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爱成：深圳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于爱成，1970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先后在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就读本科、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研究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与城市文化。著有《狂欢季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笔名于今）、《从流行音乐看中国》（韩国学古房，2005年）等专著。另编著（合著）有学术论集《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广东九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祥瑞动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2008年第二版）、《深圳九章》（花城出版社，2008年）等。在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荣获第六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曾供职于广东省文联、深圳特区报社、深圳市文化局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现任深圳市作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任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大学文学院兼职研究生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9届中青年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五期全国文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鲁“体”粤“用”——于爱成印象
黄树森
1993年，于爱成带着他的彷徨和孤傲，从山东来到广州中山大学攻读文学硕士，而后又读博深造。1994年我与他相识，倏忽二十有年。深感流逝之速，惕然而惧。曾经的迷惘，反倒成就了他；没有这段孤傲，也未必有日后的沉稳和作为。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是广东新文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价值兵荒马乱的年代。据权威统计，1993年，全国货车有1/4开往珠三角。1/4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说，“数字繁荣”有时隐藏“量化巫术”，不足窥其内涵和真相，可以转换一个视角，从人文来看。1984年11月30日下午，广东作家章以武的电影《雅马哈鱼档》，这部被张瑞芳誉为闻到了“鱼腥味”，被前苏联导演称作是“指示性的名片”的电影，在北京大学预演，全场座无虚设，全场起立高呼：“广东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广东电视台副台长，我的同学张木桂出差杭州，酒店服务员竟要他脱下脚上玻璃丝袜送给他，以资纪念。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广东最早历经了一种新形态文化的生命力躁动，“鱼腥味”、“指示性名片”，乃至玻璃丝袜，都预示着现代性就是世俗性这一文化普世观在中国的生成和实践。我在拙著《黄说》(1)中，有了“广东破茧•中国破局”、“广东一枝独秀带来中国的满园春色”、“叩向岭南，就是叩向中国当下新文化”的理论表述。
于爱成在经济大潮与个性孤傲、文化漩涡与文化研究的悖论叠映，主义与顺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的纠缠博弈中，果敢而慨然适应环境，调整心态，沉潜大潮，给心灵找到了一个修禅打坐的空间。1994-1995年，他与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施爱东，满怀激情地用三个月时间，探访三十多位文化界人士，查阅数百万字历史文献，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经济列车牵引下的岭南文化》，今天看来这仍是一篇很有水准的文章。
引经据典，又接地气，很难。中国的文联、作协系统与中国的高校，是两个学术集群，两种话语体系，经常唱“分飞燕”，而不愿意唱“梁祝恋”。我虽受聘中山大学做兼职教授，但任职广东省作家协会理论月刊《当代文坛报》主编。我努力做的是超越课堂，拆掉围墙，让青年学子突围这小社会与大社会、小学术与大学术的藩篱。在黄天骥教授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期间，我常被邀到中山大学做讲座，把围墙外的新鲜学术空气引入康乐园。后来，差不多有十年光景，多次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当评委们意见相左时，答辩主席、我的老师吴宏聪教授，总会问我：这篇论文能否在你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以作为缓冲和平衡。黄天骥和吴宏聪，也是在大力做着拆围墙的学术贯通。
于爱成在他2015年新著《深圳：以小说之名》(3)《后记》中，谈到了他的学术思维的多元中和，正如海明威所言，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我深以为然，很有喜感。思维朝向决定学术高度和艺术高度。引经据典，又踩着地气；东西方文化也好，文献文化与实践文化也好，“苍松翠柏，高处相逢”就好。什么样的学术，当以解决问题为旨归；无论什么样的问题，当以学术探究为出发。“攀山千条路，共仰一月高”，告别教科书式思维，能有新的见解，最见功夫。
通俗的，可以变成高雅；但通俗比高雅更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告别了极左和“文革”，但总体上还停留在对农业文化的固守和对商业文明的嗤之以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评判尺度日益背离；以拯救姿态君临大众的文化时髦盛行。广东新形态文化的生命力躁动，表现为强调潜在的左右文化趋势原始力量的大众文化取向，告别传统思维而代之以真正的“美学尊严”，重估文化评判价值，论说所谓“历史的最终选择”，其实就是“民众的最终选择”。
