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演者小传
鲁枢元
生于1946年1月，河南开封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心中的旷野》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陶渊明或许真的已经成为“昨夜星辰”。陶渊明连同他的自然主义的哲学精神或许已经真的死去。一线希望在于：现时代的生态灾难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那也将是陶渊明的再度复活。我愿意把我今天的这番话，作为对渐行渐远的陶渊明的幽灵的一次“招魂”。
一、伟大诗人陶渊明
中国文学史中常说：“伟大诗人陶渊明”，怎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如果让秦始皇PK陶渊明，那就好比在一架天平上，一端放上一座宫殿城堡，一端放上一缕清风白云，奇怪的是这架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偏斜。
我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常说：“伟大诗人陶渊明”，怎么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如何衡量？这里我想简化一下标准，模糊一下概念，如果仅以古人在后人心目中印象的深浅、即所谓民众的“口碑”判断一个人历史地位的高低，那么陶渊明的名声之大与秦始皇倒是可有一比。秦始皇历来被史书称为“千古一帝”，而陶渊明则被誉为诗苑的“千古一人”。听说过秦始皇的人，大约就听说过陶渊明；凡是知道“焚书坑儒”典故的人，也不会不知道“桃花源”的故事。如果核算一下他们自己和社会为此支出的“成本”，却又更加悬殊：秦始皇“奋六世余烈”，攻城略地，斩首百万，血流漂杵，方才当上千古一帝。秦始皇自己劳力又劳心，自己也是付出生命代价的，49岁便命丧黄泉。而陶渊明获得“千古一人”的历史地位似乎要“轻易”得多，不过是喝喝酒、读读书、种种庄稼、写些关于南山、菊花的诗，平常得几乎不能再平常，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说是诗人，诗也不多，连文章在内总共一百多篇。将秦始皇与陶渊明如此比较，结论显得很有些离奇：就好像一架天平（人类价值的天平），一端放的是一座城堡或宫殿，一端则是一缕清风或一片白云，而那天平竟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偏斜。
一般人凭直觉当然还是会觉得皇帝毕竟要“重”些，诗人终归“轻”一些，这种印象出在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观上。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书写，太过于重视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的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而忽视了人类精神空间的清风和白云。
所谓“清风”、“白云”，是什么？想一想，那不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上让一百多位国家首脑百般无奈的“大气”问题么？按照美国五角大楼的说法，这些由“大气”带来的生态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超过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军事问题！而陶渊明，原本就是人间的“清风白云”。
最近我一直在想，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元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事实说明，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不但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反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下严重错误，即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生态错误，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难以自拔。
回到秦始皇与陶渊明的对比上，如果说秦始皇的业绩在政治、军事、经济，属于人事；那么陶渊明那些写南山东篱、清风白云的诗歌散文则应归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上，秦始皇与陶渊明各占了一半。按照我们的大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943年在美国芝加哥东方研究院讲学时的说法，前者是英雄，后者是圣人。纵观人类历史，无论东方西方，可谓英雄无数，而圣人则寥寥无几。英雄成事也败事，圣人则无为无不为。60多年前金岳霖先生针对时代的弊病就曾强调：地球上光有“英雄”是不够的，还应当有“圣人”。为了防止整个世界为英雄观所控制，很有必要以圣人观来救治英雄观。
二、陶渊明的自然哲学
陶渊明的诗颇富哲理，西方哲学家中，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海德格尔的哲学颇富诗意，中国诗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哲学的似乎只有陶诗。
我们说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甚至在世界诗化哲学中也应占据一席之地，这倒不是说他撰写了多少哲学著作，而是因为他的诗文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梁启超认定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可以拿两个字概括，即“自然”。他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陶渊明》一书中，曾在一段话中接连用了七个“自然”，表达他对陶渊明“自然精神”不容置疑的肯定。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仔细研读了陶渊明的《形影神》、《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等诗文后指出，陶渊明的核心思想旨在“委运任化”、“随顺自然”，“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由此认定陶渊明不仅是一个“品节居古今第一流”的文学家，而且也是“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一位与其前辈阮籍、刘伶皆不相同的“新自然主义”哲学家。
