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海明威的一句名言，作家陈忠实借用这句话，将当年创作《白鹿原》的成功奥秘一语道破。      
      《白鹿原》自1992年问世以来，以其厚重悲怆的现实主义风格，被誉为“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斑斓多彩又触目惊心的中国农村画卷”，是当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作品先后被改编成话剧、秦腔、舞剧、连环画等多种艺术样式，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时隔17年后，陈忠实重新回首当年写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他的讲述与其说是一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心灵成长史，从中折射的是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精神和心灵所带来的重大转折，以及中国农村走过的艰难改革历程与巨大变化。      
                                                              ——编者
    
难忘1985，打开自己      
      1985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11月，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是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了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是，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1986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籍，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而那种惊悚之后，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一种理性境界。我看到，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使我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另一部《兴起与衰落》，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      
      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优秀作品，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1978年的夏天，我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里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就开始坐下读书。那时还找不见新的翻译小说，我把文化馆图书馆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读。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     
      到1979年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使我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      
      七八年后，我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      
      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科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白》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      
      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于《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在《古船》中，我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叙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需再次审视我的人物。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它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人就会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      
      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人物心灵流程的轨迹。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      
      我至今记着1985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的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是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他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这句比喻久久不忘。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我又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科斯风靡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感受到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马尔科斯对于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于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     
      真是难忘的1985，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寻找一种叙述      
      在1986年到1987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当市场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作出了决断。      
      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但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我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引发读者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觉到了明显的变化，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      
      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1988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40摄氏度，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正式下笔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      
      又到清明了。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竟是一种前未所有的沉静和舒展。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工夫没有白做。     
复活了的呻唤声      
      记不准确是在构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经开始动笔草拟《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且不止一声。这是我的厦屋爷的呻唤声。我不由得颤栗。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里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然意识到，这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是从我记忆的心底发出的。
    
    我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属于两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为一股，单传一个，到我父亲仍是一个单传，我的这个嫡系爷爷在我出生前已经谢世。另一股的两个爷爷是亲兄弟，老大也去世早，老二这个爷爷在分家时住着上房和西边的厦屋，我们这一茬孙子便叫他厦屋爷了。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外边来的一个人走了，此后再无声息踪影。我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做厨房北边养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我在夜半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从对面窗户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那种呻唤声一般只有一声，偶尔还有连接着的较短也更轻的一声，好像第一声的余韵或回声。      
      厦屋爷去世时我顶大不过10岁，我也记不得有过什么亲近他的行为，他的面貌已经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还储存着厦屋爷呻唤的声音，竟然在这一夜更深人静的时刻响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业已构思成型、刚刚开笔草拟的《白》书里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们，把我的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从我的心底记忆里感应而出了。      
      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在这一瞬，我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是厦屋爷的呻唤声，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      
      在草拟和正式稿写作的4年时间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写得不顺，甚至遇到怎么也跨不过的沟坎，烦躁以至气馁的时候，我会在夜静时分挪一小凳，坐在中院的破烂不堪的两幢厦屋之间，寻觅捕逮厦屋爷的呻唤，使我烦躁丧气的心境渐次恢复起来，明天早晨可以以一种沉静的心态打开稿纸。还有社会生活不断潮起的热闹，杂以文坛开始兴起的炒作的热闹，能使我权当没看见、权当没听见而依旧坐在原下祖屋院里的，也是厦屋爷那深沉舒缓的呻唤给我的调节和镇静。    
关于性，庄严与挑战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     
      随着《白》的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很自然地得到了解决，起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来自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试探着对《白》里的人物完成透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任何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获得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透视人物的视角，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扩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空缺。所以，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写，把我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缠裹着性构件的长布条彻底撕开，这当是我在蓝田县翻阅一卷一卷《贞妇烈女卷》里无以数计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我的庄严感由此而产生。     
      这种庄严感在我此前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不能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我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清醒，我后来归纳的“写性三原则”，大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我把这十个字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     
我的剥离      
      我后来才找到一个基本恰当的词儿——剥离，用以表述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      
      先从一件铸成我人生刻骨铭心记忆的事说起。刚刚过罢1982年春节，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抽调一批干部分派到各个公社(即乡或镇)，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用一句话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户。区上限定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必须实现把土地、农具、耕牛等分配到农户手中。     
    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水利干部被编为一个工作组，派驻渭河边一个公社。我俩跟着公社干部，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大小村子里，耐心地调解矛盾，把分田到户的工作逐步推开并落到实处。     
      一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截然不同。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回陕西，把家安到长安农村，他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参与刚刚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村串户，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归垄合并，把独槽单养的耕畜牛、骡牵到集体的大槽上去饲养。而近30年后的1982年春天，我在距他当年所在的长安不过50公里的渭河边上，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看着那些抓阄得手的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饲养室，从大槽的横梁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缰绳牵出饲养场大门，我的心头又涌起未出口的慨叹。      
      我在这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里，想到了柳青和《创业史》，不是偶然兴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生活大课题。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作为一个农村题材的写作者，你将怎样面对30年前“合作”30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      
      完成了公社分田分耕畜分农具的任务，回到文化馆不久，我写了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我写一个为生产队抚育了多年牲畜的老饲养员，在分掉牲畜牛去槽空的第一个黎明到来时的心理情感。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难把握他们的人生慨叹，仅仅只是把一丝一缕留恋的情绪体现在这个老饲养员身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一笔印痕。他们的这种人生慨叹，不属于个人的私有情绪，而是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无以数计曾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费心用力的一茬人的普遍心情，我也有。      
      到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     
      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20袋，每袋按100斤算，竟有整数2000斤，妻子和孩子人均500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务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3年或4年分配的夏季口粮。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几乎同时，我想到了“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后来我总是回忆到在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      
      我记着，这种剥离初始发生于1982年的早春，在渭河边一个深夜的乡村土路上。     
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25日的下午。      
      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划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在这一刻的感觉，不仅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的真实的直接的感觉，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晕眩；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      
      我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走出屋子，走出小院。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我走下门前的塄坡，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不过，很快就没有知觉了。      
      我坐在河堤临水的一条石坝上，点燃一支烟，不记得坐了多久。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潮起，真想对着原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没有跳起来吼出来。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一丛菅草，顿时火苗哗哗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哔哔吧吧的响声，我被烟熏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那一刻，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     
      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我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回到小院，动手点火烧水，为自己煮一碗面条。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  陈忠实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关于作家陈忠实      
      1942年6月生于陕西西安东郊，曾做过乡村教师、文化馆副馆长，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散文集《告别白鸽》、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等。其中多部作品获得全国或省市级文学奖项。      
    长篇代表作《白鹿原》从1987年开始酝酿写作起，作家花费大半年时间查阅了西安周边三个县的县志，同时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及中国近现代史，做下五大本厚厚的笔记。之后他隐居乡下，用4年多时间、1800页稿纸，最终完成了这部作品。      
    关于《白鹿原》     
      这是一部渭河平原50年沧桑变迁的雄奇史诗，一幅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篇画卷。主人公白嘉轩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祥。白、鹿两家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争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伴随着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上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北京人艺历时两年，将《白鹿原》搬上话剧舞台，并先后被改编成秦腔、舞剧、连环画、泥塑等多种艺术形式。      
      小说入选“改革开放30年30本书”，至今各种版本发行量高达150万册，还被翻译成日、英、韩等多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