1995年，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成立之初，我和施爱东、于爱成商量，拟从两个流行文化课题入手，以唤起新的思想、新的感受、新的语言的旋风、洪流和瀑布。一年多时间，施爱东拿下了40万字的《点评金庸》，采民俗学的阐释视角，出了几个版本，并受到金庸好评。于爱成拿下了40万字的中国流行音乐史论的《狂欢季节》，取新社会史的理论依托，颇有新意。我在给于爱成的《四重变奏——现代性与地方性、城市叙事与民间诗学化合中的新文化研究》(云南出版社2009年版)所作序言中，曾对《狂欢季节》一书有专门论述，认为“这部书的意义无可低估”，“国内当今研究严肃、流行音乐的著作或文章，当难以统过他这个山头”。2005年，《狂欢季节》由韩国学古房出版社出版，更名为《从流引音乐看中国》，六百多页的精装版，韩国人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在在展示这位青年学者的学术功底、原创性拓荒能力，以及从海量资料中淘金炼金的绝技。
当下，我们只关注东西方文化价值的探求，而忽略东方文化在不同国度的价值差异研究。韩国的文化思维、文化战略，我们绝不可小觑和等闲视之。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威胁论”“贬低论”和“居高临下的大国心态”，丞须调整和自省。我在《黄说》中《韩流与唐流》提到：
韩国影视立足本民族精神，但充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和东方美德，食道、医道、商道，诗、书、画，乃至忠孝节义温谦恭俭让，都与平民百姓的修身处世、家庭伦理、现代文明勾连圆通起来，不忌讳拿来外国文化，不掩饰中国文化的强势影响，活脱脱出之的是韩国精神、韩国品格，凸现一种大度、宽容的总揽式国际化视野。全盘接收好莱坞模式，又全盘接收中国传统文化，锻造一种新的韩国文化精神。
于爱成的《从流行音乐看中国》也有如下论断：
“流行文化这一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当代文化的主流形态”，“可以洞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流向、社会心理和价值伦理变迁，可以成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最鲜明突出的标识”。(4)
如果说19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纪，20世纪是经济发展世纪，之后的21世纪已进入文化立国的新时代，韩国的经验值得正视。他们已成功实施了一种国家文化战略，提出在中国文化市场至少要占10%份额呵。《狂欢季节》在韩国一纸风行，正是契合了韩国这种文化扩张的战略需要。反观中国流行音乐，命运多舛，还在讨论它是餐前小吃，还是主流大餐？是否应该享受“国民待遇”？在重大程度上能体现国家核心价值观？还有所谓的流行音乐和流行的音乐的讨论等(2)。艺术评判的等级诡异，条块上的各行其事，论说上的南辕北辙，流行音乐遑论“战略”，连“待遇”都没有。
综摄两端，中和为用。1997年，于爱成自广东省文联调入深圳，步入了寂静期，以至到了倏尔一字难落、一页难启的地步。他曾对我感叹，距离自废武功也不远了。1996年他想写一本《流行文化论》的初衷，也未有兑现。但我发现，我1994年见到的那个羞涩腼腆的那个初始印象，已大大改观。一面孜孜兀兀，干了许多实事，一面扩大交往、痴迷积累、拓展视野，仿若金庸笔下段誉的“凌波微步”，最爱炼的武功，不必炼气、举重，只要练练走路就好了，做足日常功课，再思忖寻求新的学术突破口。有一晚他从深圳打来长途电话，说陪同接待《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问我去哪儿宵夜好。我会心地笑了，看到了爱成外在严谨后面心灵活泼泼的一面，遂兴致勃勃地提示：八封岭食街，啥都有，是宵夜的好去处，上海宾馆对面的一条小巷，那里的油条硕大松脆，一锅油只炸200根油条，十分可口，堪称一绝，跟老朱说，在北京、南京都吃不到。2014年12月1日，我到深圳参加深圳文学季的活动期间，爱成陪我到荔枝公园对面的餐馆去吃湖南菜，他竟点了二款炒豆腐渣和宝庆丸子，挑起我沉寂了几十年的记忆，豆腐渣和猪油渣，都是我少年时的至爱，牵涉出许许多多的乡愁亲情，让我百感交集，我一直好奇：他是即兴之点，还是有意为之。第二天我和深圳学者刘中国又去了那家菜馆，喝啤酒吃豆腐渣。那两天，又闪回到他的研究生导师、鲁迅研究专家李伟江教授病重临终时，他的寸步不离，日夜守护。
渡过了初到深圳沉寂、创作停顿的五年之后，爱成忽然奋起，焚膏继晷，不一日断辍，迅速攀升，进入学术才情的爆发期，写出多部专著和合著：《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文化》(2005年)、《广东九章》(2006年)、《深圳九章》(2008年)、《四重变奏》(2009年)、《新文学与旧传统》(2010年)、《深圳：以小说之名》(2014年)。
“坐拥深圳文学书城”的于爱成，在《深圳：以小说之名》中，以维护“美学尊严”和“人性尊严”为评判高下的两个坐标轴，对30多年来深圳一线小说家的几乎全部作品进行了精研细究，初步完成了他的深圳文学经典化的个性化初选。该著对文本的细读，对深圳文学所由产生的现代化背景和现代性焦虑的分析，并以资作为中国新城市文学现代性转型和现代化寻路参照的宏阔视野和学术理路，都是我欣赏的。可以毫不夸饰地说：这是一本全方位覆盖深圳文学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小说史记和小说通览，凸显了深圳30年城市与小说的丰富和多元、多样和多义。正如于爱成说的，这是他“写作生涯中，迄今为止准备最久、耗时最多的一部”。在深圳这个坚持持续写作者数以两万计，非持续写作(含博客、微信等即兴写作)者达10万之众的全民写作城市，是难得的第一步，是骄傲的“第一部”，值得珍惜的“第一部”。《深圳：以小说之名》显现的志向、豪气和艰辛，令人神爽。
80多年前，艾略特一直在寻找一个公式，即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发达的事实感”。于爱成在深圳小说研究中，尊重事实，注重分析，言必有据，以追求真理为使命，作为一个独立研究家的缜密、真诚和自信，很值得点赞。
在写作追求上，《深圳：以小说之后》用“发达的事实感”，以相对自由化的结构、散文化的笔调，在文体分析及理性宏阐的会通之处，以历史观照与现实关怀佐证其说，以知人论世与凌越时空点缀其中，写得磊落明豁，读来兴味盎然。
“鲁体粤用”，新鲜如春笋破土，坚实如钢鼎札地，此之谓也。
注释：
(1) 黄树森：《黄说》，广东教育出版社，2014。
(2) 陈小奇、陈志红：《中国流行音乐与公民文化》，广东出版集团新世纪出版社，2008年。
(3) 于爱成：《深圳：以小说之名》，海天出版社，2014年。
(4) 于爱成：《从流行音乐看中国》(韩文版)，韩国学古方，2005年。
2015年1月20日于广州东山
(黄树森，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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