中国本土自然哲学的代表就是先秦的老庄哲学。在中国，从古代的苏轼、朱熹，到现代的梁启超、朱自清、陈寅恪全都将陶渊明的精神归为这种自然哲学。陈寅恪说陶渊明的哲学是“新自然主义”，仅是为了区别秦汉以来渐渐宗教化的道家思想，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反而是更切近“原教旨”的老庄哲学。
在西方当代，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最具东方气息，海德格尔（1898-1976）本人也曾与中国老庄哲学有过亲密接触。台湾辅仁大学教授萧师毅（1911-1986）年轻时曾与海德格尔合作共同翻译过老子的《道德经》，还不时给这位正交华盖运的老师带去战后德国极其缺乏的面包、黄油、咖啡、香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张世英先生曾在其《天人之际》一书中指出：陶渊明的诗颇富哲理，西方哲学家中，似乎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海德格尔的哲学颇富诗意，中国诗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哲学的似乎只有陶诗。
晚年的海德格尔面对西方技术社会日益暴露的种种危机，渴望为迷失方向的现代人寻找一条再生之路，“自然的观念”与“诗意的栖居”再度成了他哲学思考的重大课题。海德格尔首先要做的，是将自然从现代工业社会的强大思维定势中解救出来。在这条救赎之路上，他选择了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1770-1843）作为自己的“盟友”。他说，这是因为荷尔德林是一位本真的、为自然柔情拥抱的诗人，因而又是一位“诗人中的诗人”。
海德格尔称颂荷尔德林的这些赞词，同样可以赋予我们的诗人陶渊明。或许可以说，陶渊明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荷尔德林。
三、陶渊明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如果说陶渊明时代的“樊笼”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马克斯·韦伯则认为在工业时代“木笼”已变成了“铁笼”，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谈陶渊明，话题很多，因为时间有限，我这里只打算选取陶渊明诗文中的三个关键词：樊笼；回归；田园，探求一下陶渊明对于身处困窘的现代人可能产生的某些启示。
1、“樊笼”：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往往成了囚禁自己的樊笼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有时也被他叫做“罗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这种生存的悖论，也往往成为许多哲学家思索人生、变革社会的起点。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还是由“木头”制作的（“樊”字从木）；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按照通常的说法，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比如，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迅速崛起，却同时造就了千百万的“房奴”与“车奴”，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豪宅与名车竟又成了有形与无形的牢笼。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2、“回归”：返回的道路才有望把我们引向前方
在历代人的心目中，陶渊明的名字总是与“归”联系在一起的。陶诗中“归鸟”、“归人”、“归田”、“归心”、“归田园”、“归空无”屡见不鲜。至于《归去来兮辞》，钱锺书先生曾借前人之口盛赞“两晋文章，唯此一篇”，仅只一篇，就足以奠定陶渊明在中外文学史中的地位。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是一个例外。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查阅一下中外文学史，所有真正的诗人，尤其是那些被冠以“浪漫主义”名号的诗人，差不多都是信奉这种回归诗学的，回归乡土、回归民间、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在德国，有施莱格尔、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在英国有华兹华斯、科勒律治、布莱克、艾略特；在美国有哈代、梭罗、惠特曼；在印度还有一个泰戈尔。在长长排列的“回归诗人”的队伍中，我们的陶渊明无疑是一位“先驱”。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也是一种“回归哲学”。海德格尔认定：思想实行的是“返回步伐”，“甚至返回的道路才能够把我们引向前方”。这话在我看来似乎又接近于老子所说的：“反者道之动”。思想的“返回之路”，不会是通衢坦途，更不是金光大道，而是一条人迹罕至却又令人神往的“林中路”。这样的道路，我们在陶渊明的诗中似曾见过：“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的“桃花源”或许就是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无论是“桃花源”还是“林中路”，回归道路上历来人迹寂寂。现在更是如此。
当代人一心期盼乘载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现代人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的告诫值得我们留心：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进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3、“田园”：一个失落的、破碎的农业文明梦幻
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流派的创始人”、“田园诗派的象征”，描绘田园风光，抒发乡土情感，是他对中国文学史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诗人如王维、李白、白居易、柳宗元、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陆游都是陶渊明的仰慕者、追随者、效仿者、继承者，都是他的超级“粉丝”。如果不怀有过多偏见的话，陶渊明田园诗中所描绘的情景，当属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正常时期的真实情况。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五千年”。
