄冀鲁边》已经写到第 25集。“我准备写40集左右，争取今年底明年初完成剧本，明年春开始筹备拍摄，力争在 2015年 8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播出。”已经60多岁的周克庸，一谈起创作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没有琐事缠身，我3天就能写一集”。
    采访临近结束，周克庸拿出了已经为我们写好的题词——“顶天立地德州人：牺牲多壮志，日月换新天”。不难体会，这题词中，饱含着周克庸拿对自己家乡土地和家乡人民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