在农业时代，“农为天下之本，务莫大焉”，读书做官与做不成官时退隐归田，都是社会认可并鼓励的生存方式。更因为这种生存方式较为贴近自然，在人与人之间（如乡曲邻里间）也保留了更多天然的亲和关系，因而使得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容易被诗意感染。田园诗因此又可以看做农业时代特有的生活情调，是农业文明精神的升华。英语生态学ecology的字头eco,其希腊文的原意为 “居所”、“家园”，陶渊明的“田园诗”也是“生态诗”。
在大陆文学批评界，有人把年轻诗人苇岸、海子的死去（一个是贫病而死，一个是卧轨而亡）看作一个田园抒情时代的最终逝去。在我看来，一个更为确凿的证明，是“打工诗”的出现。
固有的乡土或者已被现代化的进程拆解得七零八落，或者正在被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所同化，变成农副产品的生产流水线。乡村中往昔的一切，不是在迅速失去，就是完全改变了模样。用打工诗人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樟树在昏睡”、“青山在颤抖”、“阳光积满灰尘”、“河流漂着油腻”、“风声中夹着铁片”……工业化的挖掘机“伸出巨大的钢铁巨齿”，“从大地深处挖断了祖先与我血脉相连的脐带”。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被滥用的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严重污染，传统的田野风光已经消失，传统的农村文化已经解体。现在的农村已经难以给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提供一个有效的生命意义系统，昔日的田园风光再也难以寻回。
人类历史的去向，应当允许有不同的探讨与选择。
人类历史长期以来是建立在农业文明的根基之上的，农业文明的一大特性是人与自然尚且保留着较为密切的亲和关系。人类毕竟还有着“性本爱丘山”的天性，田园风光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案例，毕竟还拥有永恒的魅力。我想，“后现代”要成为一个比“现代”好一些的时代，有必要从“前现代”汲取更多的生活情调与生存智慧，其中也包括陶渊明的田园诗。
四、知白守黑，寻觅时代的和谐与诗意
李政道在上海讲演时指出：那些人类目前无法看到的宇宙中的“暗能量”是人们已经知晓的能量的14倍以上。我们有必要向物理学家们学习，在人类的精神空间里寻觅那些罕见的 “弱粒子”、“暗能量”。那么，我们也许就还会寻找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那里。
在近代欧洲，所谓“启蒙”，就是“开启黑暗”，就是“拥白弃黑”。而在启蒙理念开拓出的工业社会、科技时代，人们犯下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执于一端，只知白不知黑；只要白不要黑；只要强不要弱；只要进步而不懂退缩与回归，结果酿成了今日的生态灾难，失去了人类存在的根基。表现在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上，那就是只重外表，不重内心；只重物质，不重精神；只讲科学，不讲信仰；只讲手段，不讲道德；只想发财，不肯节俭；只求升迁，不愿隐退；只顾眼前，不管未来……启蒙运动以来，“光明主义”一统天下，人人向往光明，黑暗成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君不见作为启蒙理性结出的硕果、现代化象征的“大都市”全都变成了“不夜城”。有白天、有黑夜，白天黑夜相互交替本是自然的规律，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包括政治财经，似乎都在犯着同一个“拥白弃黑”的错误，这也是当代人遭遇到的所有生存困境的根源。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却不是这样。《老子》和《庄子》书中强调的是“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白，是“有”，是“显”；黑，是“无”，是“隐”；白，是“动”，是“进”；黑，是“静”，是“退”；白是“器”，是“存在之物”；黑是“道”，是“存在”的本源；白是已知的世界，是知识的领域；黑是未知的世界，是信仰的空间……“知白守黑”才是人生完善又完美的境界。
我曾经仔细地考察过诗人陶渊明的名和字：陶潜、陶渊明、陶元亮叫法不一，却不外乎相互映衬对照的两个方面：一是潜和渊，一是明和亮。即：一是幽暗，一是光明，“陶渊明”、“陶元亮”就是深潜于幽暗中的一丝光亮，就是道家哲学所推重的“知白守黑”。陶渊明正是因为“知白守黑”，所以才能够在穷通、荣辱、贫富、显隐以及生死、醒醉、古今、言意之间委运化迁、遂顺自然、身心和谐、意态从容。无独有偶，海德格尔的墓碑上遵照死者生前的意愿，没有按照常规装饰基督教的十字架，而是一颗闪烁的星，那意思据说也是“让自身潜入幽深黑暗的一丝光明”，怎么看都像是呼应了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的名字。
关于“知白守黑”，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不久前，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在上海讲演时指出的：在大自然结构的最深远处，不但存在着“重粒子”，还存在着“轻粒子”；不但存在着“强作用力”，还存在着“弱作用力”；不但存在着我们日常能够感觉到的物质和能量，还存在着我们感觉不到的“暗物质”、“暗能量”。他说：大家也许不知道，那些人类目前无法看到的“暗物质”大约占到了宇宙总质量的95%以上，而宇宙中的暗能量是人们已经知晓的能量的14倍以上。由此再看秦始皇与陶渊明，这一强一弱在历史天平上的“重轻”之谜，就不难得到解释了。秦始皇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强子”、“重粒子”、“正物质”、“正能量”；陶渊明则是人类历史上的“轻子”、“弱粒子”、“反物质”与“暗能量”。轻的、弱的、暗的，并不比重的、强的、亮的更不重要。可叹当前的人类社会似乎变得越来越“恃强凌弱”，越来越“趋炎附势”，强权之下，时尚之下，柔弱轻虚幽静者几无立锥之地，这与新近发现的宇宙精神并不符合，甚至是相抵触的。我们很有必要向那些孜孜不倦的物理学家们学习，以他们为榜样，在人类社会、在人类的精神空间寻觅那些罕见的“轻粒子”、“弱粒子”、“暗物质”、“暗能量”。那么，我们也许就还会寻找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那里。
应该看到，在现实的中国社会中，陶渊明已经成为“昨夜星辰”。陶渊明连同他的自然主义的精神也早已死去。陶渊明已经成为一个被现代工业化、市场化“太大的光亮”置入黑暗中的“幽灵”。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当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那时，也将是陶渊明的再度复活。我愿意把我今天的这番话，作为对渐行渐远的陶渊明的幽灵的一次“招魂”。
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魂兮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